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设计理念与终极追求一部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概念演绎与逻辑进程几乎完全纠结在“革命大众文艺” 、 “普洛大众文艺”这样一个形式范畴和叙述话语之中—— 每一个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每一个“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实际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几乎都无例外地感受到革命大众和革命大众文艺的无比威力，都曾仰视或膜拜过它的崇高，都不得不敬畏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历史运动与思想风暴的正义性与普适性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革命大众的一场空前的盛宴，也是革命大众文艺历史中壮丽辉煌的最高境界，她的核心审美理念正表现在一个最广大的“普及”和实践层面的波澜壮阔她的精神资源与政治威望从主流意识形态论定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那场著名的“讲话” ，而她的最初的源头实在应该追溯到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理念这个理念生发一批文章，结撰成一套形式粗放但又表述简练的理论阐述纲目，一套垂直的形式逻辑支撑起的僵硬的思维体系和一场以工农大众审美旨趣为指针的文艺普及运动她的发生与发展正是在那个令许多文艺老人无限眷恋，而又百端感慨的“三十年代”！她的要义还规范了后来直接与“国防文学”作精神抗争与政治分裂的另一个有关御外的文艺运动的著名口号。
——尽管“普洛大众文艺”发展到最光辉灿烂的“文化大革命”时，瞿秋白本人正受着毁棺戳尸的历史惩罚，但它最初的理论力量与正义内涵却深深地影响和左右了中国一代二代甚至三代的左翼文艺工作者 《讲话》的工农兵方向与革命大众文艺运动的大旗的底色是瞿秋白精心涂抹上去的，即是说这一整套的瞿秋白话语的认知逻辑及其蕴蓄着的精神指向，她在理论层面的文字表述上今天看来却很难觉察出有过什么性质挪移和变动，她的核心内容除了一开始就摒弃了“民族的” ，其余部分也没有发生什么悄悄的改造与变形今天我们重温与思考瞿秋白三十年代倡导的“普洛大众文艺”的设计理念与终极追求，也正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农兵文艺、党的文艺及其衍生的概念口号及包孕的政治内容与政策走向作一个清晰的历史清理与爬梳，以求获得一个客观而公允的人文理解，并对这一场从涓涓细流发展暴涨成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的历史作出科学学术层面的解释 （一）“五四”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化的性质从“旧”的变成了“新”的，从“死”的变成“活”的，从神的、鬼的变成了“人”的，即是说她改变了中国文化思想内容的走向和叙述表现的方式，从而使中国社会在观念形态和判断力上从“传统”开始走向“现代” 。
但是关于“五四”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性质和领导阶级（甚至领导者是哪几个人）的争论或者说“争夺”却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大问题，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前期，在这个大问题上还酿出过十分荒诞滑稽且令人胆寒的“批判事件” 事实上从二十年代开始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理论家与宣传家们倒是十分明确地将“五四”的性质定为“资产阶级” ，因而也顺手将“五四”的领导权拱手让出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到“七大”前夕，毛泽东公开表示“陈独秀是‘五四’的总司令”时，才传出两个新的信息：“五四”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 陈独秀当年还是我们的人四十年代争执的结果，中国的文化界、政治界的左翼和右翼各坚持一个自己的“五四” ，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几乎从二十年代开始几乎年年都纪念“五四” ，年年都写“五四”的文章和作“五四”的讲演，四十年一贯[①]；而我们的左翼文化队伍自四十年代起自然亦有每年纪念“五四”的仪式或方式，思想教育与理论宣传内容上各有侧重，灵活地融入新的政治形势下的现实的工作内容这个问题需要做一篇专论，这里不拟展开提到这一层分歧，目的在引出“五四”后期“革命文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路线，而“革命文学”的诞生正是“普洛大众文艺”最纯正的渊源，即血缘最近的雏形。