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考古学传播学研究的新思维 郑达威传播学引进大陆已经20多年，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为了使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进行本土化，在概念界定和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开始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传播学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与交叉性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目前还处于从西方国家引进最新理论向本土理论创新的过渡阶段在国内研究者建构本土传播学范式的同时，还有大量西方国家的最新理论成果引进到国内2006年10月，一本名叫《媒体考古学>的学术专著在国内面世，它明显区别于之前的三类传播学研究范式，带给传播学研究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作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教于柏林工业大学，开设有关媒体学和媒体咨询的课程；1990年--1993年任教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开设“视听”课程，并与1993年开始重点研究“媒体考古学”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围绕核心概念“技术视听的深层时间”展开，借鉴并运用了媒体类考古学的多种研究方法，考证了欧洲历史上六个（恩培多克勒篇、波尔塔篇、基歇尔篇、普尔基涅篇、隆布洛索篇、加斯捷夫篇）具有代表性的媒体理论与创新技术，并为未来媒体类考古学研究制定了详细的设计图。
通过考察这六个分别代表历史上六种特殊的媒体理论与创新技术的研究对象，作者提出了一种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和波兹曼的媒介生态（环境）学不同的新的媒介理论，并在传播学意义上得出了三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中心与边缘欧洲文明的发源围绕着一个大海（地中海），一位上帝，一个真理展开到了以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欧洲人更加倾向于“用一种先天的普遍的方法，对于无限性可以事先在其一切对象及其对象的性质和关系方面加以规定和决定法国的知识分子，比如巴塔耶、德里达、福柯等，在20世纪这个强调一统化和实施了最最可怕的破坏的世纪里，主张“遍及世界”的观念，给予“异类”以某种机会遍及世界”的观念对抗着西方价值全球化的战略，重视世界的一些边远地区、封闭地区以及强国的周边地区的参与者作者力求按照这种新的逻辑追踪某种不具备任何有系统的秩序的东西，破解那些之前不被人重视和理解的文本符号自古希腊时代恩培多克勒从哲学意义上（恩培多克勒篇）提出的“感知孔道理论”起始，作者分别考证了：16、17、18世纪出现的光的（波尔塔篇）、声的（基歇尔篇）、电的（普尔基涅篇）三种奠定现代媒体基础的核心技术；19世纪出现的犯罪心理学（隆布洛索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表层图像贯穿深层的媒体学意义，预示了电子（图像）媒体“似乎已经把书籍这样的媒体挤到后面去了”；④20世纪初，前苏联的加斯捷夫提出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逻辑相同的技术决定论（加斯捷夫篇），最早运用电子（图像）媒体研究现代经济生产。
纵观作者研究的六个历史对象，都处于传统历史意义上的边缘地位传统考古学重视的是在历史上具有突出贡献和核心意义的历史对象，比如对于自然科学中“视觉物理学”的伟大完成者，我们总是记得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这些折射光学派的代表，他们“对检视的问题更加具有浓厚的兴趣”，奠定了后来阴极射线显像管和液晶显示屏的电子显示技术对于奠定电影放映的“监视”之技术（对现实的模拟）的反射光学的代表人物波尔塔，我们则比较陌生18世纪出生于布达佩斯的朱迪是一个钢琴师和指挥，他运用两个音高编码结合当时的声学技术，组装了一台声学遥传打字机；与他同时代的维也纳物理与机械行业协会的会长克瑙斯运用朱迪的编码原理和电学普及以后的机械自动化技术，制造了一台“会自动书写的奇迹机器”，他们一同奠定了后来电动发报机的诞生提到电报机，在我们熟知的媒介技术史上铭刻的是休斯（发明电动打字电报机）和莫尔斯（发明莫尔斯电码），却很少提及前两者二、深层时间媒体考古学的方法类似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深层时间”是从地质学借鉴来的概念，强调深埋于地表下古生物的特殊意义区别于传统考古学把历史对象置于一种原则、一种意义、一种价值观下的线性连续时间里考证的传统方法，媒体考古学尊重历史对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恩培多克勒认为：如果视见者的流射物和被见者的流射物彼此交往，二者的孔道相容，感知就成功了⑦孔道理论使得视见者与被见者的交界面（媒介物）成为了多余后来的德谟克利特强调了这种主客体交往的第三者，认为主体能够通过观察媒介物中的影像来判断客体的真实性成分，预示着为了能更好的弥合影像与存在之间的鸿沟，未来必定迫切需要人为的建立起多种交界面（媒介物）古希腊以后的西方哲学研究分别从主客体出发，产生了关于人的科学和物的科学媒介物的研究被置于依附地位，德谟克利特对媒介物特性的重要判断一直被深埋在历史时间里20世纪初期，传播学的诞生为媒介物的研究带来了福音传播学传统的两大学派——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分属于注重客观经验性和主体思辨性的两类哲学范畴，后期出现的麦克卢汉和波兹曼的媒介（技术）理论正是对第三者——媒介物一的研究，而传播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于媒介物存在问题的研究17世纪欧洲耶稣会的基歇尔为巴洛克时代的机器剧院发明设计了一些令人惊奇的场景神灵从天而降以及消失的场面，还有飞行和云彩的机器耶稣会的导演们让上帝在云彩中显现，也让鬼怪显现，又通过产生雷鸣和大风的机器而使得这些舞台效果的作用更加显著@设计这种特殊舞台戏剧效果是为了使观众的心情受到震撼，这是使他们皈依上帝的一个手段。
基歇尔在他的伟大著作《光与影之伟大艺术》 -书中，讨论了声光技术在舞台戏剧效果中的运用，预示着后来现代影视技术的基本原理18世纪布达佩斯的朱迪用两个高音对声音进行编码的技术孕育了两值编码的逻辑， “一直到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用两个字母的各种五位的变化体来表达一切可以用语言表述的内容的想法以后”，二值逻辑才逐渐成熟不久以后，德国科学天才莱布尼茨认为培根的方法太复杂，他按照自己发明的二进制原理用“零”和“壹”替换后者的“a”和“b”，奠定了后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逻辑基础马克思也曾经发现之前不被主流哲学研究重视的问题：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还只是一般自然和经验意义上的，缺少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㈣后者的唯物主义原子论带有强烈的主体实]践性，这个深层的历史意义埋藏了将近两千年以后才被马克思发掘出来深层时间”的概念强调了埋藏在历史时间长河里那些一直不被人类统一价值观重视和理解的历史对象的深层意义，这种脱离连续历史进程的历史对象的深层意义可以预示现实和未来媒体发展的可能性三、现实性与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认为：哲学应该把可能性理解为现实性的一个影子而对于在类考古学的搜索运动中所遇到的那些人物、思想、观念，典型来说，那倒不如说情形正好跟这相反。
