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2016/1 江苏社会科学··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治下的大部分高校向后方迁移， 国立中央大学 （简称 “中大” ） 即其中之一1937年底， 中大从南京顺利内迁至重庆中大学生的战时生活是整个抗战时期国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方面， 战时的烙印深刻地镌刻于包括中大学生在内的当时国人生活之中相较于战前， 在重庆时期， 战时环境、 简陋艰苦的学习生活条件和国民党势力对校园的持续渗透， 这三大因素对中大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时期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由此发生各种新的变化， 也反映出大后方大学生状况的一些共相本文将聚焦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考察 “战时” 的学生生活特征， 关注学生的 “常态” 表现， 以及国家与政党对大学校园的控制与争夺一、 战时景象： 大学生活的变化烙印1937年9月23日， 中大校方向全体师生正式发布了关于迁校事项的通知，“本大学现蒙教育部核准西迁重庆， 借重庆大学于11月1日开学”[1]在正式发布迁校通告后， 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左右，中大师生绝大数到达预定集合地点或重庆对于中大迁校工作的显著成绩，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评估抗战高校内迁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迁校最迅速而完整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全部员生及图书仪器， 由南京溯江西上， 直抵重庆沙坪坝建校。
农学院农场的牛羊牲畜， 舟运不便，则由陆路徒走驱策西行， 亦安全抵达重庆 ”[2]中大迁校工作之所以进展顺利， 与全校师生抗战保校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以重庆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为例倪蛟内容提要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立中央大学由南京内迁重庆从南京到重庆， 从较为优越的和平时期变为简陋动荡的战时环境， 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下， 中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游离于 “变” 与 “不变” 之间， 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 中大学生的求学生涯转入艰难岁月， 其日常生活被打上鲜明而沉重的战时烙印另一方面， 由于大后方相对稳定的局面以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苦中也有乐， 逐步回归大学固有的内在语境再者， 中大校方和国民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管控， 加强政党渗透活动， 介入学生私域生活， 使得大学教育被 “泛政治化”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后方国立中央大学学生日常生活倪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36[1] 《校本部关于迁校事宜的通知》 ，《南大百年实录 · 上卷》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386-387页[2]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 ，〔台北〕 正中书局1994年版， 第248-249页。
228近现代历史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6/1··的爱国爱校热情密切相关， 同时也离不开罗家伦坚决有力且运筹得当的调度指挥对此， 罗家伦事后坦言， 在中大迁校的那段时间里，“我简直是学校里的 ‘狄克推多’（dictator， 意为独裁者——引者注） ， 我做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 从来没有像那时候这样的权力之大”[1]中大内迁重庆后， 由于时间仓促及条件有限， 校园的一切生活设施都十分简陋当时新建造的房屋结构非常简单，“只是将木柱支持了屋顶， 而在树木之间密密地编上竹片， 在竹片的外面涂上黄泥以后再涂上石灰， 那算是墙， 于是大功告成便可以充作教室、 实验室、 寝室了”[2]彼时， 张元济在抗战前夕曾到南京并参观中大， 当时他的感观是，“看中央大学， 那种宫殿式房屋， 住惯了恐怕不能再回到内地去”[3]而此时， 中大校长罗家伦称之为 “国难校舍” ， 感慨 “与京校相比， 不啻天壤”[4]住宿条件远非南京时可比，“在南京时两三个人一个房间的梦早已打破， 木床， 双人铺， 一个大寝室是可以容纳三百多个人”[5]宿舍内部亦是简陋不堪，“没有任何私人摆设和布置， 空间也很小”[6]宿舍环境也恶劣，“最难堪的是臭虫多和空气的不良”[7]。
