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原文出处】文学遗产【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704【原刊页号】13-21【分 类 号】J2【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199710【 作 者】钱志熙生命主题的表现盛于汉末魏晋而衰于南朝前期，是中古文学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前辈学者如王瑶、宗白华等先生对这个现象都作过论述［①ａ］ ，并充分强调其重要性，如王瑶先生认为“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感情” ，宗白华先生则断言汉末魏晋六朝是“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可以说，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还是一般的读者，中古文学中的生命主题都是能够引发他们的兴趣的问题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局部解决的水平上，缺乏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形成多少学术性的结论笔者在这里准备从社会意识背景着手，研究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以求对自汉末至南朝前期文学中表现生命主题、抒发生命情绪的盛衰演变的深层原因作出解释，同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魏晋艺术精神的生成和变化。
一、汉末魏初社会文化的转型与生命意识的自觉 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社会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当两种社会文化类型之间发生转型时，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后一种社会文化类型主要是通过对前一种社会文化类型的反思、否定而得以发展的但后者又是以前者为母体，萌芽、滥觞于前种社会文化类型之中也许这样说更明白一些，即在前者中属于非主流的、甚至隐伏着的一些因素，在后者中上升为主流，并且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如道家思想及与其相关的崇尚自然的个性主义理想，在两汉士人群体中是作为非主流的意识似隐似现地发展着的，至魏晋则上升为对整个社会文化都具有支配作用的主流性的意识，甚至高高在上的政治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相调和，如标榜崇尚自然、体道贵无的统治者人格和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政治理想再看当社会文化由魏晋型转为南朝型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佛教由非主流地位上升为主流地位魏晋时期的佛教，学理上依附于玄学而信仰上多借道教的形式南朝时期，佛教经过涅ｐáｎ＠①学的兴盛，佛性思想的确立，学理上完全摆脱玄学且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信仰方面三世果报、涅ｐáｎ＠①净土的学说深入人心，也完全取消了以神仙长生之事相附会的痕迹我们在后面还要论述到，这些佛教内部的发展是文人群体的生命观由魏晋型转化为南朝型的重要的社会意识背景。
佛教由非主流上升为主流最重要的表现还是它的济俗应世的社会功能完全明确化，并与政治教化直接发生关系 正面研究上述三种社会文化类型及其转型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三种社会文化类型中的不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观，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替嬗变关系根据上面这种划分以及我们所掌握中古文学中表现生命主题、勃发生命情绪的史实，我们业已得到这样的初步结论，即这种文学现象主要发生在魏晋型的社会文化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社会文化的各个相关要素中寻找发生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 汉末魏初是社会文化从两汉型转为魏晋型的转型时期关于这一转型期的文化变迁特征，如经学地位下降、玄学萌芽、个性自觉、文学自觉等方面，学术界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社会意识中占主流倾向的生命观的转变，即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我国古代生命观念的发生历史悠远，但从远古至文明开化之初期，占主流倾向的是以各种方式对抗、否定人类自然死亡规律的非理性生命观据研究可知，在原始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初期，就已经形成天赋生命、灵魂不灭和长生不死等非理性的生命观念。
先秦诸子们因为朴素唯物思想的发展，第一次建立起比较彻底的理性生命观，尤其是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和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成了后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性生命观的两块基石，一直以它们来对抗各种各样的非理性生命观但从社会生命意识的主流来看，战国秦汉时代仍是非理性生命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它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从原始社会晚期以来的寻求长生不死的方术、祈祷等活动，至战国秦汉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职业性的方士集团他们迎合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求长生不死的需要，在郊祀、封禅、入海求仙药等各种神秘活动中发展神仙方术及其理论此外，一些具有隐逸性质的避世之士，即司马相如所说的“列仙之儒居山泽间” ［①ｂ］ ，发展了养气、服食日精月华等神秘的养生求仙活动，甚至将先秦道家的养生学完全转化为神仙之学除了上层统治者和隐逸之士的求仙活动外，汉代的民间社会也盛行服食求长生的风气汉乐府诗《长歌行》 、 《善哉行》中就生动地描写职业方士乔装成仙人在民间兜售仙药、传授仙术的情景在汉代一般的文士中，对延寿求仙之术抱有幻想的也不在少数，汉赋中频繁出现的神仙之论和游仙场景，当不全是精神寄托之词东汉时期的几位有卓识的思想家像桓谭、王充、仲长统，都曾对此事存有幻想［②ｂ］ ，更可推想一般文人的情形。
