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权力九江职业大学 石舞潮摘要：自从福柯以来，语言、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倍受人们关的问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 ”1本文就试图透过对一些语言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来认识权力在语言、文学领域中的运作，以便加深我们对语言与文学的理解关键词语：语言、文学、权力一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人性的特点的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2人是语言的动物，正是语言使人区别于一般的动物——语言水平的交往，不仅是人的交往与其他动物的交往行为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人脑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进步的一次质的飞跃， “是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的第一次肯定” 3在这一层意义上，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语言既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又是人类思维的内容作为思维的工具， “语言对人的精神产生强有力的、生动的影响” 4 它所包含的语言素材、结构规则和模式，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情感表达方式，包含着该语言集团对世界的主观见解；又反过来对使用该语言的个体及集团的世界观和思维、情感表达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德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洪堡特声称：“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民族语言” 5作为思维的内容，语言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正是通过它，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才得以保存、传承和发展接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一个文化的承诺——接受一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6正是因为语言具有这种特殊的、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所以，语言向来就是各种权力与利益激烈竞争的角逐场：“最精微的、最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因此也是最令人难以抗拒的对人实施压迫的方式，就是语言的控制与压迫” 7——对语言的控制与压迫，就是建立思想、文化霸权，开展思想、文化殖民运动的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征服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最彻底的征服策略，就是取消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以此来割断被征服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真正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即他们共有的思想观念、道德传统和价值标准而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语言，是维系这种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一旦这根纽带被割断，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了来赖以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基，从而成为一盘散沙殖民征服的另一个征服策略，就是压迫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把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排挤到正式的官方语言之外，使它处于边缘地位；而外来语言则凭借着殖民势力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的强力支持，获得了正式的官方语言的地位而被广泛传播与接受。
在殖民主义势力长久的、令人难以抗拒的语言压迫之下，被殖民者完全可能逐渐淡漠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记忆，直至完全忘却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从而不得不从1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 《社会的构成》 ，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410 页2 《春秋•毂粱传》3 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知识出版社 1992 版 第 5 页4 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 1992 版 第 58 页5 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 1992 版 第 65 页6 帕默尔 著《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83 版 第 115 页7 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知识出版社 1992 版 第 23 页先前在政治、经济上对宗主国严重依赖，进一步在精神、文化上沦为宗主国的附庸，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被殖民者——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彻底熄灭的根本性标志，就是语言的消失语言领域的权力斗争，不仅是在不同语种的不同民族、种族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而且在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各亚语种和不同方言之间——也同样存在这十分突出地体现在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中。
对于民族共同语，语言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民族共同语是一个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果单从语言内部的继承、流变和发展来看，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共同的自然、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不同方言之间，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天然会有相近之处而民族共同语作为通用语言，必然在各个方面与各种方言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但是，如果从民族共同语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完全排除社会政治、经济等种种权力因素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至少在汉语世界里，从先秦时代“百家殊方，言谈异声” ，到秦统一文字、努力促进民族共同语形成的过程，是人为的、权力作用的结果，而非语言自身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中国先秦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语言文化繁荣局面，根本上是因为各种语言（方言）所代表的实力集团之间处于权力的均势，谁也不能命令或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意愿因而，各种语言、文字就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机会——所谓“争鸣” ，实质上就是各种语言（方言）之间对于语言控制权与文化统治权的争夺——而秦国之所以最终获得了语言的控制权与统治权，能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天下书同文” ，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它打破了七国并峙争雄的权力均势，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强力后盾，获得了号令天下的绝对权力。
