江汉关人事体制研究 吴成国 张宁[摘 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确立了洋员治关的体制，这是旧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一部分晚清时期，江汉关税务司和高级职员几乎都是洋员，华员只能从事辅助工作民国时期，华员在海关高级职员中的比例缓慢增加一战期间，外班钤子手岗位开始招募华员与其他海关相比，江汉关崇洋抑华的问题更为严重大革命期间，江汉关华员组成工会，发起维权运动此后，江汉关华员在高级职员中逐渐占据多数，但管理层仍由洋员把持直到抗战结束后，江汉关复关，管理层才基本实现中国化[Key] 海关；江汉关；税务司；人事体制；中国近代史；海关史[] K25 [] A [] 1002-8129（2018）07-0073-09中国近代海关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行政机构自1859年到1949年，历任总税务司都是外国人，抗战前各地海关税务司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也是洋员1943年以前，外籍总税务司的地位、海关的核心职能以及各地海关的设立，是旧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通商口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洋员治关是旧海关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各种海关史研究论著多有涉及，但专门的研究寥寥无几孙修福编译的《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基本将历年各关高级职员的国籍梳理清楚[1]，刘晓江的硕士学位论文初步研究了近代海关的华员问题[2]。
但迄今为止，尚无对某一海关洋员华员构成及其结构的专门研究旧海关的人事体制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背后是勃兴的民族主义浪潮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抗争本文以内地最重要的海关——江汉关为切入点，通过洋员华员结构的变化，剖析海关人事体制的变革一、江汉关洋员治关体制的形成1858年，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就海关管理做出了规定，成为此后90年中国海关制度的条约基础一是海关属于“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管辖的中外交涉领域，这是后来由总理衙门而非户部管辖海关的缘由；二是“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各口画（划）一办理”[3] 118、135、139-140此前，上海已由外籍司税负责江海关的夷税（对外贸易关税）征收1859年5月，江海关司税英国人李泰国就任“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职权为“悉照条约画一办理各口，新建税务司统归钤束”，管理在通商口岸设置的征收中外商人进出口贸易税的“新关”（洋关）[4] 58-601861年1月，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中外交涉和通商事务，海关改辖于总理衙门6月，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并得到领班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议政王奕信任，从此独揽海关大权。
1864年颁布的《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正式规定，所有海关外籍职员的任免和调派“均由总税务司作主”，总税务司只向总理衙门汇报海关事务除了总理衙门以外，不论中央或地方机关都不能对总税务司发出命令，总税务司也不接受来自总理衙门以外的命令其他机关对于海关如有申诉，只能经由总理衙门转饬总税务司札行各关办理这就把海关系统从清政府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而总税务司署也就成为清政府行政系统中的独立王国了”[4] 101至此，洋员治关的体制确立江汉关税务司和高级职员的组成和变动，充分反映了洋员治关的特点从1862年到1911年，共有23人先后担任江汉关税务司（代理税务司、署理税务司）其中，英国籍17人，美国籍2人，法国籍2人，德国籍2人19人曾任副税务司（署副税务司）其中，英国籍14人，法国籍2人，美国籍1人，瑞士籍1人，意大利籍1人40人曾任头等和二等帮办，其中英国籍27人，美国籍4人，法国籍2人，西班牙籍1人，日本籍1人，国籍不明1人，中国籍4人18人曾任头等和超等总巡，1人曾任专职邮政司其中，英国籍14人，德国籍2人，美国籍1人，瑞典籍1人，丹麦籍1人4名任帮办的中国人仅出现在1906年，他们是头等帮办前班卢祥（1874年进入海关）、二等帮办前班涂庆祥（1877年进入海关）、二等帮办后班章少铭（1855年进入海关）和二等帮办后班何兴发（1887年进入海关）。
