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作者： 韩鸿 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关键词： 参与式影像 发展传播┊阅读：5065次┊[摘要]：参与式影像的中国实践已有十多年历史，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尚是空白本文密切关注这一新的影像实践形态，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对参与式影像的概念、来源、操作程式进行了解答，并对参与式影像在中国乡村传播的特殊价值，最新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析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改变传播的不平衡状态，是近年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从1991年起，一种新的草根媒介和传播方式——参与式影像就开始进入中国，并在环保、扶贫等领域中潜滋暗长到2007年，这种新的影像形态已经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台湾“鸟山头影展”等场合多次亮相在国内参与式影像实践方兴未艾的时候，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仍是空白那么，究竟什么是参与式影像？参与式影像是如何操作的？它与普通的纪录片有什么区别？在中国有什么特殊价值？发展中尚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做引玉之砖，结合国内外参与式影像的最新发展态势予以解答。
一、参与式影像及其起点 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也叫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草根影像（grassroots video）、过程影像（process video）等，参与式影像可以说既是一种影像类型，一种行为过程，同时也是一套工作方法肖和罗伯逊（Shaw and Robertson）将其界定为“一种创造性地利用影像设备，让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来生产他们自己的影像的集体活动”Shaw and Robertson ，1997；1)[2] 里奇和克里斯·朗奇（Nich and Chris Lunch）则认为参与式影像是“动员群体或社区塑造关于他们的电影一套方法”[3] 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的民主化过程作为20世纪西方发展传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式影像往往聚焦于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把影像作为弱势者发声的工具和媒介，通过与草根民众的参与性合作，“给人民赋权以塑造他们的命运”，它给那些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网络之中被忽视的人一种声音，使那些在大众传媒中没有被呈现的观点带到社会表层，最终促进发展问题的解决。
Shirley A. White,2003:20）虽然对参与式影像有不同理解，但仍有几点基本共识，即：1、它是对影像技术的创造性运用；2、民众不仅是信息终端，同时也介入生产过程成为影像信息的产制者；3、它是一种群体参与的行为 参与式影像起源于1967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在纽芬兰地区实验成功的“福古岛程式”（Fogo Process）在这项名为“挑战变革”（ Challenge for Change）的计划中，加拿大政府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拟重新安置偏远的福古岛上散居的岛民导演兼制片人Colin Low与纽芬兰纪念大学（MUN）的Donald Snowden成立了一个“福古小组”，将互动的电影作为一种促进落后地区社会变革和为民众赋权的工具，给平时无法“发声”的岛民一个聚焦当下问题和讨论的机会他们将摄影机交到当地人手里，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福古小组”总共拍摄了28部关于岛民生活、个性和事件的短片(Coish, 1975)，并岛上在35个地点放映散居在岛上10个社区近三分之二的岛民通过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到了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开始意识到，团结和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决策部门在观看电影后，也有了同这些很少听到的草根声音进行交流的机会，并最终导致政府公共决策的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福古岛建立了造船厂和鱼业加工厂，岛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得以解决，福古岛的历史从此彻底改变之后，这个以“福古岛程式”为名的影像实验开始在全球推广，成为参与式影像的基本模式 二、参与式影像的操作程式及与普通纪录片的区别 参与式影像诞生后，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非政府组织Global Vision的社区影像顾问Pamela Brooke和尼泊尔GreenCom的社区影像专家Kedar Sharma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介绍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步骤Pamela Brooke and Kedar Sharma,1997） 进度主要工作具体做法第一周了解社区，熟悉项目，将录像引入村民中 1 ） 将摄象机带入村庄和村民中，消除陌生感，邀请村民拍摄个人、村庄趣事和邻里活动 2 ）邀请村民观看自己和邻居的影像，在娱乐中了解你的拍摄计划，鼓励他们用摄象机表达看法，讲述自己的生活 第二、三周 绘制乡村地图，培训拍摄技巧， 增进对社区的了解。
1 ）请 村民集体绘制村庄地图，标注村庄的地理、社会环境，增进你对社区的了解，同时为后续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2 ）培训村民，拍摄 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探讨社区与项目之间的关系，以及实施的发展项目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将社区划分为同质性的小群体（如妇女群体、贫民、失地者群体等），向村民培训摄象技能，由他们集体讨论讲述谁的生活，讲述什么，如何讲述记录村民他们的日常生活，提出改良现状的建议，并由村民来拍摄讨论录象完成后，什么时候放映，放给谁看需由村民小组决定并征得被拍摄者同意，并在播放中激发讨论录象不是试图在社区中制造愤怒或者裂隙，因此 应设法做到平衡，让每个人能畅所欲言 第四、五周 引发讨论，编织幽默故事 用小段子、乡土剧、歌谣等当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示社区关于所关注问题的不同观点，如文盲导致的信息闭塞、妇女的被排斥等等，表演一些存在于社区的当地问题和冲突 第五周社区影像信函的内容决策 将村民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集中一个问题由小组决定谁操作摄象机，谁发言列出小组认可的问题清单，并按重要性排序尽量表达不同利益群体（ stakeholders ）的话语、观点及日常经验让会拍、能说、有激情和感染力的人来制作和拍摄。