在秦王朝统一文字之际，中国至少有五至六种以上不同的文字，而被作为标准的、统一的文字推广的只有“秦篆” ，其余的则被消灭那些被消灭的文字之所以被秦篆取代，并不是它们自身本质劣于秦篆——“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不在于外部声音和感性符号的不同，不在于对某一事物的称谓不同，而在于它的内蕴形式所取的对某一事物的观点不同，即世界观的不同” 8而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是多元化的所以，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种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语言的优劣——而是因为它们所属的集团或族群所处的权力等级相对较弱，而被迫接受强权的统治尽管强秦凭借专制政权的支持而统一了文字，但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建立民族共同语的目标， “四方之民，言谈异声” 9的局面根本没有得到改变只是直到最近，在中央政府动用多种社会资源、长期坚持推广“普通话”的努力之下，我们才拥有了所谓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然而，当前各地方言的活跃却与政府推广普通话的努力构成了一对有趣的矛盾——它表明：所谓“普通话”仍然不是一个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这种不协调，我们从“普通话”这一概念本身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中也不难感觉到所谓“普通话” ，表面意思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通用话语。
而《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普通话”的解释却是：以北京话的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汉民族通用语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对矛盾，即所谓“普通话” ，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方言既然是一种方言，又何来普遍通用之说？这表明：普遍通用并非“普通话”的现实状况，而是它的一种愿望与要求——一种力图超越自身的地域限制而获得对其他方言的统治权的愿望与要求为了确立所谓普通话的统治地位，并适应它普及与推广的需要，权力制造了“普通话/方言、土语”这样一个二元对立话语在平常意义上 “普通话”这一概念所谓的“普通”8 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 1992 版 第 63 页9 东汉 许慎《说文解字》是“一般的，没有突出特点” ；方言是“有突出、明显特点的” 而在“普通话/方言、土语”这一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下， “普通话”是正统、高雅和文明语言的代表，因此“没有突出特点”这一修辞在此就变成了“规范的、标准的，没有缺点”的代名词；与之相反， “方言、土语”则是粗俗、混乱，模糊、无序的语言的代表，因此“有突出特点的”在这里也就成了“有明显缺点”的代名词这样，通过制造“普通话/方言、土语”这个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就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普通话之于方言、土语的优势地位与统治地位。
与之相适应，在权力所确立的意识形态中，讲普通话被认为是文明的，有修养的行为，而讲方言土语则被贬斥为没有文化、缺乏修养或者不尊重人的行为，并因此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鄙视上文已经说过，就语言的本质而言，不同的语言（这里包括不同的语种、同一语种里不同的亚语种和不同方言）之间，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作优劣之分的更何况， “语言在现实中只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语言实际上总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而存在，而且只是以最个别化的形象，即方言、土语的形式出现 ”10与所谓“普通话”相对立的方言、土语，作为处于权力等级中较次等地位上的、受压迫的语言，还能够生生不息、蓬勃发展，这就足以证明它的存在自有其天然的合法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权力对于“普通话”之不言自明优越性与正统地位并没有十足的信心，对于普通话是否会如其所愿地在民间被自愿而广泛地接受也没有明确的把握所以，它不只是制造出“普通话”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话语，还以强大的政权力量为后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强制推广它比如，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进入某些职业圈当然，权力在普通话的推广过程中更多是以隐蔽的方式运作比如，尽管它没有\强制性地要求每一个都能听、能讲普通话，但是，它决不会在大众教育中为了方便群众而采用方言、土语作为工作语言，也决不会在大众传播过程中采用方言、土语来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或编写报刊杂志。
这样一来，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不学习普通话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许多受教育的机会；等于自动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然而，尽管权力一再强调“普通话”的优越性和重要性，但民间并不认同权力所确立的“普通话”的优越性与统治地位在南方的乡村里，普通话一般被称为“官话” ，讲普通话则被称为“打官腔” 在这些地方，讲普通话不仅不会被认为是文明的、有修养的行为，反而会被认为是标榜自我身份与地位的自大行为，是看不起乡下人的骄傲举止，并因此而遭到人们的抵抗在这些地方，打官腔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周围的人们当作假洋鬼子孤立起来了：人们对他不予理睬，即使他们完全能够听懂“打官腔”者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也会佯装什么都听不懂而回避与之交谈，或者干脆就直接、正面指责他“不要打什么官腔” 这是方言为保卫自己的权力空间而对“普通话”进行抵抗的较为普遍的方式即使是在较为开放的城市，尽管“普通话”的推广开展得颇有成效——几乎人人都比较高标准地掌握了“普通话”——方言也还是为自己保留了很大一块自留地比如在上海，方言在许多行业和机构中至少是仅次于“普通话”的第二大工作语言对于在公共机构中工作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他们有着两个几乎等域的、平行的话语空间：工作时他们讲“普通话” ，回到自己生活的社区他们就讲上海话；或者在工作中他们本地人之间讲上海话，而对外地人讲“普通话” 。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是方言面对“普通话”所代表的强权势力所采取的一种世故圆滑的、有所保留的妥协态度如果我们愿意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它至少也是方言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空间而对 “普通话” 进行的另一种抵抗——消极的抵抗二既然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是如此密切，那么，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不可能处于权力之外的真空里自由地嬉戏正如波德来尔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派的幼稚的乌托邦拒绝道德，10 转引自申小龙 著《语言的文化阐释•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知识出版社 1992 版 第 7 页甚至还拒绝热情，现在必须让它绝育了……艺术与道德和功利都是不可分的”——相比于语言之与权力的关系，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往往更直接、更明显为了利用文学来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各个时代的统治者都颇为大方地豢养自己的御用文人：通过给予优厚的物质享受和比较高的政治地位，来买通他们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宣扬统治阶级的功德，这样，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扶持下，就形成了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学官方文学势力不只是受到来自官方的政治、经济支持，而且还作为官方权力与利益的代言人控制了文学、艺术的传播媒体，并以此来压制来自民间的进步作家：控制出版行业和发行渠道，建立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封杀具有挑战权力威性之倾向或损害统治阶级利益之可能的文学作品；把已经出版发行的，具有蔑视权力倾向的作品列为禁书，禁止其流通或再版；更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