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译与再译文学切磋佛经翻译，本就包含文学构思和语句字词的斟酌与切磋从佛经的初译草创，至再译求精，既是佛学深入中土日久，佛义渐明的过程，也是佛学日益华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种源流的文学彼此影响因此初译至再译亦是文学的深入切磋与交流，致使僧士间思想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诗歌音韵探讨更为深入 一、佛经翻译中的分章注释与儒生注经集传等的交流 早期安世高善《毗昙》学，于译经时随文讲学其后严浮调依其规模，分章句疏释这种体裁对于后来的注疏影响很大《出三藏记集》(九)晋道安《四阿含暮抄序》云:“又有悬数悬事，皆访其人，为注其下《出三藏记集》(七)道安《道行经序》云:“余集所见，为解句下都是随事数文句作为疏解道安所用的体裁，更突出于严浮调的分章句疏释的方法《出三藏记集》(十)载其《十法句义序》曰:“昔严浮调撰《十慧章句》，康僧会集《六度要目》，每寻其迹，欣有寤焉然犹有阙文行未录者，今钞而第之，名曰《十法句义》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贻后同我之伦，傥可察焉道安承袭严浮调的方法，续取前任已注解或未集之事数(篇目)，释其义旨曰“钞而第之”，是逐条注释的意思同时(晋泰元二十一年)竺昙无兰次列三十七品，条释各经不同文字以供比较。
三昧、四禅、四谛附之于后《出三藏记集》卷十序文曰:“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后六行八十字不在计中此书合列经文，有似会译而分列事数，取一经文为母，其他经事数列为子，虽然并非注疏，但也出自严浮调的方法此后僧人文士于佛经的会译子注，大致皆延续这种方法汉代儒生注经、集传，魏晋以后评诗文兼及论人论事，及至唐以后的诗歌纪事，宋以后的诗话，与这种佛典的释义合辑、分列事数等文本方式有着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译经初期，往往随意性强，且较为粗陋如僧祐所论曰:“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乎执笔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所以旧经文意，致有阻碍，岂经碍哉?译之失耳由此有不少佛经往往经过多次翻译如魏晋最盛行的佛教经典《首楞严》，有多种译本，据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曹魏时期支谦嫌支谶《首楞严》中多胡音而亦译《首楞严》至两晋时，支法护亦曾出《首楞严》又如前秦建元十八年(383年)时，有罽宾沙门耶舍译《鼻奈耶经》，道安有序曰:“岁在壬午(382年)，鸠摩罗佛提赍《阿毗昙抄》①、《四阿舍暮抄》来至长安又其伴罽宾鼻奈②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凡为四卷”③。
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是重译或重出此经再如建元十九年时，尸陀槃尼所撰的《阿毗昙毗婆沙》，有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之，赵正乃请出，罽宾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秦言，赵郎正义，共十四卷，称为《十四卷毗婆沙》苻秦溃败后，僧伽提婆东行至洛阳(约385年)，汉语更为娴熟，又与法和对僧伽跋澄所译《毗婆沙》重新进行翻译，著《毗昙》 二、支谦整理前译黜胡音 早期的译经，同本异译者甚多，水平良莠不齐，条例释义不尽相同，甚至出入较大而且词质多夹胡音，已不符合汉魏之后文风渐趋巧丽的形势因此，佛经的再译、整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支谶所译，即语言质朴且多杂胡音汤用彤认为，支谦整理前译之经，黜胡音，首开“会译”之著，其实在支谦之前，已有会译的兆端会译之法，最初似出于汉代讲经之法安世高不能用汉文撰述，道安谓其所撰《四谛口解》诸书，“口解”者，必另有人笔录安世高译经，兼依事数，条述其义弟子因先记事数译文，下列其口义故已有本末母子之分浮调《十慧章句》、康僧会《六度要目》、道安《十法句义》等均沿用此法到后来，经典异议颇多，就有了会合诸种译本加以比较的必要了，因而称之为会译会译，盖始于集引众经，比较其文，以明其意!《出三藏记集》卷七载支谦合《佛说无量门微密持经》、《佛说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佛说总持经》(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三本经。