在有乡村背景的现场拍摄，以增加视觉冲击和说服力 第五、六周拍摄和编辑制作影像信件，结束工作计划 1)与村民小组一起拍摄脚本资料，合并村民的观点，让村民评论并提供修改意见，让希望决策者关注的问题以最打动人的强烈的方式呈现 2)编辑影像信件听取他们关于影像信函应如何被编辑的意见 3)完成长度为 15 分钟的社区录象信件（ video letter ） 上述操作程式是参与式影像中最典型的一种——赋权型影像（empowerment-type video），它将影像制作作为弱势群体相互沟通和自我发展的工具，鼓励那些因社会、经济、教育等原因长期处于“失声”状态的群体，能够通过影像来创造性地表达自我，增加社区民众尤其是穷人与妇女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类似的参与经历有助于减少他们过去在社会体验中形成的“无权感”，增强弱势群体的自信和自尊发展传播者在指导拍摄的同时也进入到传播和学习过程中，设法在指导和让当地人主动参与、在有意控制和让事情自然发展、在威权主义和非压力式的民主对话手段之间找到平衡点(Kawaja 1994: 141).在赋权型影像中，人民积极参与影像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参与式影像项目获得成功，则可以认为人们已经被实实在在地赋权了。
参与式影像具有普通纪录片中参与型(participatory)与自我反射式(reflexive)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纪录影像的社教功能，因而具有科教纪录片的一些特征但是从本质上讲，不管是与普通的人文纪录片还是科学教育纪录片相比较，参与式影像又有较大不同 首先，价值重心不同对于普通纪录片生产而言，最重要的是作品，而参与性影像是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存在，除了重视最终的影像产品，更看重影像的制作过程本身，即在拍摄过程中聚焦共同议题，集体讨论，形成共识 其次，在生产方式上，参与式影像与纪录片也有较大区别纪录片是作者独立创作的个人作品，纪录片的主题最终会怎样表现，拍摄对象会以何种方式得到呈现，被拍摄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相反，参与式影像中，当地人都身兼拍摄者、表演者（被拍摄者）、观看者三种角色弱势群体可以根据他们所感知的问题来决定其片子的主题，并且能够控制他们将怎样被呈现此外从观众来看，纪录片的观众没有特定指向性，而参与式影像的观众是特定的社区成员，利益相关者与政策决策者，较有针对性 再次，参与式影像不同与纪录片之处，还在于它特有的价值标准、传播途径和观看方式纪录片通常遵循严格的美学标准，旨在引发观众思考，或者带来美的享受，但不一定期待反馈。
而对于参与式影像来说，更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一些优美的影像作品和高级的讲述技巧可能会在社区影像中出现，但是这些只是额外的收获，而不是节目制作本身的目的[4] 参与式影像更看重影像的社会动员和表达效果，因此观众的反馈非常重要，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反馈使民众被赋权行动，而技术质量则关系不大从传播途径看，纪录片一般都希望进入大众传播渠道，而参与式影像在它发生效用的文化社会环境之外并不具有什么意义参与式影像一般避免大众媒体，制作的录像节目也不会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但是针对性的小众传播却非常重要 三、参与式影像的理论背景 1、发展范式的转换与传播观念的嬗变 二战后，随着西方发展理论从现代化范式、依附范式再到多元化范式的演进，相应的发展传播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线性传播模式，创新扩散模式，发展到参与传播理论参与传播理论认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单向、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它漠视民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地方性知识，导致许多宏大的发展计划最终失败因此必须将传播实践从一种单一的、与社区分离的垂直信息传送模式转变为将草根民众的参与纳入其中的横向传播模式，使传播更倾向于多元化、小规模、当地化、非体制化，加强传受者的意见交换以及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水平传播，通过发展地区民众自愿参与的互动方式，使传播产生过去大众媒介无法产生的效用。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本土媒介和小众传播工具逐渐被纳入发展传播的视野中，如舞蹈(Mlama,1994)、戏剧(Mda,1993)、传说故事以及歌谣(Mwangi,1996).等，影像、广播等现代传播媒介也是其中之一 2、理想言语场景理论与解放的教育观 参与式传播建立在一个理论预设之上，即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关心的事务和社区行动方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5] 这个假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同时代的哈贝马斯（Habermas）和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开放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社会成员需要民主的传播论坛来解决社会冲突，产生共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的理想言语情景，允许成员自由讨论和交换意见并因此提出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四个条件：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合乎规则的正当性Habermas 1984:23)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理想言语场景显然不可能存在于官方和商业媒介之中与之类似，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抑者的教育学》（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73)中提出了“解放教育观”，认为对话是弱势群体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而要展开对话，民众的真正参与是先决条件。
在交流中有两个前提很重要：一是要真实地表达思想；二是要积极地参与交流公众只有在交流中学习，交流中觉悟，学会思考产生批判意识，才可望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