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明史研究的学脉第一个问题：明史研究的学术流变问题 第一，学术的薪火了解一下明史研究的源头在哪里，有哪些学者开创了这一研究，以至于影响到现在的明史研究现在明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北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二是长江沿线，主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三是南方，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除了这三大区域外，其他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点，而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比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南师大的一些学者也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这些比较零星的研究点中，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对现在的明史研究很有影响以上我们了解了国内明史研究的一些主要地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各个研究点不同的学术特色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北方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比如，北京大学的许大龄先生，解放后对北大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他的学生即后来的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天有，两人的硕士和博士，其研究题目大都是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包括学校制度、内阁制度、都察院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充军研究、县政研究、兵制等等。
这表明北大研究的特点以政治史为主，从制度研究切入我们看东北师范大学，李洵先生早年师从谢国桢先生，谢先生曾问学于梁启超，学术源头由此而来从东北师大明史研究的传承来看，李洵先生之后，有赵毅、赵轶峰、罗东阳赵毅的学生有李晓东、赵玉田、董铁松等等研究的特点也是政治制度史，但不同于北大的从制度研究切入，李洵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群体和社会现象他的论文集《下学集》体现了他对明史的全面考虑这本书体现了他对政治群体的关注，比如：南方士大夫势力、东林党、明代利益群体；另外还关注流民等一些社会现象李洵先生比较注重理论，早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比较多所以学术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以后以赵毅老师为主的社会史的研究，比如赵玉田老师研究的“北方的灾荒” 这些都可以从学术史中追溯到吴晗先生这一支，一脉孤传，相对势单力薄，但研究内容基本上也是以政治史为主到张显清先生，他已经具有从文化方面来切入政治史研究的特点我本人侧重于从礼治史、制度文化方面切入政治史研究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是郑天挺开启的在解放前，郑先生很有名，担任北大教务长，实际上主持着解放前北大的工作解放后，到南开开辟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局面目前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与郑先生学术的相传离不开的。
后来南开产生了大批学者，有：郑克晟，郑先生的儿子，父传子业；南炳文先生、林延清等先生和更年轻一代的常建华先生南开研究人员较多，明史以政治史为主以南先生的《明史》为例，主线仍然是政治的发展，包括郑克晟的《明清史探实》也是关注政治史研究的由于研究人员多，所以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 人大以清史研究为主，明史研究相对薄弱，较有名的有老学者——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就是他写的他的两个学生毛佩琦和柏桦都是研究政治史的比如柏桦专门研究明清的州县官北师大的顾诚先生，其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赵世瑜和陈宝良，梁志胜和彭勇是刚刚毕业的顾先生关注两个事件，明代的军制和南明史我们知道，南明史关注的政治内容较多因此，顾先生对政治的研究是占大多数的顾先生是一个苦行僧似的学者，考证非常有功底他的学生梁志胜和彭勇和都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赵世瑜研究内容的变化较大，后面我们讲到明史研究的变革时会详细介绍吉林大学梁希哲先生，与许大龄先生较像，主要关注的是明清政治制度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明朝政治史的研究占一个较大的比重其中也有研究经济史的，比如社会科学院的王毓铨先生，擅长研究经济史 第二，南方的一些学校，包括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学校，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主。
我们以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作为代表厦门大学的一位老先生傅衣凌，是研究经济史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早年从日本归来，由于经济史的背景，看问题不同于传统史学眼光，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李伯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陈支平是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在中山大学；郑振满在厦门大学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济史为主的我们要了解明代的赋役制度，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是最全面的参考书中山大学的老先生梁方仲，弟子较少，刘志伟（属再传）现为中山大学教授这两个学校都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但各有不同厦门大学的研究比较宏观，关注的是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等等像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傅衣凌先生曾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傅衣凌先生除关注正统的诸如实录的史料以外，还注重地方文书的收集在很早的时候，大概七八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开始带领他的学生到地方上收集文书，利用文书做研究这个方法在当时是非常有特色的，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中山大学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制度切入的梁方仲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有两本研究成果，一本是《明代粮长制度》，另一本是他的经济论文集。
比较著名的是他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由此可见，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下面我们看看其他的大学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有一位著名的老先生洪焕椿先生，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范金明在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江南经济的比如：苏州经济、江南棉布史等等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万历以后晚明史研究，著有《万历传》和《崇祯传》；二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就开始关注江南市政的研究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他集中研究的方面也是江南市镇由上述我们知道，这三地都是以江南市政和纺织经济作为研究重点的这三地的学生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的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及其学生主要是研究徽学的；武汉大学张建民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主要是研究长江中游和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及环境问题，近几年着重研究灾害历史学以上我们进行了大概的分类，而实际上各研究点的研究内容是有交叉的我们了解了全国明史研究的主要阵地和其各自学术研究的特点 下面我们看看明史研究传承中的变革 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继承的迹象非常明显，一直保持到现在年轻一代学者继承了前一辈学者的传统，但继承中也有许多变化总体而言，明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是一个代表。