当时， 中大学生宿舍有 “三多” 之说： 臭虫多、 蚊子多、 打摆子多（四川土语打摆子即是疟疾病）[8]因而， 有中大学生感叹，“整个来说， 中大是充满了战时景象的一个学校， 朴素的生活， 简单的起居， 一切都说明中大同学是处在战争的影响之下的”[9]大轰炸下的校园生活， 最为直接地体现了中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战时烙印为躲避日机轰炸，“跑警报” 成为中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校方将防空洞筑在山丘内， 故当时有句笑话 “见机而奔入穴为安”[10]面对铺天盖地的大轰炸， 身处防空洞中的学生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躲在防空洞里， 只听得继续不断的一阵隆隆之声， 声震洞壁， 大家都屏息着， 有的人则惊悸失措的爬在地上， 有的人则把两只耳朵紧紧的掩着， 有的人则骇得伏在人家的背脊上去”[11]而有的学生在敌机来袭时， 毫不把轰炸放在眼内， 居然还在防空洞内睡觉、 聊天、 读书、 抬扛、 下棋、 玩牌、 恋爱， 一切活动照旧[12]甚至， 有学生还在警报中自寻乐趣中大学生王作荣的回忆就颇有趣味：“在暑假警报来时， 常与三数同好至附近民家租用麻将及附件全副， 在竹林中摆下阵势雀战， 蛇虫蚊蚋， 一概不怕。
几圈下来， 不知警报之已解除 ”[13]面对日军的空袭， 中大学生在最初时有恐慌， 但没有被吓倒， 相反随着时间推移， 在“跑警报” 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战时环境不仅要习惯 “跑警报” 的恐慌生活， 而且要适应食不果腹的就餐状态大多数中大学生每天的 “求食” 经历充满 “曲折” ， 颇多艰辛食堂开饭时， 往往拥挤不堪， 要为 “抢食” 而 “战斗” 为多吃一些，1944年考入中大的王觉非还总结出 “抢饭攻略” ：“第一碗先少盛一点， 只有半碗左右， 赶快吃完， 去盛第二碗时， 再尽量盛得满满的”[14]另一中大校友王作荣在其回忆中谈到当时还有女生和男生抢饭争斗的情形，“抢饭必须先抢瓢， 女同学们常是推选一位母老虎型的人物冲到饭桶边， 手到擒来饭瓢一只” ， 并依次传给女生， 以免落入男生手中， 这让其从中感慨道：“我们只知道女人做皇帝， 做内阁总理，[1]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 ，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 第八册， 台北 “国史馆”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 第451页[2][5]黎玄：《中大轮廓》 ，《新青年》 1940年第4卷第1期。
[3]张元济：《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 ，《东方杂志》 1937年第34卷第16、 17号[4] 《中大概况》 ，《申报》 1938年2月26日[6]王成圣：《五十年前： 战时大学生活》 ， 收入张宏生编：《南大， 南大》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9页[7]金易：《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民意》 1940年第139期[8]谢森中：《沙坪坝之恋》 ， 收入高澎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00页[9]汪馥江：《抗战建国的后备军》 ， 收入张毅编辑：《大学战时生活》 ， 毅社， 1939年版， 第20页[10]刘达人：《重庆中央大学四年生活回忆》 ， 收入高澎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 ， 第210页[11]吴锡泽：《中大三次被炸目睹记》 ，《胜利》 1940年第95-96期[12][13]王作荣：《沙坪之恋》 ， 收入张宏生编：《南大， 南大》 ， 第45页， 第39页[14]王觉非：《逝者如斯》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第145页229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2016/1 江苏社会科学··比男人厉害， 殊不知抢饭比男人更厉害， 未来必然是女人的天下。
