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 ——“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黄平 主持人的话：本期好像是“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专场发表了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黄平的《从“劳动”到“奋斗”》、以及去年12月上海大学蔡翔教授主持的“1980：场域与历史关联”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文章《方法、视野与可能性》黄平的文章值得一读他认为通过对近年来最受争议作家之一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重读，可以反思80年代“改革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所遭遇的困境，这就是“劳动者”向“劳动力”身份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主人公孙少平显然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个普通“劳动者”命运的缩影从“劳动者”到“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视为“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移由此，“劳动”丧失了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改造世界”的面向越来越弱，“改造个人”的面向越来越强，“劳动者”的“劳动”被深深嵌入到不断固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变成不及物的生存手段蔡翔主持的会是又一次尝试性的深入，与会者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和问题的讨论，以及各自存在的差异性，都能唤起人们对目前当代文学史研究活跃状态的注意。
张堂锜先生是位台湾学者，他的论文《湖畔诗社研究若干问题考辨》没有大段的理论推演，也没有炫目的语言表达，而是扎扎实实，用大量可靠的史料说话，显示出我国传统治学路径的活力与他本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值得推荐程光炜栾梅健）一、“励志型”读法：从“劳动”到“奋斗”初冬的风呼呼地刮着，夜色从大地升起，渐次笼罩着茫茫的大平原望着眼前的一切，我进退两难，欲哭无泪，心情降到了冰点就在这困难的时刻，我蓦然想起了路遥，想起了《平凡的世界》里在街头秋风秋雨中茫然无路却咬牙坚挺的孙少平①最让我感动的是书中主人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它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它并勇敢地走下去②那些打工者，我的采访对象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是从这种盗版书上读路遥的，他们喜欢路遥的作品，它为他们艰苦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层希望的亮色和奋斗的力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路遥是谁，甚至连路遥和琼瑶都分不清楚③以上所摘引的，来自于李建军主编的纪念文集《路遥十五年祭》，以及邵燕君所组织的北京大学一年级某班的读书调查报告几位研究者使用这些材料，意在证明路遥的作品，尤其是受到学界“冷遇”的《平凡的世界》，在广大普通读者那里受到了欢迎。
不必引述他们具体的分析，面对《平凡的世界》数十次的再版，几百万册的销量，这近乎是一个“常识”④当年退掉《平凡的世界》的《当代》编辑周昌义就曾感慨到，“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⑤一方面是在大刊上无法发表⑥，问世之后又长期被当代文学史所忽视⑦；一方面是在普通读者群中广泛传播，无论销量或声誉都令人吃惊《平凡的世界》所带来的这种“分裂”，让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颇为尴尬，有的研究者据此提倡路遥的精神境界与人道主义情怀，有的研究者则将对于路遥的怀念批评为是一个“仪式”限于文学观的不同，对于“路遥现象”，研究者有各种分歧与讨论然而，一个必须破却的前提，就是将其限于文学内部予以阐释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读者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爱，不是出于文学的理由，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人生之书”如同笔者所引述的，普通读者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读后感，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是“奋斗”，“《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⑧路遥的读者群，有着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对于底层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阶级限定的想象性的满足对于《平凡的世界》这种“读者接受”的方式，笔者称其为“励志型”读法。
《平凡的世界》广泛传播所触及的“真问题”正在于此，正是在这种“励志型”读法的作用下，《平凡的世界》在学界长久的忽视之外，依然保持着特殊的“经典地位”，以及作为“常销书”典范的巨大销量然而，这种被视为“自然”的“读法”，高度关联着90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市场”丛林法则、城乡二元对立、贫富差距剧烈、社会福利缺失、资源高度集中、利益集团僵化——底层的“流动”越来越艰巨，越来越依赖于“超强度劳动”，“精神”的力量因此被不断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励志型”读法可以被视作“90年代”的一个发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常销”真切地理解路遥，必须意识到，无论是路遥面向时代写作的文本自身，或是作为社会症候的“路遥现象”，都是高度嵌入在80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当下重读《平凡的世界》，不仅仅要在“新批评”的意义上“细读”文本，而且要重视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读法”的“再解读”；或者直接地说不能仅仅将《平凡的世界》看作一部封闭的“经典名著”，而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视野中予以把握——无论是作家的“写什么”与“怎么写”，或是读者的“读什么”与“怎么读”，都是与“历史”密切互动，联系着“改革”这个“三十年”的“关键词”。
正如罗岗所分析的，“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开放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⑨从这样一种“形式”与“内容”或者说“文学”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入手，笔者尝试重读《平凡的世界》从“励志型”读法返顾《平凡的世界》，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孙少平们的“劳动”——不能被轻易替换成以承认既定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奋斗”⑩90年代以来的“励志型”读法，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回避了劳动主体之外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劳动”持有一种褊狭的理解：“劳动”被理解为嵌入固定经济结构之中的“工作”，孙少平们的“奋斗精神”被想象成“个人奋斗”式的自我实现某种程度上，孙少平被读成了来自黄土高原的“外省青年”，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堕落”的“拉斯蒂涅”然而，孙少平绝对不是“拉斯蒂涅”的延续。
