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竖有《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可分别看见孔子、释迦、老子像，“三圣合体” ，碑上还有“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等赞语该碑立于明嘉靖四十四年 (1565)，形象地反映了在明清时期，“三教合流”是全社会共同推崇的主流思想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走卒贩夫，这是他们最能接受的信仰模式；他们的崇拜对象，综合了孔门圣贤、诸佛菩萨及道教神仙两汉之际，汉民族以儒家为主、糅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宗教文化形态基本成型此时传入的佛教，打破原有的宗教文化格局，逐渐改变中国宗教的生态分布，自此而有儒释道三家的互动三教关系，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上的“头等大事” ①；三教合一，是历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最后归宿这个融合过程，在南北朝后期渐露端倪，在北宋大致成型，到了明清社会则已登峰造极本文立足于三教合流过程中各自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依据历代“三教合流” 的言论，分析归纳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三教同源，借此表现传统儒家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处理经验一、儒家的主导地位与三教平等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称谓。
佛教” 一词到东晋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此前主要使用“佛道”或“ 神道”；现在所指的“道教”，实际要到东晋末期、南北朝初才算正式出现儒教” 的称谓则在魏晋之际已很流行②以“三教” 统称儒释道，始于南北朝的北周，约公元 6 世纪中后期；而到唐朝，“ 三教”的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 ③到了中唐，三教被形容为“鼎”之三足④从此，中国文化的结构，逐渐被认为是儒释道三足鼎立，乃至于今天的“国学热” ，仍以儒释道三教为其主体这里需要首先说明的是，现代汉语常把“三教” 直接等同于三种 “宗教”但在中国传统典籍里，“三教” 之“ 教”，仅是“教化”之意，而非现代西方宗教学所说的“宗教”(religion)譬如，天台智者大师说，“教是上圣被下之言 ”(《摩诃止观》卷一上)本文从广义的“宗教” 定义出发，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三教” 因此是三种宗教的简称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传统社会，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秩序，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儒家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杨庆堃先生以“一主两从”的主从关系，说明儒家与佛道两教的关系 ⑤汉代以后，儒学的政治化与宗教化，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教化内容儒家以“礼教” 的形式对佛道两教加以抑制或整合，提供了一套支配着中国人生活的道德伦理规范，佛道两教的教义或戒律须与儒家的这套规范相适应。
在传统社会，儒家的代表主要有两类：封建帝王与博学儒士身份地位不同的这两类人，在处理三教关系时，观点并不一致历代帝王比较讲究三教的实际功效，注重平衡三教，持“三教平等”的对话策略，佞佛或佞道的帝王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儒门大家，特别是中晚唐以后，常以辟佛老为己任，却又暗通佛老，在深层次上会通三教1.帝王的三教平衡儒释道三教虽有“一主两从 ”的关系格局，儒家拥有政治上的独大势力但这并不意味，佛道两教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逊色于儒家其实，若从信众的数量、典籍的流通来看，佛教的势力最大；若论思想的根基，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最深佛教认为，抄写、读诵佛经具有无量功德，既能消除业障，也能禳灾祈福譬如《金刚经》以种种譬喻说，“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金刚经》，功德无量这种观念刺激了佛经的传播，民间的写经、刻经蔚然成风隋代开皇年间，天下之人竞相抄经，导致“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如果稍加考察比较当前中国各地的佛庙与道观的数量与规模，就很容易看出佛教势力远远超过道教的现象不过，这种数量的多寡，并不能说明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就比道教更强大或更深入中国人的许多观念，譬如长生不老、消灾祈福等，都与道家道教密切相关。
鲁迅有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⑥，揭示了道教之于国民性的深刻关系在道观数量偏低的背后，反映了道教灵活的组织形式民间活跃着一批类似于“民兵”的道士，他们平时从事正常的劳动，若遇法事活动，就能披上道袍扮演道士的角色这使道教与民间社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有时让人很难厘清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差别佛道两教对中国民众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封建帝王岂会等闲视之？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吸纳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他们或习梵语翻译佛典，或精研佛理创宗立说，像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8) 、唯识宗创始人玄奘 (600-664)、禅宗六祖慧能(638-713)等，都是代表时代精神高峰的思想巨子宋代的张方平(1007-1091)因此无奈慨叹：“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 引自《扪虱新话·儒释迭为盛衰》)究其原因，佛学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迎合了知识精英的心理需求，而政治儒学却罕言“性与天道” 实际上，唐代宫廷三教讲论，唐高祖李渊最初规定，以道士居首，以沙门殿后；武周以后，改为“释先道后”在历代帝王的心目里，佛道教可以辅助帝王教化民众，同时也会耗费国家财富在佛教与道教之间，帝王即使有自己的偏好，通常也会尽量平衡三教。
