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寿与《三国志》评价的几个问题 魏伯河Summary：陈寿撰《三国志》，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部具有高度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也使其本人跻身于著名历史学家之列但该书问世后即因所持正统观及取材详略等颇受争议，甚而有人对其史德提出质疑本文梳理了自晋迄清的有关资料，对陈寿的史德、《三国志》的详略、所持的正统观几个问题表达了笔者的看法Keys：陈寿 三国志 史德 史才 正统观 黄恩彤公元265年，司马氏受禅于魏，随后灭蜀平吴，统一中国，建立晋朝，三足鼎立的魏蜀吴遂成历史由蜀入晋的历史学者陈寿（233-297）作魏、蜀、吴《三国志》，深为时人推许唐人房玄龄（579-648）等修撰的《晋书·陈寿传》记载：陈寿字承祚， 巴西安汉人也…… 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1]可知陈寿《三国志》写成后，先是在部分学者、高官中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司空张华（232-300）甚至以撰著《晋书》相期许；至其身后，《三国志》被朝廷录入禁中，列为前代国史，从而确定了他继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后史学大家的地位但此书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麻烦今就历史上关于陈寿与《三国志》的几个问题试作梳理，并谈谈笔者的看法一、关于陈寿的史德《三国志》在今天看来，固然是一部古史，但在当时，却是一部当代史，志中人物或尚有在世者，或本人不在世而其子孙正在位书中褒贬，自然难以各称其意于是便有一些谣诼流传开来，有的甚至被后人写入史传同样是唐人所作的《晋书·陈寿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或云”者，“有人说”也，无从考也这些传言如能成立，则不仅陈寿之史德值得怀疑，《三国志》能否称为“信史”也颇成问题。
不过这些传言，已为擅于较真的清代学者们所发现，并试图加以辨正对于二丁该不该立传， 乾隆时学者潘眉（1771-1841）在所著《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同时如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应璩、刘桢、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皆无传，益足证《晋史》之诬[2]潘眉之说先是立足于曹氏兄弟继嗣之争的是非，或不无偏颇，但他指出当时的文学之士均无传，二丁自无立传之由，则是有说服力的据现存史料来看，二丁均为文学之士，陈寿乃建安年间文学之士，所推重者为“七子”（因为曹丕当时即以“七子”名之），于其他文士则以“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3]一笔带过，都没有专门立传，而二丁的行迹已见于《陈思王植传》中因此，没有专为二丁立传，并没有不合情理之处其实，可以证明“索米”之虚妄的直接证据就在《陈思王植传》中《陈思王植传》中明文记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4]。
要知道，曹丕所以袭封魏王（时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后即对二丁痛下杀手，乃是因为他们要拥立曹植，废黜自己的太子之位，此所谓不共戴天之仇，尽诛其男口，意在斩草除根，不至留有孑遗即或有之，亦必隐姓埋名，远遁天涯，老死他乡岂能于三分归晋之后二丁还有儿子在世，并且公然现身于通都大邑，以至被陈寿“索米”呢？所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之说为不根之谈，即此可知当然，若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似乎曹丕所杀仅丁仪自身，并未灭门；但裴注所引《魏略》显然并非丁氏全传，因为引文对丁廙之死即无交代裴注所引，在于补充二丁生平资料，并非驳正陈寿“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之说；换言之，对于二丁惨遭灭门，裴松之并无异议陈寿因“索米不得”而不为二丁立传的说法，最早见于晋人裴启的《裴子语林》[5]，该书属于小说家言，不经甄别，难以为据《晋书》把这样的流言蜚语写入传记，显然是很不严肃的关于陈寿是否对诸葛父子有意贬损，乾隆间学者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
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6]这一辨正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咸丰间学者黄恩彤（1801-1883）在《三国书法》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陈寿）论其（按指诸葛亮）器能政理，则比之管仲、萧何；论其黎庶追思，则比之召公、子产；及论其文之丁宁周至，则比之周公陈寿之推尊丞相者至矣哉！世俗犹云有所不满，何哉？”