前3人在海关工作30年以上，章少铭更是新关改制前就进入海关，1906年应已垂垂老矣，此次很可能是他退休前的一次象征性提职[1] 192-199上述晚清时期江汉关高级职员，剔除重复者，共有98人其中，英国籍69人，美国籍8人，法国籍6人，德国籍4人，瑞士籍1人，意大利籍1人，瑞典籍1人，丹麦籍1人，西班牙籍1人，日本籍1人，国籍不明1人，中国籍4人江汉关的华员人数远超洋员，但一般只能担任辅助性的事务工作从1876年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每年编印《新关题名录》（CHINA IMPERIAL MAR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详载各关人员配备情况当年江汉关职员配备（DISTRIBUTION OF STATE）如下：税 课 司（REVENUE DEPARTMENT） 華 洋 职 员 （共104人）：内 班 洋 员（Foreign In-Door）：税务司、头等帮办、二等帮办、三等帮办、四等帮办，共7人外 班 洋 员（Foreign Out-Door）：头 等 总 巡、二 等 验 货 员、三 等 验 货员、头 等 钤 子 手、二 等 钤 子 手、三 等 钤子手，共14人华员：各等供事、文案、书办、技员、仆役共83人。
船 钞 部（MARINE DEPARTMENT）华洋职员：华员：技员16人总计120人另有一位医员（SURGEONS）立德（A.G.Reid，英国人）[5] 90-93薪酬待遇方面，近代中国海关以金饭碗著称，实行高薪养廉但洋员与华员的待遇差别很大，这主要由于职位高低有别；同时也考虑到洋员母国收入较高，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才能招募到高素质人才，但其中亦有很多不合理的安排在19世纪70年代，税务司年薪在3000～9000两（按：海关两）之间，内班各级帮办年薪在900～3000两之间，外班头等总巡年薪2400两，最低等级的洋员——三等钤子手（全海关有80名）年薪也有600两但内班华员薪水超过600两的只有同文通事和帮办同文通事，全海关也只有35人[6] 85-92绝大部分华员充任的各等供事、文案、书办、技员、仆役，年薪不过数十两至一百数十两之间当然，数十两的年薪在当时也是体面的收入而且，为保证海关薪酬不被银价下跌带来的通货膨胀所抵销，海关数次上调年薪和补贴1907年，三等钤子手的年薪涨至960两，最低级别的试用华员供事年薪360两，相当于最好的木匠和泥瓦匠月薪的3倍多[2] 23-28除薪酬外，海关还有多种津贴、奖金和酬劳金，也更照顾洋员，如华员房租津贴本来较低，在1907和1911年又全部取消[7] 105-106。
洋人治关虽有诸多令人诟病之处，但赫德确实将海关打造成清朝仅有的高效廉洁的机构，其章程周密、管理严格无论华员洋员，入职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由于中外贸易规章和各种新式海关业务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洋员的作用难以替代1868年，赫德认为“再过半个世纪，中国可能仍需洋员充当吾等今日之职位，但以为此等情形会一成不变实乃荒谬，可以断定吾等后继者迟早会为华员取而代之” [6] 61他曾想训练一批“知晓通商事务”且精通英文的华员同文通事，以便将来提升到海关高级职员岗位但后来担心华员舞弊，便要求任何海关验单与准单必须由洋员查核，未经税务司或一名内班洋员签署一律不得发出1875年，海关取消华文通事，放弃了培养华员高级职员的计划[4] 155-156二、洋员治关体制的延续和微调洋员治关体制是旧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一部分清末，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避免瓜分豆剖的命运，维护利权，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强音洋员治关的体制开始受到冲击当时，从中央政府的新派大员、封疆大吏到新兴报刊舆论，对海关的众多非税业务以及海关代表的不平等关税体制啧有烦言1906年，清政府突然宣布由新设的税务处接管海关，发出了明显的变革信号。
