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经济类】“广场协议II”：背景可行性与局限“广场协议II”：背景可行性与局限 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进一步扩大，有关通过国际政策协调消除全球经济失衡的议题被再一次提出在2005年末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威廉·克莱因建议主要国家进行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的国际政策协调，在美国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的同时，通过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外国货币相对美元再升值25%，最终到2010年将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降至可以持续的占GDP3%的水平拟议中的“广场协议II”由于将汇率调整的矛头指向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因而又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洲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II”的背景 克莱因提出“广场协议II”，基于下述背景： 1.史无前例的经常项目赤字美国2002和2003年的经常项目赤字分别为4829和5476亿美元，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创下666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而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最高只达到3.4%。
2005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接近8000亿美元，且丝毫没有出现逆转的迹象 2.外部失衡不可持续包括克莱因在内的美国主流学者强调，美国目前的外部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外部失衡的加剧会导致净外债的积累，而净外债积累到一定规模将引发不可避免的调整克莱因认为，要避免美元危机，必须使美国的净外债对GDP的比率维持在50%以内美国的净外债在2004年为2.5万亿美元，超过GDP的22%，按照克莱因的估计，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外部赤字的增长，这一比例到2010年将上升到55%，2025年达到GDP的135% 3.如果经常项目赤字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以某种方式进行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宜早不宜迟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和官员相信，对外部失衡越早进行调整，代价和成本越小；调整越晚，调整的难度越大、越痛苦，最终以“硬着陆”方式进行调整的可能性也越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经发出警告：如果不及时采取补救性的政策行动，5年内发生一场全球汇率危机的概率是75%如果外部调整最终以所谓“硬着陆”的方式进行，将会不可避免的出现美元剧烈贬值、美国利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不仅美国和全球经济将陷入持续的衰退之中，也会毁掉美国的信用和美元的全球地位。
4.在所有调整政策中，对美国而言，货币重估代价最小在消除外部失衡的可控选择的政策菜单中，调整美国居民储蓄率政策周期较长，且可能在调整中导致经济衰退；削减财政赤字虽然被认为是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最优途径，但财政紧缩同样会抑制经济增长，带来就业和收入上的损失，并可能遭遇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抵制而难以实行相对而言，汇率重估(美元贬值)不仅不会产生经济紧缩效应，通过改变产品的名义价格，反而可以抑制外国产品的竞争力，将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变为对美国本土产品的需求，这实际上是将外部失衡调整的负担转移给其他国家对美国而言，这种外部调整显然是最为有利的 5.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美国通过国际协调实现美元有序贬值，成功修复外部失衡的经典范例尽管平衡的恢复后来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尽管美元相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贬值，只是成功修复外部失衡的部分原因，但汇率作为平衡外部赤字“终极武器”的地位由此确立 6.通过国际政策合作，使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货币一步到位式大幅升值，是美国的主要的政策目标。
自2002年到2005年 11月，美元相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已经完成一轮自发调整在此期间，美元实际汇率仅贬值10%，其中欧元升值幅度一度达到36%未升值货币主要集中在亚洲，由于人民币实际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货币不仅没有升值，反而出现了小幅的贬值在克莱因看来，通过“广场协议Ⅱ”将主要东亚国家纳入统一的合作框架，可以有效解决这些亚洲货币重估时面临的“囚徒困境”问题——东亚国家将因为集体升值而无法再以竞争力受到不公平削弱为由拒绝调整币值 “广场协议II”的可行性 尽管美国学者有各种理由推动又一次国际政策协调行动但是，以汇率重估为核心的“广场协议Ⅱ”，其必要性以及修正美国外部失衡的有效性仍受到广泛的置疑 1.美国当前的外部失衡存在两个结构性根源：经济全球化引起的生产要素从美国向东亚的转移；美国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相当多的学者，包括罗伯特·蒙戴尔和斯蒂格利茨两位诺奖得主相信，只要这两个结构性因素继续存在，只要美国政府和居民继续过度支出，就无法通过汇率调整获得可持续的外部平衡。
2.汇率变化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历史上曾存在激烈争论克鲁格曼、克莱因等人的研究虽然表明汇率变动可以影响贸易余额，二者存在两年左右的时滞但麦金农等人的研究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开放经济中，短期内贬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长期来看则根本没有影响这一观点，目前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3.即使汇率重估对失衡调整有效，也不能证明“广场协议Ⅱ”能够有效削减美国外部赤字首先，把纠正外部失衡的目标寄希望于亚洲和中国似乎并不明智，因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贸易赤字当中的份额在下降，而其他地区与美国的贸易赤字在增加第二，让名义价格变动影响贸易余额，最终将外部赤字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需要美元进行大幅度贬值20世纪80年代，对美元进行大幅度实际贬值相对较为容易，因为日本和德国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依赖于美国目前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在结构特点和政策方面差异很大，考虑东亚各国的巨额储备资产以及中国对汇率制度改革自主性的强调，过去那种汇率的一步到位调整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国际政策协调的局限 除了可行性存在的问题，以“广场协议”为蓝本的传统国际政策协调还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局限： 1.传统的国际协调机制不仅回避提高美国家庭储蓄这一外部失衡的治本之策，在必须的削减财政赤字方面也不成功。
由于国内因素的影响，包括“广场协议”在内，历次国际政策协调中有关财政政策协调的内容，在实际中往往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尽管“广场协议Ⅱ”将包括美国进行财政调整的内容，克莱因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也试图使人相信，在亚洲国家使其货币升值的同时，美国将执行必要的政策修正但是，美国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令亚洲国家信服如果美国不首先在削减赤字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就不可能启动新一轮国际政策协调 2.传统的国际协调着眼于治标而不是治本，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缺乏实质性改革，也没有消除由美国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带来的道德风险，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全球失衡的根源美国经济的全球主导地位及其赋予美国的政策自主性，必然产生某种形式的道德风险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与20世纪的80年代的情形一样，当前的全球失衡也是美国对由其国内经济政策造成的美元高估采取“良性忽略”(benignneglect)态度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可以对美元汇率高估袖手旁观，无需承担由汇率高估引发的任何不良后果，反而失衡为美国提供了影响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并从中获取利益的机会，使美国可以以美元贬值和保护主义等对他国造成损害的做法，威胁处于顺差的国家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就不能指望从根本上避免全球性失衡的发生。
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美国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的，会在日后反复制造全球失衡这种情形，是任何形式的国际政策协调都无力解决的 (作者系大连海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