支谦所译《微密持经》现存，其末有曰:“佛言是法之要，名《无量门微密之持》，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当奉持之译文有注曰:“二本后皆有此名，并不列出耳”支谦合此三本，以《陀邻尼经》列为大字正文，所谓“上本”，以其他二本为注，所谓“下子”也支谦注《了本生死经》(《出三藏记集》云谦所译;《贞元录》云谦自注)，恨前人出经之朴质，而加以修改支谶所初出《道行》，而支谦重译为《般若小品》，又改支谶《首楞严经》及维祇难《法句经》，更注重经典文字之出入，称为会译之作支谦本胡僧，入华后受汉文化熏陶日深，或译或注，语言皆由质朴而向华密发展《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载:“谦……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支愍度《合维摩经序》谓支谦博通古今，研几极玄胡僧深厚的汉文化造诣，正是胡汉文化融合、文学切磋之有力佐证 三、道安主持会译的文学切磋 道安承安世高之禅数与佛图澄之般若，兼善内外，又长期资助、主持译事，虽不通梵语，译经多直译，然译经中的不断考正、修改，力存原旨，亦是文学切磋之体现昙摩难提为《阿含》之专家，赵正因中土无《四阿含》而请出之难提乃为译《中增》、二《阿含》及《三法度》等其中二《阿含》乃佛念传译，慧崇笔受，均建元二十年出。
《增一》至其明年乃毕功，为道安与法和共考正之，僧略、僧茂助校漏失道安主持译事，所出有部之学最著如道安曾令鸠摩罗跋提(亦怍佛提)译《阿毗昙心》僧祐《出三藏记集》十载有未详作者之序文曰(序疑乃慧远所作):“释和尚昔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释和尚即指道安鸠摩罗跋提，乃车师前部王弥第之国师)，“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鸠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遂译之，昙摩蜱执本，佛护(即佛图罗刹)为译，慧进笔受即所谓《摩诃钵罗蜜经抄》鸠摩罗佛提曾自出《四阿含暮钞》僧祐《出三藏记集》有不详作者之序曰:“有外国沙门字田提丽，先赍诣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睿笔受，至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毗昙》，冬出此经壬午乃前秦建元十八年，夏出《阿毗昙》者，当即《阿毗昙心》，即释和尚所令出而《四阿含暮抄序》为道安所作盖是年夏令出《阿毗昙心》，冬出此抄，一年而具二藏及至建元十九年，符坚大败于淝水，秦国势衰而道安以七十余岁之老人，译经犹孜孜不倦，出十四卷《毗婆沙》及《八犍度》其明年而关中乱，慕容冲且引兵据阿房城，威逼长安而道安之用功尤勤故出《增一序》曰:“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
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此五大经，自法东流，出经之优者也①《增一阿含》于385年始译毕据《僧伽罗刹集经后记》:“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毗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核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②均是遣词用语、再三斟酌苻坚被杀，关中虽乱，而竺佛念、释法和等，犹继道安之业再后鸠摩罗什入关，僧伽提婆渡江，都继续道安的学风他们都于文学的切磋沟通用功颇深 四、法和、鸠摩罗什等译经的文思交流 释法和为道安同学前秦亡后，法和先在洛阳，“四五年中，研讲遂精，其人渐晓汉语，然后乃知先之失也于是和乃追恨先失，即从提和更出《阿毗昙》及《广说》也自是之后，此诸经律，渐皆译正①及至姚秦建立(394年)，法事甚盛法和乃复入关，先助译《出曜》，后参与罗什译场什公钦其风德，赠以颂十章而僧伽提婆渡江，先止庐山，后至建业提婆在建业更传译《中阿含》、《比丘戒本》，后有鸠摩罗什更译《尼戒本》则为竺法汰所删改(见《开元录》竺佛念录中)道安弟子竺法汰到东南弘教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
