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共产国际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责任问题 林扬东（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头 515041）Summary：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从1933年9月底到1934年10月,长达一年之久, 没能打破敌人的封锁,被迫长征本文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李德取得中共的军事指挥权以及共产国际对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指导三方面出发进行分析，探讨共产国际在这场斗争中所应承担的责任Keys：共产国际；第五次反“围剿”；责任D23：A：1671—1580（2013）04—0001—041933年至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原因，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有的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剖析，有的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分析，有的从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探究……其中，不可避免地都会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例如，在新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问题，是这样写的：“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
很显然，在这里，共产国际的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做了错误的指导本文将从下列几个方面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共产国际的责任问题进行分析一、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是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的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第六条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被确定下来了到了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而这里所提的“加入条件21条”中的第17条是这样规定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这也就是说，从此，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重大活动都必须报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而共产国际也可以直接给中共下命令，中共还必须坚决执行这一切，可以从后来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得到证明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两件事：第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早在1923年1月，共产国际就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对与国民党合作持怀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就明确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在后来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
在合作期间，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等同志也多次因国民党右派的不断挑衅而建议中止合作或改为党外合作，但都遭到共产国际的拒绝，甚至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严厉批评正是共产国际的一再要求，中共面对国民党右派日益猖狂的挑衅，却只能以妥协退让来应对，最终导致了反革命政变的发生第二，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打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强硬的回应，那就是拿起枪杆子，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然而，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从这封电报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在变相地阻止中共南昌起义计划，因为在起义举行前，谁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得起义的胜利？而且，电报中明确禁止苏联的军事顾问参加起义，这也说明了共产国际对这场起义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这一次，中共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仍然坚持在南昌发动起义，这让共产国际非常恼火所以，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并给予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
在后来中共领导其他武装起义时，共产国际仍然都要指手画脚一番，以显示他对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之责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再加上在物力、财力、人力等方面需要获得共产国际、苏联的支持，中共不得不在很多时候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又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取得中共军事指挥权及其指挥上的失误李德，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共中央军事指挥大权的实际操控者那么，李德是怎样取得中共中央军事指挥权的呢？1931年夏，上海发生了轰动中外的“牛兰事件”，牛兰是共产国际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高度重视，指示在上海的其他组织想方设法营救他们苏军驻上海工作站的佐尔格也承担了这个任务，当他得知可以通过送钱打通关节来完成营救时，立即要求莫斯科派专人送2万美金到上海，苏联于是派赫尔曼?西伯勒尔和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各带2万美元到上海完成送款任务的李德并没有离开中国，他被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留了下来博古刚刚接替王明，成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当时，苏区军事斗争正成为党领导革命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博古偏偏又不懂军事，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共产国际选派的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又迟迟未到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就把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留下来，让他协助自己完成对各个根据地的军事指挥。
此时，李德的身份仍然只是一个苏军参谋部工作人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在1932年底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这样写道：“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指李德）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目在加工材料……他那个局（指苏军参谋部第四局）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下”1933年初，由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临时中央决定撤往中央苏区，博古要求李德同往，李德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和博古因此向共产国际发出几封电报，由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与刚到位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关系紧张，埃韦特选择了支持李德，他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给李德比较高的评价：“主要是对因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所形成的局势施加影响……不言而喻，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指上海）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李德）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当然，当他本人在那里（指苏区）时，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得好很多（此事正在安排中）很明显，埃韦特是建议让李德到苏区去指导反“围剿”的斗争的1933年春，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表面看，共产国际好像是规定李德没有指挥权，但实际上是让中共中央自己决定李德的权限，就算以后出啥差错，责任也不在共产国际李德到了苏区后，博古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最信任的李德当天晚上我们（指博古、洛甫和李德）还规划了一下我（李德）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这样，李德就取得了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权虽然说，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是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给予的，但这当中共产国际仍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尽管共产国际没有授予李德军事指挥权，但却让他以顾问的身份到前线去，而共产国际真正任命的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却始终留在上海，没有被派往苏区此外，共产国际对李德的身份答复是模棱两可的，把决定权交给中共，让中共自己去定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而李德在取得军事指挥权后，在制定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例如，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他竟然提出：“在最主要的方向部署防御以行直接保卫苏区，要以最少数的兵力和资材钳制敌人大的兵力，才是真正的防御因此构筑支撑点或堡垒地域，以便确实的能抵抗敌人的飞机和大炮。
这样的部署使得红军失去了作战的灵活性，陷入被动防御，跟敌人拼消耗，焉有不败的道理？三、共产国际对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有关指导性意见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一改前四次“围剿”的战略战术，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和以守为攻、合围之法的战术，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所作出的“围剿”战略战术的调整，共产国际在对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政策性指导上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表现在：第一，当国民党内部出现矛盾，甚至最终演变成为军事斗争的时候，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加以利用，并借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就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发动“围剿”的时候，驻守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主动与中央苏区联系，表示接受共产党的所有建议，废除国民党专政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并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然而，共产国际却给中央苏区发来这样的指示：“对十九路军的策略应该是：（1）把游击队放在它的后方2）通过进行初步的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我们应该推迟同十九路军算账的时间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抽调进攻中央苏区的十余万军队前去镇压。
面对这样有利的局面，共产国际既不指示中共出手相助十九路军，也不指示借机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反而给中共发来这样的指示：“我们在这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不帮助继续成为独立的因素，而是拖长同南京的实际斗争过程，以赢得时间把十九路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和获取它的武器由于得不到援助和中共的配合，再加上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政策起作用，福建事变终告失败蒋介石随即把进攻的矛头又对准了中央苏区，而中共也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机会第二，不顾敌强我弱、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现实，指示红军要创造机会与敌人打大战，要坚决守住根据地，争取与敌人进行决战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约7.6万余人，地方红军约3万人，部队总兵力仅10万余人，而国民党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蒋介石布置于北路用于主攻的有28个师、5个旅，红军经过分兵防御可用于与之对抗的兵力不到对方的1/5，正如中共中央判断的，在兵力上“敌我力量的悬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而双方在武器装备的差距就更大了，“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车等等——比红军的胜过几十倍”；双方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