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民国初期云南商帮中的鸦片贸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终于用鸦片和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全国各族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深受其苦特别在近代社会的云南，更是尤为严重从清末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段历史时期，由于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得鸦片在云南出现的最早，且广为种植到民国时期，由于当时的地方政府进行军阀战争，军费剧增，使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在云南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同时，云南商帮的发家与发展也离不开鸦片贸易他们的发家史，很难洗去鸦片贸易的罪恶本文试就云南商帮、商号中的鸦片贸易问题作简要论述1云南鸦片的泛滥及原因1．1云南鸦片的泛滥鸦片在云南的传播及种植，旱于全国其他地区其见记载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在当时地方官给朝廷的奏章中就已指出：“沿边夷民，因地气燠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荚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炸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鸦片在云南的种植越来越广，产量激增贵州巡抚奏：“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到1839年伊里布奏清廷的奏本里也写道：“查禁私种，先后稽获烟膏、烟土二万二千两。
根据当时国际禁烟委员会的：1906年，“云南省的产量达到7．8万担，折合124800万两，约占当年中国鸦片产量的13．34％”，而在鸦片种植泛滥的20世纪30年代，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达到令人惊异韵地步：“全省是一片广大的鸦片田，据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报道说有2／3的土地都种着鸦片云南气候适宜罂粟生长，因此烟田排斥稻田的现象至为严重这样便使得云南地区严重缺乏粮食，需要大量从越南进口同时，就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来看：云南吸食鸦片人数位居全国前三位鸦片使大量劳动力丧失，严重腐蚀人的意志精神，并影响二代人的健康许多人沦为扒手、乞丐、土匪——“男困于鸦片女困于缠足，四民无一可存之业，必沦于红毛吐蕃不已严重危害社会正常秩序1．2云南鸦片泛滥的原因云南烟毒泛滥，已经成为社会的毒瘤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本应严禁不殆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政府对于禁烟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既想禁绝鸦片，又怕开启外衅；既想用本国鸦片来抵制洋人的鸦片，并借此收取更多的税款，弥补财政不足，又觉得有害于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出现了“严惩不殆”、“禁而不严”、“寓禁于征”等多种政策1840年到1907年锡良担任云贵总督之前，云南的鸦片政策是禁而不严；锡良当任云南总督期间，云南禁烟甚严；李经羲继任云贵总督，到1915年唐继尧政府前期，是云南的鸦片政策是驰禁；1916年至1920年，为配合《中英会勘条约》，对鸦片实行严禁；1920年秋至1935年采取驰禁政策，以“寓禁于征”为名开放烟禁；1935年后，云南政府开始全面禁烟。
然而，不管政府方面采取何种措施政策，实际上任何时期鸦片的贩运和贸易都从未停止过烟毒如此泛滥，原因何在呢首先，对于政府来说，财政的维持与鸦片的种植和贩运息息相关据旅平同乡会计算估计，1927年以前，鸦片的收支是801万元云南纸币，约占云南地方财政收入的72％，秦和平先生也论证了801万元这一数据的可靠性，在寓禁于征的三十年代，鸦片的收入更为重要，据云南省财政厅长陆崇仁在《云南财政特刊》和《云南之财政》上公布透露的数据“1930年，全省实收2266326．59元新滇币，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27．16％，1931年云南征收的禁烟罚金是4176622．41元，占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44．51％，1932年，禁烟罚金是7441180．8元，占全年财政收入的50．29％两项数据，相差20％，根据当时施政中存在的一些弊病来分析，秦和平通过分析对比后认为，鸦片收入一般占云南省地方财政收入的40％左右其次，当时种植罂粟经济效益良好同其它作物不同，罂粟受种植面积、天气的影响，产量不会有大幅度的涨落随着需求的增加，其价格在不断上涨，故其外销值亦在不断上涨《新纂云南通志》中指出：每年因烟土一项而流入云南的足色白银达“数百万之巨”。