由上述所论可见，延寿求仙 这种非理性的观念在两汉时代是社会性的意识二，汉代思想之重镇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神秘哲学，其实质也可理解为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宇宙自然大生命观这种生命观与大一统的王权意识相吻合，并且共同地起到了忽略个体生命价值、淡化个体生命意识的作用三、汉代的大一统局面造成相对于魏晋时代来说，社会要安定得多，汉初制定与民休养生息的政治原则，在整个汉代政治中多少是能得到一些贯彻所以重生实为汉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命情绪普遍地趋向于安定加之上面所说的那些求仙延寿的非理性生命观的流行，使人们对生命普遍地抱有一种乐观的幻想，淡化了惧死心理这是汉代社会的生命问题远不如魏晋社会这样激烈、矛盾的原因所在而汉代文学如汉赋、汉乐府所流露的生命意识，总体上说是乐观、平和、缺乏个体自觉的 但是，对个体生命的本质及其价值的思索，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潜伏状态、甚至有时还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也存在于汉代社会文化之中在西汉时期，像贾谊、司马迁，甚至汉武帝本人，都曾在他们的作品中表露自身的生命意识贾谊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同时陷入生命危机之中，写作了《＠②鸟赋》这样的以老庄的同万物、齐生死的思想为解脱的表现生命主题的作品。
汉武帝因长久求仙无成而深切地感到生命危机，写作了《秋风辞》 、 《李夫人赋》这样的悲伤生命的作品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东方朔的《答客难》 、崔ｙīｎ＠③《达旨》 、张衡《应间》 、蔡邕《释诲》等一系列东西汉人的作品，则表现了在大一统政治局面中个人的生命价值难以实现的思想矛盾并且为解决这种矛盾，他们都比较相似地倾向于从老庄思想中寻求解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人儒道互补人生观的最初尝试者从文学思想方面来看，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群汉代子史家对个人著述事业的注重，更体现了他们自觉地将“立言”作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方式上述这些思想意识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都是魏晋生命意识和生命主题的先驱可证魏晋型的社会文化，从历史继承的关系来看，正是发展两汉型文化中的非主流因素而成，这也是两汉文化能向魏晋文化转型的前提生命意识的勃发正在汉末魏初，社会矛盾的激化及大战乱中生民的死丧果然是其基本原因，对此研究者们已经普遍注意到我们这里所论的是当此社会环境之恶化，人们的生命观也出现了较大的分化，由汉代盛时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导转为此期的理性生命观复兴，并与非理性生命观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社会，而且也常常表现在个体内部。
人们徘徊在两者之间，而导致自身生命情绪的激烈化一方面，非理性生命观仍在发展，尤其是道教在此期正式形成一些宗教人士利用民众对现实的危机感和不满情绪，以太平和长生不死为诱吸引人信教但此时的求仙心理，也带有浓厚现实危机的色彩，即使像《太平经》这样的道教经典，也流露出对现实和生命的焦虑心理 《太平经》卷七十二有这样一段话：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死，不得重生也重生者得道人，死而复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万万未有一人也故凡人壹死，不得复生也在两汉盛世中，养生求仙风气虽盛，但人们的生命情绪却是比较安定的，这与人们对现实政治尚存有信心有关系像《太平经》中这种近乎狂热的惧死心理，正反映了汉末社会生命情绪的激烈道教的形成，其实也正是求仙之事的专业化，神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并带有了繁琐哲学的色彩，反使一般人望而却步 《太平经》即说能得道重生者万万中未有一人魏代嵇康作《养生论》也认为神仙也许是有的，但禀于自然，非学而得再看后来东晋葛洪著《抱朴子》 ，集仙学之大成，但他所示的求仙长生之路，却是十分神秘繁琐，凡人难以掌握而在两汉盛世，养生求仙其实是一种很普通的社会生活，仙药也并不奇特难求， 《神农本草》就著录“上药一百二十种，主养命以应天” ，久服不伤人， “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 。
这与魏晋人唯服有毒、易伤身丧命的五石散，在服药时的心理安危大异，反映到了魏晋之世，服食求仙难度增大其实，神仙理论之精致繁琐、以求仙长生为希有奇异之事，这些从另一角度来看，是社会对于非理性生命观普遍产生怀疑所致，是非理性生命观为了坚持对抗理性生命观的表现在这种情势下，汉魏之际理性生命观渐趋于主流地位，一般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神仙长生之事持怀疑，也对一般的养生理论提出质疑［①ｃ］ 《古诗·驱车上东门》中“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曹操《善哉行》 “痛哉世人，见欺神仙” ，曹植《赠白马王彪诗》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等，实为汉魏之际文士们流行的见解它是汉魏之际文学中生命情绪发生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传统礼教作用的减弱，人们希望更多地体验生命的本真状态，以及神秘的天人学的宇宙自然生命观在汉魏之际的衰微，都是个体生命意识勃发的极有利的文化背景总之，人们对两汉社会盛行的非理性生命观及其相应行为的信仰动摇，是生命意识理性自觉主要原因 二、魏晋文人的生命观及其思想分野 魏晋时期既是文人个体生命意识发生的时期，又是他们在生命观的抉择上充满矛盾的时期此期文人群体的生命观，其主流是倾向于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并不彻底，非理性生命观的诱惑仍然在发生作用，这正是大量游仙作品产生的原因。
也正因为魏晋时代的理性生命观并不彻底，所以至南朝时期佛教的非理性生命观才得以盛行，并有力地支配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再就理性生命观（此理性仅就其比较现实地承认自然死亡的必然性而言）内部而言，也存在着不同的生命观之间的矛盾并且，生命观的发展并非纯粹的观念性的逻辑发展，而是与社会现实、个人的时地境遇密切相关因此最常见的情形是几种不同的生命观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陶渊明的《形影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揭示出物质境界的“形” 、伦理境界的“影” 、自然境界的“神”这三种不同的生命观，但却存在于同一个体之中这是陶渊明对他自己身上存在的生命观之矛盾的形象描写，也是他对魏晋社会流行的生命观之主要表现形式的高度概括 即以表现生命主题的第一批硕果汉末文人诗而言，一方面它们已经比较彻底地摆脱汉赋、汉乐府诗中常常出现的非理性的幻想，建立起以表现现实生命的本真状态为美的审美理想可另一方面古诗作者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却是各不相同，有具有虚无享乐倾向的生命观［②ｃ］ 、有希冀以爱情填补生命空虚的行为［③ｃ］ 、也有追求立德、立功的生命观［④ｃ］ 但它们有一共同的情感基础，即上述种种都与人生短暂的觉悟有关可以说，只因为知道了人生的短暂，才有了对人生行为方式的种种不同的抉择。
如是人类全体都沉迷于非理性的幻想中，则一切的人生行为都只指向追求生命的延长所以魏晋人对生命短暂这一必然命运的觉悟，正是魏晋各种意识纷起、文化趋向多元化的总根源 但是，魏晋各阶段文人群体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