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都从文化的自在实践与革命的终极要求上觉察到“五四”文学与普洛革命的互不相容的本质与同床异梦的追求，1923年起《新青年》 、《中国青年》等党内理论刊物已经提出了“新文学”须增添“革命”内容的现实要求恽代英在1924年5月的《中国青年》第31期发表《文学与革命》 ，1924年11月6日沈泽民在上海《国民日报》发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 ，1925年蒋光慈在《民国日报》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1925年5月沈雁冰在《文学周报》连载《论无产阶级艺术》 ，郭沫若在1926年5月在《洪水》半月刊1卷3期上发表《革命与文学》 ，鲁迅在1927年4月8日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10月21日在《民众旬刊》第5期发表《革命文学》 ，1928年1月24日又在《语丝》周刊4卷7期发表《文艺与革命》 ——这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先行者和共产主义早期领袖都明确地将“五四”新文艺的方向扭到了“革命”的一头来尽管这些人之间还有互相的讨伐与攻讦，最刺眼的即是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人对鲁迅的攻击，言词激烈，声势凶猛，当然鲁迅亦有反击， 《“醉眼”中的朦胧》 、 《革命咖啡店》 、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对于那些没有“五四”底气与功力的狺狺攻击者来说，不啻是威力强大的重武器，实力的对比是不言而喻的。
——好在很快“误会”解除，在更高的领导层的引导下，大家牵手和好，成立“左联” ，扬弃前嫌共同“革命” —— 共同“革命”的首度策略探讨就发现了“大众”：“工农大众” ，或是“普洛大众”——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立即与“革命文学”方向拍合在一起，这就是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最近的源头[②]瞿秋白的理论资源大多在新俄与旧俄，在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亚陀拉茨基，知识谱系直接承衍“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组织生活经验”和“集团艺术力量” ；国内同道们的讨论则仅仅限于大众文艺形式问题诸如此类小小的智慧成果与经验积累，裨贩了一些日本福本和夫、青野季吉的左倾理论皮毛和藏原惟人的“二手货”的“拉普”艺术观，远不值得他认真去注意与总结的左翼文艺及其理论队伍提出的革命文学无疑脱胎于“五四” ，但又告别了“五四” ，力图超越而去，在思想宗旨与价值取向上与“五四”分袂歧路，各奔前途性质上方向上的筋骨血脉大抵是分得清的：从“五四”到无产阶级“五四” ，从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人道、人性到阶级性，从人的文学到阶级文学，再漫衍开，从自由到不自由，从文艺公心到革命工具，审美形式上也连带必须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
——这一切原正是瞿秋白从新俄受到共产主义思维熏陶回国后的第一层觉悟，他要求中国的新文学界（理论界与创作界）剥去“五四”这层皮，为创造无产阶级的新“五四”做出点实绩瞿秋白对国内左翼同道们的对革命文学理论的阐释与发挥是远远不满意的，当然对他们的创作更是觉得幼稚粗陋，而且思想观念与艺术表现上错讹比比显然，国内左翼“革命文学”的圈子里尚没有“普洛大众文艺”的概念，更不可能有被这个概念教育觉悟过来的文艺家他觉得他有必要为这个问题认认真真做一番启蒙与教诲的工作1931年初，他在党内政治斗争上败退下来，六届四中全会几乎从政治上宣判了瞿秋白的死刑他寄寓上海，变为了他自己嘲笑过的那一类人物和行当：“吴门吹箫” ——他把全部的注意力与职业兴趣投入到“文艺”这个领域，实际上他在“文艺”上一出手就俨然成了一个举旗领军、导乎先路的领袖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在俄国二年多红色洪炉锻炼成就的一副纯正的共产主义思想筋骨，使他有足够的水平指导出一支“铁流”般的苏维埃文艺队伍而他的江南才子的传统文艺的先天禀赋与胸襟格调又使他从容不迫，长袖善舞，用中国艺术思维的长绳捆缚住人的审美心灵——他具有一副天生文艺领袖的料他领导中国左翼文艺革命驾轻就熟，一开局就进入状态，站在历史设定的岗位。