”[1]不抢饭可能要吃残羹冷炙， 甚至挨饿一顿， 但抢到饭的未必能饱餐抗战初期， 粮食部供应中央大学每天30担 （包括教职工） 平价米， 这种平价米质量极差， 杂有沙子、 稗子、 霉变米、 老鼠屎， 煮出来的饭难以下咽， 学生们戏称为 “八宝饭”[2]菜的品质也不佳， 品种基本是全素， 比如胡萝卜、 烂榨菜和盐水豆腐汤等， 偶尔有一点肉， 只是点缀而已， 以致发生有学生因营养不足而两次晕倒在课堂上的悲剧[3]在勉强应付吃饭问题后， 大部分学生难以承受着装消费， 衣着普遍不佳在天暖时， 男学生穿的是一袭的败色的中山装或发白的长衫， 女学生则是式样和布质大体相同的旗袍， 且上面还有诸多补丁即使爱美的女学生， 也只能 “把花布被面拆下做衣服， 也有的把洗褪色的旗袍翻面制新”[4]在天暖时衣着破烂粗陋， 而在天冷时节则难以御寒有些学生冬天就坐在床上裹着棉被， 不敢外出，“但吃饭时不得不到饭厅， 于是有一个同学就把棉被裹在身上前往饭厅， 同学们看到都开玩笑说， 圣诞老人来了”[5]在当时校园内， 广为流行 “顶天立地” 和 “空前绝后” 的说法， 形象地概括了学生们衣衫的破烂相所谓 “顶天” ， 是指下雨天没有伞打， 冬天没有帽子戴； 所谓 “立地” ， 是指鞋袜大多被磨穿， 赤脚触地； 所谓的 “空前绝后” 是指裤子的前膝和后臀部被穿破[6]。
相较于衣食等日常消费， 中大学生最难以承受医疗费用1942年12月， 有媒体报道中大员生健康可虑，“以本部学生一千八百人计算， 则患病者经常近三分之二”[7]到抗战后期， 由于患上重病而无钱治疗的学生不在少数：“中大同学透视检查的结果， 十分之五六都有毛病， 而且肺病害到二三期也不少这种富贵病谁养得起呢？就尽让它拖 ”[8]有些患病的学生即使得到治疗， 但就医过程一波三折、令人心酸如中大学生吴睿悙因患牙龈发炎却无力就医一拖再拖， 后病毒侵入颔下转为卢特式喉炎，不能说话继而粒水不进， 奄奄一息， 险些丧命最终在校方的援助下， 吴虽得以治愈， 但欠下大笔债务， 根本无力偿还，“实因生孑身在外， 无人接济， 衣物变卖尚不能清债”[9]另一中大师范学院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邓海旸享受公费救助政策， 但在患上肺病后无钱医治在向学校申请救济报告中， 邓陈述了自己当时经济的窘境和病情的危重：“今本校医师嘱进医院治疗， 急宜前往就诊， 奈药费过大， 无钱支付， 而家在战区， 就函无处告贷， 危病在迫， 不已恳请钧长核准医药贷金贰佰元， 以救危急， 不胜待命之至 ”[10]然而， 还没有等到校方回复， 邓已不见踪迹，“审其情况， 似有走失之疑”[11]。
虽然环境简陋， 生存堪忧， 但中大学生依然展现出高昂的抗日热情内迁后， 中大重新成立此后， 以为组织核心， 中大学生组织了救亡工作团， 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每逢节假日， 中大学生分头宣传， 三五人成一小组， 手执小旗， 有的在热闹的市街， 有的到附近的乡村， 唤醒民众支持抗战在发起抗战救亡运动的学生中，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沦陷区， 他们的家乡直接遭受日寇战火的蹂躏，“感受切身痛苦， 故除努力学业外， 对于救亡工作， 亦颇注意， 组有歌咏[1]王作荣：《沙坪之恋》 ， 张宏生编：《南大， 南大》 ， 第43页[2]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19页[3]张建中主编、 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著：《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史》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4]王成圣：《五十年前： 战时大学生活》 ， 收入张宏生编：《南大， 南大》 ， 第31页[5]王觉非：《逝者如斯》 ， 第145页[6]张建中主编、 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著：《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史》 ， 第168页[7] 《中大病人多， 员生工友病者过半， 每月总数竟达千人》 ，《申报》 1942年12月17日第3版。
[8] 《沙坪的冬天》 ，《新华日报》 1945年1月11日， 收入方延明主编：《与世纪同行——南京大学百年老新闻 （1902-2001） 》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31页[9]吴睿悙：《呈为领用医药贷金经过事》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立中央大学全宗号6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