②泣涕西别汰后下都，止瓦官寺，晋简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上，皇帝亲临，王侯公卿齐集法汰流名四远，士庶成群汰公行道江南，亦道安之所遗译经至道安以后渐趋成熟，人才渐多、助译之人分工渐细译经之时，有义证者，正其译义之真似;有总勘者，于译毕后复校全文鸠摩罗什当属佛经翻译之巨匠，兼善华梵，才学卓著后秦弘始三年(401年)末，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姚兴喜悦万分，以国师之礼相待，次年敦请他到西明阁和逍遥园翻译佛经，又遴选沙门八百余人参加译场，更有诸多高僧，慕什公大名，千里迢迢前往求教、相随、助译，译经之盛况空前僧睿谓其译时，“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③，罗什其所比较之原本不止梵文，还有西域胡文经本什公不仅佛学造诣深厚，更兼通晓多门语言，不仅梵、汉，更兼西域胡音，更难得是其汉文水平，文采斐然，从而缔造了佛经翻译的里程碑什公译经，同时亦讲经，译场助手亦是其弟子，常常受诲于什公僧睿记录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曰:“手执梵本，口宣秦言，而译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④译场助手如僧睿、僧肇等亦均为名僧，人既机敏，又擅文思。
此时的译经已不仅仅是佛典的翻译，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的充分交流，更是译人之间的文学切磋当世其他译人，水平造诣虽不及罗什，然其译经同样是文学之交流切磋，例如浮陀跋摩译《毗婆沙》，沮渠蒙逊于凉城设闲豫宫，请令传译等三百余人，考文详议以求务存本旨，也是文学之切磋 五、严明的译经程序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度 当时译经多以西域高僧为主译，其佛学造诣固然十分重要，而助译之人亦相当重要如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为有部《毗昙》之大家道安序曰:“以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诵此经(即《阿毗昙八犍度论》)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传译，慧力、僧茂笔受，和理其指归……其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⑤从中可知，译经有出经人、传译人、笔受人之外，还需“理其指归”、“检校”等人佛经翻译，传译之人非常重要尤其二秦之世，西僧来华者，如僧伽跋澄等，往往不谙汉语，传译之人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如凉州僧人竺佛念，于苻、姚二代被推为译人之宗，以洽闻之声称著赖其传译之经文有罽宾沙门耶舍之《鼻奈耶经》、吐火罗昙无难提之二《阿含》并《幻网经》及口诵《增一阿含》、罽宾跋澄所出《婆须密菩萨所集论》十卷及《僧伽罗叉经》、西域昙摩侍所出《十诵戒本》、《比丘尼大戒本》、《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三部等等，数量颇丰，汤用彤称其“苍雅训诂，尤所明练”①。
译经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六、会译促进僧士文化合流 汉末朔佛、支谶译经多有胡音，至支谦全黜胡音，义旨又颇多仿效《庄子》、《老子》，再至晋名僧名士交往日盛，《般若经》的广为流传，广为士人接纳又晋宋以来，僧徒多擅长文辞，旁通世典，士大夫也兼学佛理至陈代亦僧亦士现象更为普遍如道安同时的竺道潜，字法深，《僧传》曰其姓王，乃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之弟法深卒后，孝武下诏，谓其“弃宰相之荣”，知其实出名族可见当时的贵族也有入寺为僧者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晋书》云:“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支道林与竺法深优游讲席，或畅《方等》，或释《老》、《庄》，而尤以《庄子》见长两种文化融合之密切可见一斑道安同学竺法朗，京兆人，后居泰山，与隐士张忠游处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支遁在京师曾注《逍遥游》，《世说•文学篇注》有载，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佛僧的文采与文士已不相仲伯僧寺清幽，尤为士人的游观唱和之地，因而文人学士，首先已在文字上结下不解因缘其次，佛典外来，语词亦多新鲜，为文士造文提供了文字取材的新领域读支道林、谢灵运等人诗文，即可概见这些鲜明的特点。
也因玄学佛学的争辩，文章体裁因而多有说理之文读《弘明集》所载，可以知其与《文选》之性质大异西晋竺法护、帛法祖、竺叔兰、支孝龙，后世名士均激赏其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