他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③]就是一张蓝图、一个纲领和与之相配套的完整的政策方针与实施细则，无疑也是我们本文讨论的逻辑起点二）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问题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④]——这是瞿秋白积蓄了多年的一声呐喊，一句憋在咽喉口很久的口号这篇文章前后呼了三次口号：“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但也说清楚了三层意思：一，新文艺和民众即和大众是“向来绝缘的” 、 “工人和贫民并不念徐志摩等类的新诗，他们也不看新式白话的小说，以及俏皮和优雅的新式独幕剧” 二， “诗和小说并不一定是高妙不可思议的东西，什么自由诗，什么十四行的欧化排律，什么倒叙，什么巧妙的风景描写，这些西洋布丁和文人的游戏，中国的大众不需要 ”三，戏剧、小说、歌谣小曲都要用人话说，用人话写， “清清楚楚，头头是道” ， “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 ， “要真切地做戏” ——“中国的大众是有文艺生活的” ，我们的一切文艺“首先要放在大众的基础上” 这篇文章显然只是一个引子，也许就是一篇“急就章” ，对“中国大众”与“革命新文艺”的关系尚不曾有深入全面的考察与周密细致的研究。
一个月之后，瞿秋白写出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约两万字的长文，为这个问题贡献出了自己深切的思考成果和严密的说理体系瞿秋白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普洛大众文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什么空谈的问题，而是十分严峻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 “普洛文艺应当是民众的” ，今天实行这个目标的总纲领只是一句话“向群众去学习” ——群众不需要“五四”式白话文学和诗古文词，也不需要章回体的通俗白话小说，更不需要《七侠五义》 、 《火烧红莲寺》 、 《说岳》 、 《征东》之类的演义小说、小调唱本、说书滩簧——那是些反动的大众文艺，普洛的革命的大众文艺要在向这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中创造出崭新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 ”只有死心塌地地学习，然后才可能谈得上服务当时的左翼文艺界有一种谬论说：不能够把艺术降低了去凑合大众的程度，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瞿秋白严词批驳：“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论调”！“现在的作家难道配讲要群众去高攀他吗？老实说是不配”！——现在唯一的一条道路是：“站在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水平线” ， “造成新的群众的语言，新的群众的文艺” 。
但在政治上则又必须面对民权革命的历史任务，即是说在普及与倡导普洛大众文艺的过程中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要主动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即“普洛大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普洛大众的文艺是必须为普洛大众政治上的最后的翻身解放服务的落实到具体的“现实问题” ，瞿秋白认为，普洛大众文艺的理论问题可分五个方面来谈：一用什么话写；二写什么东西；三为着什么而写；四怎么样去写；五要干些什么一、用什么话写？瞿秋白列此为普洛大众文艺的第一个大问题，足以看出其重视的程度他明确主张普洛大众的新文艺，不能用“周朝话” （即古文文言）来写，也不能用“明朝话” （即通俗章回体小说的白话文）来写，更不能用“五四”式的新白话来写他认为“五四”式新白话是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 ，一种半欧化半文言的人造语，消化不良，囫囵吞枣，仍是新老士大夫的专利，与普洛大众没有什么关系——他主张要以普通俗语、老百姓听得懂又能说上口的现代言语为大众新文学的主体，来写文艺作品，这里其实就是倡导一场新的文字革命， “把自己嘴里的话写出来” ，他认为：“中国的普洛文学应当担负创造这种言语的责任” 二、写什么东西？瞿秋白主张普洛大众文学所要写的大抵有“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 、 “歌曲小调” 、 “通俗歌剧和对话剧” 、说书、连环图画等，即“体裁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 。
——瞿秋白率先示范，曾亲自写过这一类的文艺作品，如说唱《群众歌》 、乱来腔《东洋人出兵》 、无锡调《上海打仗景致》 、上海说书《江北人拆姘头》 、 《英雄巧计献上海》等——当然他自己“五四”式的新诗文仍多是“非驴非马的骡子话” ，他的旧体诗文则充斥“周朝话” 、 “明朝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