加之鸦片是价高形小的贵重商品，农民得到的收益远远高于五谷杂粮及其它手工业产销两利相促，则烟毒更加难禁第三，云南地区适宜鸦片种植云南省大部分地处亚热带，气候、土壤都极适宜种植鸦片，因而鸦片的产量和质量都位居全国前列，产销额仅次于四川列全国第二，所产“云土”被尊为烟中的“上烟”在当时是云南的两大输出品之一，人称“一白(大锡)二黑(鸦片)”最后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云南商帮的作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云南还没有近代化的交通线路，因此以人拉马托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的民间商帮获得发展的契机，从而发家壮大之后他们便依附政府、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垄断鸦片市场，大规模走私贩运鸦片那么云南商帮的具体历史渊源是何面貌他们又是如何与政府、军阀勾结猖狂走私贩卖鸦片的呢2．1云南主要商帮的历史渊源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疆的云贵高原，西部、南部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越南三国交界；东部、北部邻广西、贵州、四川、西藏等省区虽然地处咽喉要道，交通运输却极为不便1921年才修通第一条公路，直到滇越铁路的修通和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的修筑，云南的运输条件才有所改善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修通以前，马帮在近代云南的商品贸易流通中都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国际商品的丰裕和流通的加速，加之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品经济在云南进一步发展，则更加繁荣了马帮运输业而马帮的运输使得少数的马锅头能够集聚资金和资本，从而加速云南商帮中商号的发展，并产生了大量拥有较强实力、在贩运贸易中有重要影响的商号云南近代商帮中，发展较好的是迤西帮迤西帮形成于10世纪末20世纪初，按地域可分为“鹤庆帮”、“腾越帮”和“大理喜洲帮”这些商人大多同时兼有货主、运输商(马帮主、马锅头)、零售商等多种角色”啦入清宋民国以后，随着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加强，马帮贸易不断向商帮演变，在云南逐渐形成了一批著名的商帮、商行、商号，如：永昌祥、茂恒、庆正裕、福春恒、洪盛祥、锡庆祥、顺成号等他们不仅经营对外商业贸易，而且拥有马帮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这是云南商帮贸易中的一个普遍特点这些商帮中商号的发展一方面在于这些民族富于经商的头脑、具有吃苦耐劳、敢于拼闯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是由于这些商号中除经营贩运正当大宗生活必需品外，还专于偷运贩运鸦片获取暴利早在道光年间，御使陆应谷在禁烟奏折中就曾指出；“其贩运之人，多系回民，而贩运之处，每聚集元谋县之马街，由此发行东川、昭通、以达四川、贵州。
每当云南禁烟之时，这些商贩把大量的外地(包括缅甸等国外及川黔等外省)鸦片烟输进；而每当云南实行“寓禁予征”之时，他们则把大量的“云土”通过各种手段运出境外民国初年，云南禁种鸦片即使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有的回商也从老挝、缅甸驮运鸦片回云南各地出售1929年后，云南鸦片泛滥，商人又把鸦片运往老挝出售，获利颇丰因此，二十世纪30年代以前，许多著名商号都染指鸦片贸易，并以此作为积敛财富的手段也是这些商帮能够迅速积累资本财富的一个原因大理喜洲帮的永昌祥商号1903年由严子珍、彭永昌和杨鸿春创立总号设在下关，分号设于大理、滇省(指昆明)、丽江、维西、会理、叙府，总分支机构共七个，规模强大经营范围以下关为中心，跨越滇、川两省，活动半径达1000公里以上创立时股本共银仅11600余两，最初以滇川藏贸易为主，此后股本扩大，生意逐渐扩展至四川、缅甸、印度等地自1922年开始以鸦片贩运与买卖为主要业务中的一项，昆明为其鸦片买卖的主要转售中心在永昌祥的九大庄号中，昆明和叙府两庄主营鸦片买卖，其盈余数字内包藏着一大笔非法利润这个时期，仅这两庄的利润便达将近300万元，占全号总利润的65％永昌祥在1917年时，仅有资金3．