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四 江 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是五言乐府中最古老的一首，属“相和歌辞”中的“相和曲”，大约是汉武帝时从吴楚一带采集的民歌江南，汉代指的是扬州地区关于这首歌的主题，吴兢说得很明白：“江南，古词，盖美芳辰美景，嬉游得时”（《乐府古题要解》），但过去一些古板的文人却不这麼看，有人认为是讽刺当时淮扬地区由于社会富裕，男女之间相悦相嬉的淫荡社会风气，所谓“物阜风淫，所以为刺”（朱嘉徵《乐府广序》》，有人干脆说他是像《诗经》中“宛丘”、“东门之枌”一样，讽刺陈国一带淫荡的社会风气：“刺游荡无节，宛丘、东门之旨”（徐献忠《乐府原》》但正如《诗经》中的《宛丘》、《东门之枌》并非是讽刺陈国一带淫荡的社会风气，而咏歌女巫师们的生活与恋爱一样，汉乐府《江南》同样是表现江南采莲男女的劳动与爱情透过诗中那茂盛的莲叶和活泼的鱼儿，我们彷彿看到了田田莲叶下那一张张欢笑的脸，也彷彿看到了像鱼儿一样东西乱窜、互相追逐的一只只采莲船 从结构上来看，全诗只有七句、三十五字，而且后四句完全是在重覆从效果上来看，它把采莲生活表现得异常丰富，爱情欢乐亦抒发得异常充分，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麼，《江南》是怎样在短小的结构里，纳入了如此巨大的容量和如此深长的情感呢？ 首先，它采用双关、含蓄等手法来以物喻人，以景附情 这首诗是写采莲人的劳动与爱情的，但诗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直接去写劳动的场面，更没有一个字道出他们的爱恋和心绪，完全是透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绘，及一些双关和暗示来透露其中讯息的第一句“江南可采莲”的“可”、“莲”二字就大有讲究莲”是一种水生植物，荷生水上、藕埋水底，无水而不活大江南北多湖沼河塘，因此莲也特盛，这是“江南可采莲”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与莲的特征有关新荷出水，亭亭玉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少女那裊娜的身姿；荷花映日，粉白轻红，娇艷欲滴，又使人联想到少女青春的面容所以古代一些诗人常常把莲与少女相提并论，如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芙蓉女儿面，江湖浪子心”等另外“莲”与“怜”谐音，“可采莲”与“可怜”双关这也是对“莲”的谐音双关手法首次创用到了南北朝时代的乐府民歌，就变成一种普遍手法，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大子夜歌》），“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这是“江南可采莲”的内涵所在再者，有莲就会有采莲人，而采莲人又大多是姑娘们，这在古典诗词中也屡有描绘，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重湖叠献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柳永《望海潮》）采莲姑娘把劳动的欢乐带进了江南的荷塘，当然也把青春、爱情带进了荷塘，这里既有劳动的欢乐，也有爱情的追求荷花与人面，藕丝与偶思，“可采莲”与“可采怜”混合在一起，这些双关语含蓄而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兴致之所在，是“江南可采莲”的真正原因 下面两句“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是在“江南可采莲”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物喻人，以景附情田田”，是莲叶茂美鲜碧又娇柔逗人的样子，“何”字写出了采莲人的心里感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专指自然界的荷叶，而是暗喻那娇柔轻盈的采莲姑娘了五代词人韦庄有首《菩萨蛮》，写江南的卖酒姑娘是“墟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那是专从肤色上描绘，带著一种文人的欣赏趣味，这里是以田田的荷叶嘹轻盈的采莲女，手法含蓄一些，而且这种轻盈与不断的采莲劳动也很有关系吧！如果说“莲叶何田田”是描绘女方倩影的话，那麼“鱼戏莲叶间”则是在写男方的追逐求爱田田的莲叶当然引来了游鱼的呷喋，这是生活中的常识，诗人正是用这个人人熟知的生活常识，来暗描荷塘内青年男女间的追逐求爱你看，这阵阵游鱼绕著田田的荷叶在嬉戏、呷喋，它很容易使人想起傣族泼水节或苗族火把节那欢乐的夜晚，成群的男女青年或相互拨水嬉戏，或沿著岗峦、绕著竹林追逐嬉戏，这大概也是另一种“鱼戏莲叶间”吧！明代有首山歌写得很有趣：“荷花出水一朵朵，引来游鱼一窝窝。
