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 摘要：先秦以来，重视武备和积极御边始终是传统政治中的主流意识，至宋代则发生明显转变在“崇文抑武”统治方针的推动下，宋代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以和止战的应对边患的策略，在精神上对边防战争产生了怀疑和抵触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既与宋代统治者推行的路线方针有关，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深刻关联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成为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 关 键 词：宋代/崇文抑武/主流意识/武力战争 作者简介：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西安 710069）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政权总是面临如何维护自身统治和应对内外军事威胁的问题，战争常常成为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这一手段至宋代却逐渐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形成了以和止战的应对外部威胁的趋势本文即以宋朝这一断面为考察对象，探究主流意识对待武力战争手段的态度与变化，及其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影响① 一、宋初对待武力战争态度的变化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战乱动荡，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甚至主导政治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这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重武轻文”的价值观也日渐在社会中积淀下来此时，不仅国家文治荒疏，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文官集团受到武将群体的压制，而且皇权也趋向式微。
后晋时，军阀安重荣断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②正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特点 宋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从外部的地缘状况而言，由于后唐末年燕云十六州地区被辽占领，中原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国防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使御北边防陷于艰难境地，如宋人所说：“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③辽突破长城阻隔后，不仅挥师南下更为便利，还因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经济资源，为骑兵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优势这种此消彼长的形势，使宋朝丧失了以往秦汉隋唐帝国有利的国防地理条件与此同时，南方各地诸割据政权依然存在，五代以来战乱的局面亟待结束，混乱的统治秩序更有待改变 宋太祖君臣一致认为以往的长期动乱系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所致，④而又突出地表现为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⑤于是，在使用武力战争手段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对内采取收兵权举措，并解决以往长期存在的文、武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消弭社会意识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念和广泛存在的“重武轻文”风气从宋太祖朝开始，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以重振纲纪、加强皇权。
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包括亲自为孔子作赞文、拜谒孔庙，发展科举制度，要求武臣读书等等，便旨在向天下传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⑥“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由此发端⑦虽然统一天下是宋王朝的急切任务，使用武力战争手段也是现实的选择，但从国家更高的政治追求来说，则在于儒家文化设定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气象，因此“文治”高于“武功”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不仅在收兵权的过程中，没有像以往汉高祖以及后世明太祖那样杀戮功臣，主要是采取怀柔的赎买手段解决，而且对所推翻的后周皇室优礼有加，对所灭诸国的国君也一律赐以爵号，将其举家安置于京城，以礼相待这种开明的做法，也体现了宋朝开国政治的某种趋向 从统一的行动部署上看，宋太祖君臣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用兵方略，先征服南方诸割据政权，然后再剿灭北汉、收复燕云，即实施先易后难的原则宋太祖对于处理被辽朝控制的燕云问题，也考虑过优先采用经济手段赎买的办法，其次才是运用武力方式解决⑧事实上，宋太祖后期已尝试缓和与辽的紧张关系开宝七年(974)，宋主动遣使“请和”，辽也派地方官“与宋议和”⑨此后，宋辽双方使臣往来逐渐频繁，彼此互致国书、礼物，互贺正旦和对方皇帝生辰。
⑩宋辽虽然缓和了关系，但在北汉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即宋试图统一河东，而辽不愿放弃牵制宋朝的北汉傀儡政权开宝九年八月，宋军大将党进率军对太原发动进攻时，辽继续出兵增援北汉，挫败宋军的攻势11)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并很快完成南征和消灭北汉的任务由于宋太宗是通过非常手段登上帝位，(12)因此意欲建立超越乃兄的武功，遂在对辽关系上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但随后的两次收复燕云的伐辽行动却惨遭失败文官执政群体对北伐战争先是少数人反对，之后则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并对宋太宗不断施加影响13) 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讨伐北汉呼声兴起之际，宋太宗征求大将、枢密使曹彬的意见，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宰相薛居正等人则委婉表示应当从缓14)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的次年，宋太宗一度又试图出兵幽州，文臣张齐贤便上疏反对继续对辽用兵，理由是：“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15)在第二次北伐的筹备阶段，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16)则说明中书大臣的反对意见给宋太宗一定的压力，才使其抛开中书仅与枢密院合谋。