[7]此段可以看出，陈寿对诸葛亮综合评价已至极致，而其钦仰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决非挟有私怨者所能矫饰发出对此，凡认真读过《三国志·诸葛亮》者自有公论，故《晋书》陈寿贬损诸葛之说不攻自破至于“世俗犹云”陈寿对诸葛亮“有所不满”，除了《晋书》的恶劣影响之外，应该还和当时《三国演义》已经大行于世有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8]和《三国演义》中被神化了的诸葛亮相比，《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浅薄之徒遂轻信陈寿对诸葛亮挟有私怨之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此类世俗浅见，治史者自当摒弃勿论综上所述，两个传言均不成立，陈寿的史德自应恢复其清白二、关于《三国志》的详略历来有不少人认为，《三国志》叙事“失之于略”，记载史实有不少脱漏这方面的批评主要见于南朝宋时裴松之（372-451）所撰《三国志注》裴松之在写给宋文帝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 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9]可知认为陈寿《三国志》“失之于略”的，首先是宋文帝，裴松之作《三国志注》，是奉他的旨意进行的对所认为的陈寿的疏略和脱漏，裴松之做了大量的增补他说：“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10]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二百三十种以上[11]，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几乎与原文相当[12]也正因如此，裴松之一向被视为陈寿的功臣但对这一批评亦有完全不同的意见。
黄恩彤在其所著《三国书法》序言中说：昔陈寿作《三国志》而裴松之为之《注》，《志》所未备以《注》补之故论者以松之为寿功臣窃谓松之非知寿者也松之论寿书以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已；而病其“失在于略，时有脱漏”，不知寿书之略，略所当略也《注》所引书，寿非不知之，特削而弗书耳，非脱漏也史家之例，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裁，非惟不知寿，亦不知史也[13]在黄恩彤看来，陈寿是“略所当略”，有意对大量资料“削而弗书”，裴松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繁征博引”所作的注，不是为陈寿帮忙，而是暴露了他本人史识的浅薄这话当然有偏颇之处裴注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无论如何是一大贡献而裴注所引诸书，有不少成于陈寿之后，陈寿要全都“知之”，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说裴注增加内容有不少违背了陈寿作史本义，则无疑是成立的，盖因时移世异，所见不同陈寿需要回护的，裴松之无须回护；陈寿心存忌惮的，裴松之则无须忌惮了三、关于陈寿的尊魏抑蜀东晋习凿齿不满于陈寿的“尊魏抑蜀”，另撰《汉晋春秋》，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认为晋虽受魏禅，但继承的却是汉代的统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论及此事，云：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
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14]纪昀（1724-1805）的评论勾勒出了对陈寿尊魏抑蜀持否定意见的源流，即由习凿齿发其端，至朱熹而张大其事由于朱熹后来在中国学界的特殊地位，其《通鉴纲目》的影响甚大，以至南宋以后的读书人往往以其是非为是非，“无不是凿齿而非寿”，乃至牵连到持类似观点的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纪昀虽然懂得知人论世，看到了陈寿“欲帝汉逆而难”，并对宋代诸儒的分歧给予了合理解释，但他又认为“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这说明他自己也深受朱子《纲目》的影响，为蜀汉正统说所拘囿与纪昀同时的钱大昕（1 7 2 8 - 1 8 0 4）在为其弟大昭（1744-1813）所著的《三国志辨疑》作序文中则说：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
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娓娓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之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与？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15]在钱氏看来，陈寿处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能“正三国之名”，没有把《三国志》仅仅做成《魏志》，把吴蜀视为伪朝，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何况他还尽其所能为蜀保存了“季汉”之名，视之为汉之余脉呢！所以他盛赞“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同上）他的知人论世，显然超出纪昀远甚而其从著史体例创新的角度着眼，更是别有见地的黄恩彤的《三国书法》较此更进一步，在承认“寿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的同时，指出陈寿表面的抑扬与实际的褒贬其实是两回事：寿以羁旅之臣处孤危之地，乃敢奋其笔舌不避嫌疑，独不为家族计乎？故寿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也然其为书，简而不漏，详而不赘，尊魏而不掩其恶，抑蜀而不没其实，讳晋而不灭其迹，微而显，曲而直，隐寓夫褒贬而显示夫惩劝，动有合于《春秋》之书法焉，真良史哉！[16]这大概是对《三国志》“书法”方面最高的评价。
黄恩彤认为，虽然陈寿表面上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但其内心则是尊蜀抑魏的，因而他在记述曹魏和蜀汉史实时，多处运用《春秋》笔法进行褒贬其实，黄恩彤《三国书法》一书乃有所为而作，旨在为陈寿辨正在这部专著中，黄氏从《三国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