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军事教育等的差异近代军事变革推动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但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日本军 校的设立层次鲜明，从初级院校到高级院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从种类上 分，既有军事技术学校，又有军事挥学校；从层次上分，既有培养一般军事指挥人才的初 级学校，又有培养军官战略眼光的陆军最高学府有数据显示，从日俄战争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日本的中高级军官 90％都毕业于陆海军最高学府这种训练体制适应了战争的 需要，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而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则显得单调军事学堂多是船舰修造、驾驶等技术院校即便是 指挥类学堂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主，没有顾及高级将领的培训，更没有形成从初级到高级 这样有层次的军事教育体系陆军仍由行伍出身者把持，那些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才， 往往“无指挥军队之权，仅仅当军营之教习，赏罚不属，而日聒于其侧，大为军中所排斥” [10】 ‘聊’海军是近代军事变革的新生儿，对人才的任用比之陆军善，但仍受旧观念的掣 肘，像刘步蟾、林泰曾等从西欧归来的海军留学生，李鸿章在挑选北洋海军提督人选’时， 将他们摈弃在外，选择了陆军将领出身的丁汝昌这与日本以“教育”为国策，大量选用 受过专门人才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日在人才培养方案及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设计，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了军事变革水平的高低，也预示着军事变革的成败 从军事理论上讲，日本近代军事变革在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 特色对军事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创新，从而奠定了近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反观中国，由 于指导思想的局限，近代军事理论始终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没有获得大的突破明治 政府成立时，当时欧洲陆军以法国为最强，海军以英国为最发达，日本决计仿效英、法， 大量引进其编制体制及战术思想，成为 El 本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1871 年，陆军以《法 国陆军操典》为蓝本，颁布第一部步兵操典 1873 年，对步兵操典进行了部分修改，1877 年，颁布了新步兵操典1887 年，陆军当局又制定了新操典，这部操典是根据 1884 年法 国操典制定的19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德国在普法战争获胜，其军事学说引起了日本 军界的注意日本陆军当局转而学习德国军事理论1887 年，老毛奇的得意门生麦克尔来 陆军大学讲学麦克尔将全新的理论传输到日本，还讲授了大兵团作战理论，迅速弥补了 日本军界学习法国军事思想偏重战术理论方面的缺陷日本海军的军事思想，在战术和组织体制方面主要受英国的影响。
明确规定海军建设 以英国为榜样明治初期，海军兵学寮使用的教科书几乎都是从英国翻译过来的由英国 海军中校威廉辑录的《海军兵法要略》 、 《舰队运动指南》 ，成了日本海军的教科书，为日本 近代海军理论奠定了基础1887 年，英国海军格卢斯受聘来到日本，编辑出版了《海军战 术讲义录>，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 “蒸汽船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最为有利” ，并强调增 加舰队的速度、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旧舭 381’这些思想为日本海军所接为甲午海战中 日本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1890 年，随着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其核心理论“制海权”被海军吸纳，成为近代海军的指导性理论 日本近代军事理论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全面性所引进的军事思想涉及到战略、战术、 军事制度等军事理论的各个层次二是主动性始终紧紧盯住世界军事理论的最新发展， 不断刷新自己的军事理论；三是善于融会贯通，将德、法、美、英诸国的军事思想融为一 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明显地受指导思想的束缚与武器装备的引进相对应， 军事思想的引进主要体现在军事技术思想的引进上据统计，同光年问，中国人翻译和介 绍西方武器制造和军事技术的书籍，占同时期军事著作的 36％。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制 火药法》 、 《兵船汽机》等这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引西方近代军事思想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被动性和保守性首先，中国引进的近代军事思想，主要局限在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和零散的战术 思想，缺乏对整个军事思想体系的完整把握军制思想、战略思想等西方军事科学体系中 的高层次部分，虽然在一些译著中有所反映，但既不完整，也不明确，在作战训练中更没 有得到运用由此导致整个军界对近代战争规律和原则仍缺乏认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也 就缺乏一个全面的理论指导其次，中国引进的近代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战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新 式武器装备更新的被动需要这样，近代军事思想的引进，被局限在较低的层次和较小的 范围内，缺乏主动追踪世界军事思想最新发展的热情即便是这样，引进的零星理论也往 往淹没在传统兵学理论体系中，在实际运用中把西方适应近代战争而设计的战略战术篡改 得面目全非这样，直到甲午战争前，传统兵学体系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军事思想上的固步自封， 必然导致中国军事近代化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理论层次决定了军事变革的高度和成败 二、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成败的缘由甲午战争是对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成果的一次总检验，而中国的惨败从某种程度上宣告 了近代军事变革的受挫。
(一) 军事指导理论的差异指导理论是对一场变革的总体设计中 Et 近代化都属于外源型近代化，都存在学习外 国时如何协调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发挥民族文化潜力的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中日变革者设计出了不同的指导理论，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军事 变革的发展及成败中国军事变革主持者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往往带有强烈的自闭 与排他性，一旦发现产生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冲击的外来因素时，原有意识便会成为变革 的阻力 19 世纪 60 年代，冯桂芬在《校郇庐抗议》中首次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 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就是“中体西用”的滥觞，并成为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它首先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问题而提出，曾为中国军事变革提供了一个特有的空间， 解决了军事变革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但问题是，它所提供的这个空间极其狭窄，缺乏应有 的弹性，因而它对中国军事变革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由于近代军事变革的视 野仅仅限于对西方“器物”的引进上，排斥了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的更新，更没有通过政 治上的革新为军事变革提供助力这样，当军事变革达到一定高度时，原有的空间再也无 法支撑军事变革的进行，到这时， “中体西用”理论变成了近代军事变革运动的阻力。