此后，清廷相继从海关收回博览会主办权和大清邮政管理权，海关权力开始受限税务处设立后，海关出现了一些改革人事体制的迹象1907年，赫德发布 “为饬知有关华洋员工分工事”通令，强调“洋员人员绝不可能继续无限增加，大部分工作必须由通晓英文之华员承担……建议在各关统计、会计及文书各部门中多录用华员，减少洋员”[6] 590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限制洋员数量增长在危机感的推动下，赫德开始提拔华员到高级职员岗位，如任命张福廷为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员帮办10人[8] 501908年，赫德离职返英，税务处通知代理总税务司裴式楷开办税务学堂，由一名中国官员和一名外籍税务司共任学堂总办，为海关培养华员人才[6] 608辛亥革命期间，总税务司安格联在英国公使朱尔典和北京公使团的支持下，劫夺了海关税收保管权而后，袁世凯政府认可了这一不正常时期的权宜之举总税务司保管、分配海关税收遂成为定制总税务司背后，是公使团和汇丰银行代表的外国金融资本从袁世凯到北洋政府，都借用总税务司保管关税的“信用”，大肆举借外债和内债总税务司还掌握拨付关余（关税收入扣除债赔各款的余额）的权力北洋政府要动用关余，需先向公使团“请求商拨”，而公使团往往听取安格联的意见。
总税务司本应是中国政府的雇员，现在反客为主，成为“太上财政总长”这样，洋员治理的海关成为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缩影，自然也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后来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回忆说：“北伐告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当时朝野对于海关方面指摘殊多有谓中国海关俨然成为政府中之政府，不啻为列强驻华使馆之附属物，甚至谓总税务司之一言，其效力等于财部之成法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之命运，实操于总税务司之手；且海关收入，则尽存于外籍银行，致其在华势力日益雄厚，华商银行，坐令向隅；其海关高级职员之任命，只限于外籍关员当时朝野一致有彻底改善海关组织之主张[8] 192既然海关已成为中国政府内部的独立王国，赫德晚年确定的逐渐培养提拔华员的主张也就偃旗息鼓了清末，税务处为培养人才，以便将来逐渐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于1908年成立税务学堂（1913年更名为税务专门学校）当年，税专第一届26名学生毕业，税务处建议将他们派充为海关帮办，但安格联称帮办编制不足，改让他们到海关实习一年实习期满后，仅4人升为额外帮办，其他22人只委任为四等供事[2] 56安格联在位16年，海关又回到崇洋抑华的老路上他严格限制华员晋升高级职员，但不得不任命税务学堂毕业生为内班帮办，因此低级帮办的华员人数增加较快。
随着低级华员帮办资历的增长，最终有更多人晋升高级职员1915年，四等帮办中的华员人数（37人）超过洋员人数（28人）1919年，三等帮办中的华员人数（24人）超过洋员人数（18人）在内班高级职员中，二等帮办的华员人数从1922年开始明显增加，1923年达到23人，第一次超过洋员（22人）但税务司和副税务司都是洋员，超等和头等帮办职位也由洋员把持与全国海关的大趋势相比，江汉关崇洋抑华的情况更加严重1906年时破天荒地提升了4位华员高级帮办，即卢祥、涂庆祥、章少铭和何兴发到安格联时期，只剩下1名华员帮办章少铭，其职位始终是二等帮办后班，1918年去世前才升任二等帮办前班章少铭去世后，当年提拔郭正乾为二等帮办后班，次年调离此后直到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前，江汉关再无华员高级帮办[1] 197-203崇洋抑华的另一个表现是华员洋员薪金和福利待遇的差距内班华员帮办的薪水约为同级洋员帮办薪水的70%，外班华员的薪水为同等级洋员的80%到95%之间由于洋员多为较高级别关员，而华员级别大多较低，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洋员和华员待遇差别还表现为各种福利的不同在江汉关，内班华员待遇稍好，待遇最低的是外班华员和杂役。
民国初期，汉口百物昂贵，之前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