北周武帝偏向道教，想要灭佛，天和四年(569)三月，召集僧人、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在皇宫正殿主持“量述” 三教此举开启了唐朝皇帝请三教通人在殿堂上公开讲论的先河，三教关系亦从最初的佛道论难，最终演变成以融会贯通为主调⑦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下诏，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这从社会功能上承认三教存在的合理性，求同存异，奠定了 “三教讲论”的思想基础参加讲论的“ 儒臣”，实际上要去代表帝王的政治观点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召集三教讲论，中书令张九龄(678-740)极力主张调和三教，上奏说：“至极之乐，理归于一贯在《贺论三教状 》里，借用《法华经》“ 会三归一”的说法，张九龄主张“三教并列” 、“ 三教同归”唐朝君臣的三教讲论，为北宋以降的“ 三教合流”铺平了道路从帝王统治的角度来看，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的领域三教的和谐共存，是以功能的社会分工为基本形式南宋乾道七年(1171)，孝宗皇帝写《原道论》，提倡“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⑧这一论断，成了儒家主张 “三教平等 ”最重要的理由，点明了三教的特点以及三教的互补关系儒家的主要功能当然是“治世”，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
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 ，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中国人素来心向往之普通人当然知道不会长生不老，但会想尽办法延年益寿，贵生养生在民间现已形成了道教“祭生” 与佛教“度死” 的习俗⑨，中国人往往把身体健康的希望寄托于道教的神仙儒家向来受到“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庄子·田子方》)的讥评，而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在消除烦恼的心性修养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有关心性修养的丰厚思想资源，特别是禅宗的“明心见性” 、华严宗的 “理事无碍”、天台宗的“ 止观双修”等，成了宋代儒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源头佛道两教，因此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规范尤其是佛教，在民间社会还承担了许多慈善救济的实际功能因此，历代帝王多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制定稳健的宗教政策，令两教“有助王化” 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唯常是吉……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⑩雍正皇帝还曾颁谕：“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圣人同其性，则广为道德；人能同诚其心，同斋戒其力，同推于人，则可以福吾身，可以资吾君之安天下。
《道藏辑要· 雍正上谕》)在他看来，三教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缺一不可2.儒家的会通佛老在政治上取得最高地位的儒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里其实并不总是占据核心地位尤其在隋唐时期，佛教的繁盛，反衬出儒学人才的凋零张方平“儒门淡泊” 的慨叹，是唐代、北宋初年儒家士大夫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韩愈(768-824)不惜身家性命，敢于犯颜直谏，希望皇帝不要佞佛，内心的悲凉，恐怕亦是由于“儒门淡泊” 儒学对佛道两教的思想吸收，势在必行，需要重塑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传说孔子向老子问礼，中国文化素有“儒道互补” 的传统譬如， 《周易》是儒道两家共同尊崇的典籍；而像《阴符经》、《参同契》等道教经典，朱熹(1130-1200)等理学家多曾悉心研究王阳明(1472-1529)的思想以“致良知” 著称，时常会以“精气神”等带有道家色彩的术语解释“良知”他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说明，则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他还认为，儒学以“养德”为务，道家以“ 养身”为重，两者其实“只是一事”。
他说：“ 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原静所云‘真我’ 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为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学与圣人异，然其造端托始，亦唯欲引人于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谓‘黄老悲其贪著’，乃以神仙之术渐次导之者《与陆原静书》辛巳)如何吸收或拒斥佛教的思想，这是宋明理学家的一项核心工作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朱熹、陆九渊(1139-1192)、王阳明等大儒，长期研读佛教，虽以“辟佛”标榜，却饱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宋明道学乃是儒佛会通的结果程朱理学的奠基人、集大成者，朱熹借用佛教“月印万川” 的比喻，说明 “理一分殊”的思想，把“ 天理”看做一切价值的源泉他说：“ 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 并以华严宗“一即一切”的说法解释“ 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王阳明是陆王心学的代表，有很多笔墨用来辟佛老在他看来，道家讲“虚” 、佛家讲“无”，都还只就养生或解脱而论，未能如他的儒学从“本体”上立论他说：“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
《传习录》下) 他对佛教的批评十分直白，认为佛教逃避了儒家所讲的“三纲”责任他曾说：“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因弟子请问而解释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传习录》下) 且不论王阳明的辟佛是否在理，他同时强调，佛道两教与儒学仅有极微的差异，所谓“二氏之学，其妙与吾人只有毫厘之间”( 《传习录》上)还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年谱》二)“ 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年谱》三)这些引文反映了王阳明在辟佛与援佛之间，以儒门性命之学统摄佛老，而非拒斥二教阳明后学大多潜心学佛，推陈出新。
流风所及，明清两朝儒家士大夫向佛者日益，居士佛教渐成气候儒门大家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折射出他们思想深处融合三教的努力这是一种独特的“三教合流” ，会通佛老，重建儒学，宋明道学家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