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认为：“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他指出小人(主要指武将)好战，“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的告诫17)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宋太宗不得不对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大臣“推诚悔过”18)端拱初，御辽前线形势紧张，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防“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19)不久，知制诰田锡又上奏反对北上用兵，认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20)淳化四年(993)，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议题，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认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亲自指挥作战，也无功而返，“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当即表示：“炀帝昏聩，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追悔之意21)此时，边境相对平静，宋太宗君臣的讨论应当是理性而清醒的文官大臣的以上见解，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同时表明对武力战争手段的作用开始怀疑。
他们的主张被“时论称之”，并影响了宋太宗的态度，则说明这种认识在宋太宗朝后期已渐成主流意识 宋人李攸《宋朝事实》称：“太宗笃好儒学”，并举例加以说明，宋太宗阅览兵法《阴符经》后叹道：“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而在读《道德经》后则表示：“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22)在宋太宗眼中，兵家讲求诡诈奇巧，势必容易诱发“奸雄之志”，自然是“不祥之器”；王者非不得已不可用兵，“武功”手段也只能服从“文德”目的由此可见，宋太宗对武力及兵家学说的贬损态度，其实正是两次北伐失败后方针路线转变的结果 北宋第二次北伐的失败，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宋统治集团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目标，也停止了开疆拓土的活动，其军事思想转为保守，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于是，北宋在对辽前线全面布置防御体系，所谓“今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23)还通过开挖河塘的方式弥补失去长城带来的地形缺陷当政者从此眼光向内，采取“守内虚外”之策，(24)换言之可称为“攘外必先安内”，追求内部统治稳定和“文治”功业成为施政的重心，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
宋太宗晚年对身边人所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的话，(25)便透露出实施这一政策的心机所在因此，“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遂得到确立，即：侧重于以儒家思想文化治国，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朝廷主要不是依赖军队，而是凭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军事将领干扰其主导方针，又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 总之，历史上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武力的传统从宋太宗朝后期开始发生转变，强军强国的意识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正因为如此，宋太宗朝后期遂尝试通过议和的手段缓和与辽朝的紧张关系，但未能成功如淳化五年，宋廷曾先后两次遣使入辽议和，不过都遭到辽朝的拒绝26)甚至面对西北一隅的党项势力也消极应对，当军事重镇灵州遭到长期围攻后，还曾一度打算放弃27) 二、宋代主流意识抵触武力战争态度的发展与延续 宋真宗即位初，完全继承了以往的治国方略和御辽战略部署，但面对辽军的不时南犯，却一筹莫展，河北、河东前线形势持续紧张咸平二年(999)年底和六年四月，辽军先后两次南攻，爆发了瀛州之战、望都之战，宋军都惨遭失败。
咸平五年三月，军事重镇灵州城被党项军攻陷，北宋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受到很大威胁宋廷陷于极大的边防困境，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景德元年(1004)，辽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下，大有问鼎中原之意宋朝在走消极防御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发动全面抗战，宋真宗也赴澶州亲征当辽军在黄河北岸遭到宋军有力抗击，双方交战僵持不下时，虽然宰相寇准等人希望坚持抗战，用武力手段彻底解决对辽问题，但宋真宗和多数朝臣却无意恋战，主张抓住辽朝有意和谈的机会，通过议和达到休战的目的于是，以付出经济代价换取辽军停战的澶渊之盟就此缔结其实，这也是宋太宗朝以来国防战略转变后宋廷及主流意识的现实选择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统治集团避免了与辽朝的一场殊死决战，更重要的是双方依照条约放弃武装敌对，维持现有边界，结为兄弟之邦，并互通边境官方贸易随后，对冲突不断的西北前线，宋统治者也转为议和的方式解决就在澶渊之盟订立的同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即位，宋廷又借机主动与之议和，承认其割据现状，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敌对关系 如果说此前宋朝因为连续两次的北伐失败，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宋真宗登基初又不断遭到辽军的打击，形势迫使北宋像西汉初年对待匈奴、唐初对待西突厥那样，也暂时采取守势，以财货换取对方撤军，然后着手聚集力量，待国力强盛后再适时发动反击，则属于审时度势下的权宜之计。
但澶渊之盟订立后，宋朝却延续了对外消极防御的思路，标志着走上了与以往王朝不同的发展路线 宋朝与辽、夏议和后，调整了军事部署，裁减前线驻军，减免对地方的征调其中在对辽前线，“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28)在西北前线，“缘边屯戍量留步兵，余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以就刍粟29)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真宗还下诏将前线原敌对性的地名改为通好之意的名称，如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改为广信军，破虏军(治所在今河北霸县东北)改为信安军，定羌军(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南)改为保德军等等30) 分析当时的各种记载，不难发现宋统治者显然从议和中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据以后宋人自己承认：本朝虽然向辽支付了岁币，但相较与辽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足百分之一二31)因此，宋真宗君臣认为突破了长期无法解决的边防困境，为内部的统治和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巩固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可以说，从宋真宗朝以后，主和、反战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