2万多元(半开)，到1922年增为11万多元，1937年已猛增至182万多元，即使半开银币贬值了一半，资本增值仍在30倍以上，其中鸦片买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腾越帮的茂恒成立于1928年，其前身为腾冲春延记和顺昌茂两家商号，以经营腾冲至缅甸、香港之间的贸易为主业总号设在腾冲，分号在1938年后扩至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康定和拉萨，除此之外在东南亚也有很多商号茂恒自1928年成立后即染指鸦片贸易其先是在滇西各县罂粟产区收购原料，运往下关制成“汉庄”大烟，然后转运四川、湖北汉口、广西梧州销售由于“汉庄”成色佳，销路好，利润丰厚，因此赚了大钱，对茂恒初期的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云南省政府成立“特货”统运处，禁止私商经营鸦片买卖，但指定的商号仍可以经营，茂恒即为有此经营权的商号之一于是，在1935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与庆正裕、永昌祥等商号共同经营鸦片运销四川业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此一项，茂恒就获得纯利半开银70余万元鹤庆帮的庆正裕也因鸦片贸易而迅速壮大该号自1931年底成立后便开始运营鸦片蒙化、弥渡、下关、保山、顺宁、镇康、麻栗坝(缅境)等处均为庆正裕的大烟采办处，在这些地方采办大烟之后即运往昆明，然后进行分包其中，蒙化、弥渡等地的大烟成色好，做成纸包“汉庄”，经广西转运长沙、汉口销售；保山、顺宁、镇康、麻栗坝(缅镜)的大烟虽颜色稍差，但油气好、口味香，做成“叶皮货”，专销四川。
在云南大烟驰禁期间，庆正裕每年办付大烟近百万两1935年，身为庆正裕商号总裁的周守正出任“特货”统运处处长，约请茂恒、永昌祥一道合组永茂公，承办大烟销售业务，以利用茂恒，永昌祥等商号原有的鸦片品牌及销售渠道永茂公在包销运川大烟的两年多时间里，盈余先进半开银百余万元仅此一项庆正裕就分得盈利数十万元，庆正裕商号成立后经营鸦片，获利无数，以区区80余万元(半开)为开办费，到1937年本利便达现金半开700余万元，这其中充满了鸦片贸易带来的不义之财同属鹤庆帮的福春恒商号是云南经营国际贸易及民族工业较早的商号在19世纪80年代，云南交通梗阻、风气闭塞、商业落后的情况下，福春恒发展了一些近代工业，在抵制日货、便利侨民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在其后期的扩展过程中，却做出危害人民的事情，其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烟片贸易1918年，福春恒商号在四川等地设立缫丝厂，生产的“洋纺”畅销缅甸，收入大量外汇福春恒便趁此机会，将吸收的劳工汇款用于采购缅境麻栗坝等处的大烟，运回下关与省产大烟合制成“汉庄”烟，继而转销往四川、汉口等地，将其所获利润投向在四川开办的缫丝厂，进行扩大再生产到1922年唐继尧由粤回滇，因军用浩繁、省库亏空，二次开放烟禁，准许民间种植、贩运、吸食鸦片，并鼓励鸦片出省，福春恒便开始大规模经营鸦片贸易。
此外，如洪盛祥、锡庆祥、滇南蒙自的顺成号等著名商号也都通过经营鸦片贸易同样获得高额利润，在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24年据云南禁烟公所统计：在昆明经营鸦片的商号就达53家其名下的烟馆、烟铺更是不计其数通过这些商号的经营，每年约有2740万两鸦片被转销省外的川、黔、广及国外的缅甸、安南和港澳地区2740万两鸦片输出，按时价折算，可收入国币2200万元，其中政府所得540万元，占35％，民间商人所得1660万元，占75％3云南商帮鸦片贸易的危害首先，云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其农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云南商帮投入资金大量种植和贩运鸦片，使得云南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破坏了云南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据记载，“种烟的季节，是在秋季播种，到次年春夏之交收浆，与小春种豆麦的时间相同烟地既占去了粮食的耕作面积，粮食当然要减产了以肥沃的土地，种植害人的毒物，过去(指1949年以前)云南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自从鸦片弛禁以后，小春生产锐减，更是年年闹饥荒第，鸦片贸易加深了云南的金融危机云南鸦片的扩大运销和鸦片贸易的膨胀，把社会大量资金都吸引到投机买卖中去，从而导致生产资本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