这些研究是从明史研中分离出去的，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学术造反” 其代表人物有赵世瑜，顾诚先生的学生，但他所做的社会史研究与顾先生的研究截然不同在学术方法上也完全不同，赵世瑜对史学理论较为关注，借用了民俗学方法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寻找资料时不局限于图书馆，而是跑到荒郊野外，利用一块块的断碑来寻找历史的脉络总体来说，社会史的研究改变了传统史学比较狭隘的一面，看到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增多虽然目前为止人们还不能对社会史下一个明确得定义，其学术身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社会史的兴起确实给明史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我们把这种学术发展趋势看成是明史研究继承中变革的一面个别而言，中山大学明史研究传统是经济制度，刘志伟虽然也关注的是经济制度问题，但使用的研究方法却不一样比如，刘志伟的《广东赋役里甲制度》，研究明清的赋役里甲制度放在广东一个区域内同是研究经济制度，梁方仲先生是宏观的关注，刘志伟就在一个区域内进行观察，相对比较生动具体他在关注制度本身的时候，还关注制度在运行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研究是引入了近年比较流行的“社会与国家 ”的理论研究制度在传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是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这是不同于梁先生的。
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变革？我以为变革是史学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新一代学者，受学术大势的影响，带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带来的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变革第二个问题，明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我们的学者经过辛勤的劳动，在明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开大学的南炳文先生有一本《二十世纪明史研究回顾》，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明史研究的成果——辉煌主要体现在：1、研究领域和角度空前的发展；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3、明清史料大量的整理和出版四库全书，明实录等等都是二十世纪出版的；4、出现了一批经典性的著作比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李洵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等等目前每年明史研究的专著有 10 本左右，论文有 200篇这些都是我们要肯定的成果，但在强调成就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作研究时寻找方法、开辟新路 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体上的大而化之我们明史研究中面上的问题还没研究完，只是在一些点上有成果，很多问题谈不上继续深入下去我理解的“大而化之” 就是：点式的开垦，缺乏规划想到一个问题就研究一个问题比如，政治史上，对内阁制度、朱元璋、张居正和一条鞭法的研究很多，成果不少。
我们后人如果还研究这些内容，可能功力不够，也不会取得太大成果但这些之外，有很多的空白点，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以文官制度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在文官制度中，科举制度已经研究过，而丁忧制度——古代文官父母死后守丧问题，养亲问题，封赠制度等等，都还没有很好研究因此空白点的存在，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很多空间大而化之” 使得很多研究浅尝辄止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掌握了没有用过的新材料，于是就会产生新的成果以黄册制度研究为例：日本学者和韦庆远等先生等经济史家都有关于黄册制度的研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成显先生，在整理徽州文书的时候，发现了一批有关黄册制度的材料因此写出《明代黄册研究》一书这本书使以前黄册制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的、没有解决对问题得以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在原来研究粗放的情况下，进一步的推动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明代“大礼议”的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人很多，但近两年有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姓胡的博士，他研究时不同于以前的成果，而是选取了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 ，研究的是这一群体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家底不清这是研究魏晋隋唐历史的同行对明清史研究者提出的一种善意的批评家底不清包括很多，比如：明史研究人员对明代人留下多少文集并不清楚，不知道有多少相关的今人的研究成果。
家底不清，不了解有多少材料，就不知道能做那些研究而一些魏晋隋唐研究者都非常注意当时留下了多少材料，比较严谨，将今人研究和古代史料分门别类、分别记录整理这在日本的学者中非常国内流行这样做有助于做到心里有数而明清研究却做不到这一点，客观原因是材料太多所以当年陈寅恪先生就说：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学者应当对史料非常清楚，以至于能够背诵，拿来就用；但研究隋唐之后历史的学者就很难已做到了但由于客观的原因影响，明清史研究人员不注重整理家底这产生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使得明清史的很多研究徘徊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重复劳作虽然每年有200 篇的论文，但有创见的却很少近几年来，很多期刊已注意改变这个问题，比如《史学月刊》规定，发表的论文中必须在第一部分写清相关问题的研究回顾所以同学们以后做研究时一定要注意理清家底：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古人留下的材料 第三点就是：处理材料的方法粗放与研究秦汉魏晋的方法相比较，研究秦汉魏晋历史的学者，对材料运用非常讲究，一个材料中的一句话都会进行细致的分析因此读魏晋的文章，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表述很多，作者的分析很多而看明清史的文章，由于明清史的材料很多，所以学者用起来都比较豪放、奢侈，用大量的排比列举，以材料取胜，往往缺少自己的必要疏解。
这是方法上的不足之处 第四是：对新方法、新理论缺乏敏感性应该说，从传统明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去的社会史的研究，对新方法、新理论比较重视他们观察视角的变化，所持方法的之多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新方法、新理论比较执著的追求比如，赵世瑜本身就是研究史学理论，能够不断地寻找新的东西，为史学理论带来新的局面关于新方法、新理论的研究，我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