花在水上鱼难近郎哎，要想押花等花落”这倒很像是对“鱼戏莲叶间”的答覆，是女方的调情和故意拒阻，也像是“戏”字的形象注解由此看来，含蓄委婉是此诗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这首诗采用排比、重复之法，加强了诗中的欢乐气氛和深长韵味《江南》是首“相和歌”，汉代「相和歌」有两种相和方式：一是以乐器与人歌相和；一是一人领唱，眾人相和《江南》属于后者我认为前三句是领唱，后几句是和声领唱中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要情节，和声则是对上述情节的重复和强调，强调的重点是“鱼戏莲叶间”这一活动诗人用重复、排比之法，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铺陈这种铺陈方法表面上看很呆板，实际上却很高超一是使全诗有唱有和，结构上更为活泼；二是这种排比法强调了鱼儿在游戏呷喋中的欢快之态，并透过它把采莲姑娘与小伙子间的追逐嬉闹、劳动的欢乐和爱情的甜蜜，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如洪鐘往复撞响，留下一个余韵悠悠的结尾这种结构和表达方式也为后来的民歌和文人所模仿和吸收，如北朝乐府《木兰诗》中木兰出征前采购军需品的一段，也是采用这种重复排比之法：“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韉；南市买轡头，北市买长鞭”连用四个排比句渲染出木兰出征前紧张忙碌的气氛，也表现了木兰整装待发的勃勃英姿，与前面的佇抒叹息简直判若两人了。
三是这种排比在音调上更显得鏗鏘和谐，给人一种活泼跳动之感，更能反映出诗人当时的心情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也有段关于游鱼的描绘：“潭中鱼可为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佈石上，怡然不动”《小石潭记》是反映作者被贬生活的孤寂和愤懣，所以鱼也像人一样寂寞呆滞，生活在清空的潭水之中而《江南》中的游鱼却是东、西、南、北乱窜，而且与莲叶相“戏”，江南水乡的美景，荷塘劳动的欢欣，采莲男女的青春欢笑，带给诗人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完全可以从这四句排比和重复中感觉出来，这正是此诗又一成功之处汉乐府《江南》诗意鸟 生 鸟生七八子，端坐泰氏桂树间 唶我！泰氏家有游逛荡子，工用睢阳疆、苏合弹左手持疆弹两丸，出入鸟东西 唶我！一丸即发中鸟身，鸟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鸟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 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海复得白鹿脯 唶我！黄鵠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钧尚得鲤鱼口 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这是汉乐府《相和歌》中的一首诗中的“黄鵠”两句与《鐃歌临高台》中的“黄鹊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鵠，令我主寿万年”情事相同，另外篇中又言及上林苑，因此大体可以断定是西汉时代的作品。
诗中写一隻老乌鸦生的七隻小乌鸦，从南山飞移到秦家桂树上，不料却被秦家的游荡子所射杀小乌鸦死后很后悔不该离开南山罹此灾祸，但转而一想，上林苑的白鹿、摩天的黄鵠、深渊的鲤鱼都难免一死，自己又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呢？关于诗的主题，有人以诗的最后两句“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为据，认为此诗是“喻年寿之有穷，世途之难测，以劝人及时行乐”（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有人说此诗是“东汉末年那个动乱时代，文人动輒得咎的恐惧心理的反映”（余冠英《乐府诗选》）其实，这是首寓言性质的诗，就像西汉《鐃歌》中的《艾如张》和《稚子斑》一样，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借动物的悲惨遭遇，来反映人生随时都可能遭到的凌辱和迫害，对社会豪强的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发出悲愤的抗议 这首诗是杂言，但结构上却异常工整，开头结尾各有两句，分别是序曲和尾声，中间二十二句是个完整的故事，按情节可分为被杀、追悔和自慰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皆用“唶我”这种自我叹息的方式发声开头两句“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是交代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人翁主人翁是七、八隻小乌鸦，地点是在秦家的桂树上端坐”是写牠们在巢中的安稳之状，也是这几隻小乌鸦对秦家桂树的主观感觉，“自认为无患，与人无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也许就是他们从南山巖迁来此地的原因吧！但一场悲剧就在它们“端坐”时发生了。
