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与《老人与海》命运抗争意识比较余华的作品《活着》主要讲述福贵从青年到老年一生命运遭遇，历经挫折，时间跨越相当长，从民国到文革这段波澜壮阔背景福贵在时代变换中几次抗争，遭受失败，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而在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他与自然进行抗争，为保马林鱼，不惜生命与鲨鱼搏斗，赢回自己尊严一、 农民与渔夫在《活着》里主人公福贵，他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地主家的儿子他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将家产败光，他的身份由地主变成农民他以农民身份试图去抗争命运，但他失败了农民，作为社会普通民众的代表，他们生产活动充分体现农耕文化印记福贵逆来顺受、隐忍的性格，折射出人物塑造上典型民族性格特征和文化其实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只是期望社会安定，那他们就可以安居乐业，这种思想能够对应在主人公福贵面对厄运所采取行为在《老人与海》中，主人公圣地亚哥是渔夫，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连续没有捕到鱼，圣地亚哥很是着急，一方面他要自己生计，另一方他也要兑现他向小男孩承诺圣地亚哥出海后捕到马林鱼，面对重重困难，表现出大无畏冒险的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主人公气质充满海洋文化气息，人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进取精神。
对于依赖海洋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只有从海洋中获取，才能让生活下去，这也是圣地亚哥与鲨鱼拼死搏斗的重要理由之一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深刻影响小说人物塑造，无论《活着》中福贵默默忍受社会变更，还是《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不顾性命冒险精神与自然搏斗，体现不同价值选择和面对苦难人生态度同时，福贵、圣地亚哥两者均有共同之处，两者均是小人物，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是渔夫，他们都遭受厄运，对命运抗争无论海明威还是余华，两位作者从塑造小人物为出发点，展现人内心深处特质，特别对生命的思考二、 群体与个人福贵作为《活着》当中的主人公，其实他开始并不孤独，有家珍、老母亲等人陪伴，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一个个离而他去，他成为单独的个体其实《活着》里对生存的抗争，不是个人的抗争，是集体的抗争，突显当时社会普通群体在遭受悲剧性命运的抗争家珍在福贵的老母亲去世，孤身一人抚养孩子，然后失去自己的儿子，她与富贵一起承受丧子之痛这不是富贵一人的战斗，是整个家庭的抗争，是群体奋起的抗争中华民族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的生命观，一种群体的生命观，自始自终都不是独立的个体相反，《老人与海》的故事篇幅描写圣地亚哥去捕获马林鱼，他孤身一人前往茫茫的大海进行捕捞，虽与小男孩有交集，并未向他人求援。
圣地亚哥曾对小男孩说：“我是不同寻常的老头”，就已经间接说明老人是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捕鱼，富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形象，被刻画淋漓尽致，具有典型个人主义风格他力图通过个人的力量对抗自然，极具挑战，一个人的渺小来显示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建立起来高大的形象当然，无论是以福贵为代表群体，还是圣地亚哥个人，都是以命相抗争人对命运抗争主要体现人类思想文化共性三、存在与消亡“活着什么也不为，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体现余华笔下《活着》里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在中华民族文化中，认为生命是万物而成，这种朴素的唯物观影响中国人对于生命观念，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所以中华民族注重生命连续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这说明福贵为什么他能在历经亲人生死离别，依旧有活下去的勇气，还有暗含福贵代表亲人继续活下去的，即使亲人已经消逝，他们仍然将生的希望传递给继承者同样，《老人与海》中提到“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你尽可以把他消灭，可就是打不败他”，体现精神无法被消灭，肉体可能被消灭，圣地亚哥抱着以死向生的决心，斗争下去，赢得精神上胜利，精神永存当然，两者有着一定相似性，人类的精神和意志都是不灭，是永存，不随肉体的消亡而消亡。
二者区别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消亡，福贵是存在对抗消亡，圣地亚哥以马林鱼的消亡对抗失败存在结语:人类对于命运抗争，不管是对自然、社会，人类意识常常以极具积极一面去应对，展现出人类对命运不屈不挠，对于美好生活一种追求，这种精神激发出人们求生意识，以死向生，寻求人类自我独特的存在参考文献【1】.［美］海明威.老人与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3】.李明涛.向死而生.《活着》与《老人与海》死亡意识之比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4）：10，43【4】.余华.我能否相信我自.［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