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孙少平从来没有尝试以“爱情”作为超越“阶级出身”的手段，换句话说，孙少平拒绝在婚姻市场上将自己的情感与身体资本化将一切可以出卖的与不可以出卖的一切推向“市场”，是“漫长的19世纪”的“价值规律”，鲍赛昂子爵夫人对于拉斯蒂涅的教育痛快干脆，“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但是和站在高老头的墓穴前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眼泪的拉斯蒂涅不同，面对更好的“机会”，省委副书记女儿的爱情，孙少平更看重的，不是寄生虫（无论是家庭或是体制的庇护）的虚荣，而是劳动者的尊严——他是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如同叙述人就此感慨的，“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11)甚至于，他宁可蹲在黄原城的东关大桥头当个揽工汉，或者在铜城大牙湾煤矿地下一百米的掌子面上挖煤，也不会考虑借助田晓霞的关系，实现自己的“成功”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12)和当下北京、上海野心勃勃而不惜手段的外省青年相比，孙少平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我们这个丧失记忆的时代深处二、“劳动”的双重面向：改造“个人”与改造“世界”理解孙少平，必须回到80年代“改革”的历史语境。
改革”对于“劳动”合法性的承认（比如作为“改革”的“起源性神话”，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小岗村(13)的叙述），题中应有之义，在于历史主体的“解放”孙少平们的“劳动”，必然包含两个面向：改造“个人”与改造“世界”换句话说，“改革”所召唤的“新人”与“新世界”，是在互动关系中不断形成的劳动”作为历史实践在改造着劳动主体的同时，也在改造外在世界进一步说，在“改革”肇始阶段不乏天真的想象中，改造世界也许更为重要，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一直存在，只不过是被“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住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首先是针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确实是一场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社会主义，那是荒谬的14)甚至于，“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5)“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6)由此，在“改革”的语境中，以“解放思想”的方式改造“个人”，以“体制改革”的方式改造“世界”，“改革”所展开的“新世界”，充满着巨大的可能性。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可能性，故而要“摸着石头过河”，故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呼唤着孙少平与孙少安们的“大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为什么“80年代”如此让人念念不忘，不是结果，而是承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不仅仅关注孙少安、孙少平的命运，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作为“改革派”的田富军们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囿于“纯文学”的限定，将其理解为“败笔”，“笔者感到纳闷的是路遥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中出现这些中央、省地级干部呢？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的篇幅？就这部小说来说，这些情节完全可以删除，不但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会加强其艺术水平17)“而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于作者的想象，显得苍白而无力18)如果不在“改革”的语境中重读《平凡的世界》，而是仅仅谈论“艺术”，田富军之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然而，这是路遥所理解的文学的必然性，除非不写，如果写了“孙少平”，必然要写“田富军”作为“最关心、思考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19)（对路遥而言，这绝对不是敷衍之辞）的作家，这种“必然性”粗砺沉重，不是“精致的瓮”所能承担的。
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自上而下”，离开“改革派”的呼应，难以想象孙少平一家乃至双水村命运的巨变换句话说，《平凡的世界》可以也应当被读成“双主人公”：田富军与孙少平所形成的共同体列于“改革”的承担然而，孙少平被解放出来的“劳动”的历史实践，所包含的“改变世界”的面向，不断地被弱化在《平凡的世界》中，这还是一种暗示甚或寓言，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点成为坚硬的现实在这里，先不必检讨9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调整(20)，就以《平凡的世界》出发反思“80年代”，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田富军”和“孙少平”缺乏有效的关联方式小说中二者的联系，仅仅是通过田晓霞的“爱情”，这种“爱情”又是高度去阶级化的，更近似一个空洞的能指对于田富军而言，孙少平的存在，依赖的是虚拟的想象性，而且是通过热恋中的女儿难免带有虚幻、夸张色彩地“转述”：“我从晓霞的日记中知道了你”21)饶有意味的是，他把田晓霞的日记——作为“遗物”——比较罕见地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处理：“她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感情的，就由你去保存22)在似乎体贴、关心孙少平内心创痛的同时，这也是失去女儿的父亲对于外在于这个家庭的异质性因素的排斥，毕竟，孙少平始终是“局外人”，田富军对于彼此的界限，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非常清醒（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表达当然是一种“政治不正确”）。
某种程度上，凭藉田晓霞的关联，田富军（“改革派”）曾经是孙少平（“改革之子”）“假想的父亲”，但这种饶有意味的“父子”关系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