秦氏”以下八句即写乌鸦被秦家游荡子偷袭以至殯命的经过，它与开头的序曲间有个叹词“唶我”唶”是感叹声，《后汉书光武纪》记望气者到南阳后“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我”在此是语尾助词，没有实际意义萧涤非先生把“我”解成实词“自我”，与叹词“唶”分开，标点成“唶，我秦氏……”，并举《豫章行》“使我离根株”等句为例，说明这是汉乐府的常用句法（见《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似亦可通这个叹词“唶”在诗中有两个作用：第一，使主人翁在情感上显得更加懊丧和伤感；第二，使节奏显得更为抑扬顿挫，抒情气氛更为浓郁，像后来《四季歌》中的“哎呀，咱们两人一条心”中的“哎呀”一样，更富有民歌风味 感叹之后，就开始写乌鸦被害的经过了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乌鸦选择地点的不慎这里的秦家桂树表面上平安无事，似乎可以端坐，实际上却潜伏著凶险和危机，因为桂树下的秦家是个豪强富贵人家，这可以从下面两点来证明：其一，他家的子弟是“游遨荡子”饱食终日、游手好闲、寻衅生事，这是膏梁子弟的共同特征；其二，器械的精美，这个游荡子用的是睢阳强弓和苏合弹睢阳是古宋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相传宋景公时有一个弓匠造了一张硬弓，能射几百里远。
睢阳疆”即睢阳产的强弓、硬弓，“疆”为“强”的通假苏合弹”是用苏合香和泥製成的弹丸，苏合香相传是西域月氏国所产的一种香料这个秦氏子阵日游荡又器械精美，可见是个豪梁子弟斗鸡走马、寻衅闹事又是强梁子弟的阵日功课和专长我们从这个秦氏游荡子“工用”睢阳强，已预感这几只小乌鸦的前景不妙；从这个游遨荡子左手拿著强弓，右手拿著两个弹丸游转在桂树的前后左右，更可感觉出危险就在眼前随着便是“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这个毫无戒备的弱者终于被豪梁伺机射杀了 上述两句在结构上是个过渡，即交代了这场悲剧的结局，又为乌鸦魂魄的自诉、自慰提供了张本在人称上，这两句之前皆是第三人称，由诗人客观敍述悲剧的发生经过；这两句之后改为第一人称，用拟人的手法写乌鸦被害的自我感受 “阿母”以下五句是写乌鸦的追悔它诞生在南山的岩石之间，山道陡窄，峡谷幽深，人们难以得知乌鸦的居处，乌鸦当然很安全也不会被捕杀南山，即终南山，秦岭的主峰，在今陕西的西安市南乌鸦的这种追悔，很像《杂曲歌辞》中的《枯鱼过河泣》那是写一条枯鱼在过河时，追悔当年不该轻率上钩，告诚河中的鲤和鲂今后行动一定要慎重乌鸦和枯鱼能够反省和悔恨，这当然是个无稽的寓言，但其中都包含著生活的哲理。
我们从乌鸦和枯鱼的追悔和对窕窈南山的怀念中，似乎可以看到当时现实社会的影子武帝后期，由于连年不断的征战，无休止的兵役徭役，造成了土地大量抛荒，仅有的一点熟地又被官僚豪强们霸占农民们“己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郭私求，不可胜供二”（《汉书贡禹传》）失去土地、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只好到处流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关东一带的流民已达二百万口，无户籍者达四十万汉武帝面对被迫流亡的民众动乱竟任用酷吏，企图透过杀戮来维持其统治如杜周为廷尉时，“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詔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汉书杜周传》）；酷吏王温舒在河内治狱，竟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广大农民为了生存，不是举行暴动（如武帝天汉二年南阳暴动》，就是“逃亡去就，不避深幽”，躲到人跡难至、王法不到的地方法《乌生》中“蹊径窈窕”的南山就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因此，诗中写乌鸦魂魄对南山的留恋，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也是当时人民对统治阶层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抗议只不过这种抗议，是用乌鸦死后对迁往秦家桂树的追悔，和对南山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