所以， 纵观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始终都明显地缺乏力度，缺乏活力，最后也缺乏真正有助于提高部 队战斗力的成果 日本的变革指导理论曾经历了曲折的变化19 世纪 50 到 60 年代，一批 13 本知识分 子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主张，它所包含的内容与“中体西用”大致相同 但随着日本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1868 年，明治政府下达“五条誓文” ，提出“广求 知识于世界” ，这一思想模式便逐渐被抛弃，日本跨入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新阶段，有人甚 至提出了“脱亚人欧”论，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为调和内外，折衷和洋，又提出了“和 魂洋才”论这样既能保持民族原有的一些精神准则和道德规范，又能在“洋才”的规范 下，大力汲取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适合日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制度、政策，以 推进日本近代变革的发展 “和魂洋才”是开放的动态理论，充满了创新精神既能恰当地 调和“和～洋”关系，又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及时调整，为军事变革提供充足的空间和 动力比较近代军事变革指导理论可以说，僵化的“中体西用”理论是制约中国军事变革发展的绊索，而充满弹性的“和魂洋才”理论是推动日本军事变革成功的发射器 (二)军事变革主持者的素质差异军事变革主持者的素质决定了军事变革的成败。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者的素质差异，突 出表现在年龄结构、知识层次及近代视野上支撑日本近代军事变革的是一个具有近代视野、充满创新精神的群体，核心成员包括 伊藤博文、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西乡从道、桦山纪资、川上操 六、桂太郎、加藤友三郎、寺内正毅等均年龄在 42 岁左右他们阅历丰富，又掌握了一定 的近代知识当时日本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对波涛汹涌的近代化浪潮，他们表现出 了勇敢的进取意识和灵活的变通能力，主动迎接挑战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军事变革及社会发展之本原，1871 年 12 月，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 代表团远赴欧美，对 12 个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西方 近代文明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了解，科学地认识到政治、经济与军事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实施了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内容的近代社会变革，使军事变革成了这 个整体变革系统中的一环而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主持者，不论是中央大员奕新、文祥，还是地方大吏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曾荃、张之洞，平均年龄在 58 岁以上，年龄偏大，暮气较重虽受“经 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能将视野更多地转向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但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熏 陶，使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在对中外文化关系的定位上，不能很好地平 衡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没有到西方考察或学习的经历即便有的通过侧面观察、具备 了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也不过一鳞半爪诚如梁启超评论李鸿章时所说：“惟知练兵， 而不知有兵之本原” 他们靠着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对冷兵器主导的传统战争较有研究，对 近代战争却知多，训练近代军队和驾驭近代战争的能力是欠缺的 (三)中央政府威权性的差异诸如中日这样的外源型近代化国家，在近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具有威权的中央政 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直接关系到变革运动的成败然而中国和日本中央政府却沿着 相反的方向运动清朝建立后，承袭明朝督抚政治在这个官僚政治体系中，督抚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 地位他们的一切权力运行必须视皇帝这一“头目”为转移；而皇帝正是通过寄权督抚， 才得以借助这些“手足”将政令传达贯彻到地方然而，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央集 权皇权统治权威却出现了持续的衰落其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看，是西方列强势力的一次次侵略给清政府以沉重打 击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造成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力的分割和威胁。
从内部看，在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地方督抚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财政、军事等权力，从而造 成原来高度集中于中央的财权、军权的下移中央直接控制的财政收入减少，国家经制军 队绿营的作用降低，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央统治力量的下降随着晚清中央威权的衰微，加 上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和传统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统一市 场，与此相对应则是政治上产生的相对隔离，使一些地方中央政令难以深入这在军事变 革过程中带来了一 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不能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地统筹军事变革而是由各地督抚 大员各自为政，自行组织军事变革，结果造成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操练方法的不统一， 无法形成军事变革的合力时人郑观应即评论说：洋务派首领建立的海军“有南、北、闽、 广之殊” ，编练的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 ，这种缺乏统一军制和统一指挥的海陆军， 不但不能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而且会“见哂于外人” 朝中出现“北战南和”的奇怪现象 就不难理解了对此，梁启超曾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 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
而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中央政权却是朝集权化、统一化方向发展在幕藩体制下， 日本政治形态是由许多处于半分割状态的诸藩组成但到幕府末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 日本出现了全国统一的趋向明治政府建立后，高举“富国强兵”大旗，矛头直指残余的 封建诸侯势力，通过“奉还版籍” 、 “废藩置县”等一系的政治措施，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 建立的新政权，为推行军事变革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统治中心，使变革始终处于中央政府 的控制和筹划之下，确保变革有计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