所有那一切，都停留在某种可能的情形之中，而相对于此，后来来临的现实性就成为影子了媒体考古学中蕴含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新关系与“深层时间”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加斯捷夫是前苏联创始时期的一个不被人熟知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机器决定论者他幻想发明一套合理、有效的办法，用机器统治人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前苏联工会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下，成立了由他领导的“中央劳动研究所”，在大量当时先进媒体技术的配合下，进行他“理想机械主义”的生产研究和科学试验他的试验和当时美国的泰勒和吉尔布雷斯夫妇的研究异曲同工，后者曾经研究了工人17种基本的手的动作只是加斯捷夫远没有美国同仁那样幸运，他的科学试验不仅没有被推广普及，反而遭到当时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排斥和迫害，最终英年早逝无独有偶，加斯捷夫的科学实验大量采用了当时以图像为核心的电子媒体技术，而图像取代文字成为20世纪主流媒介物的可能性与隆布洛索的犯罪心理学研究高度相关，后者早在19世纪针对“异类”的研究就被世人排斥而在当时没有成为现实当历史刚进入20世纪，英美和前苏联就同时开始了图像研究，分别研发出现代意义上的电视技术，强化了电视媒体的产生和以后大众媒体“读图时代”到来的历史可能性。
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最终成为现实的历史可能性总是被赋予重大意义，那些没有运气创造奇迹的历史可能性则往往被世人忽视成为现实的历史可能性总是被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其他的历史可能性则往往被边缘化发掘不被世人忽视而被置于边缘位置的历史可能性的“深层时间”的特殊意义，对现实媒体研究和未来媒体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既要考察这些历史对象区别于线性连续时间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还要参照它们与线性连续时间的一般]性和同一性四、媒体考古学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中心与边缘”、“深层时间”和“现实性与可能性”是媒体考古学围绕的核心问题，这种新的研究思维为当前国内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一些重要启示1、非西方文明的重要性传播学发源于20世纪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至今都在统领全球传播学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考察的是与希腊、罗马一脉相承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依据的是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基督教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文明地区的理论借鉴与创新西方发达国家还刻意通过传播学的研究和应用来谋取文化霸权，剥夺了其他文明地区的媒体话语权媒体考古学考察的都是欧洲媒体技术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媒体技术发展的历史，以此佐证边缘地区相对于中心地区的特殊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更加远离西方的文明区域，其边缘性蕴涵了更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我们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体系，这是对当前西方文明背景下传播学研究的必要补充2、非技术性的媒体研究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把“思”规定为主客体对象性思维，强调技术性的社会秩序但是，“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间之中，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只有文化主义者的幻觉才会让人相信一种新技术将颠覆决定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不是通过文化领域优先孕育的古代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享誉世界的媒体技术，而近代以来却不再出现有世界影响力的技术创新我们的媒体研究不应拘泥于西方的技术性传统，而应该放眼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邮驿发达史》一书，记录了商周时期在传递边疆紧急军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声、光”技术相结合的通信方式，即烽燧大鼓；汉代的邮驿体系已经与现代邮政的功能同一，并开始建立世界邮路一“丝绸之路”20世纪60年代末发源于美国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成为新世纪信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要功能是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这与中国古代邮驿体系具有功能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古代媒体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代媒体技术的耦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考古学的研究重点。
3、非决定论的传播理论“传媒系统的运行是在总体社会系统中进行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所有问题，因此任何决定论式的传播理论都包含着虚妄正像作者在书中末尾提醒我们的那样： “各个发达的媒体世界，它们需要的是艺术上、科学上、技术上和魔术上的各种要求，应该有效的防止各种技术媒体在直线前进的进程中日益增长的人类工程化趋势类似技术决定论的传播理论有很多变体，比如崇尚西方文化背景下媒体发展模式的“西方决定论”，热衷媒体的经济价值而忽视社会价值的“市场决定论”等媒体世界具有开放和易变的性质，任何企图侵占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媒体考古学》启示我们：媒体应该在发展的首义下，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科学、合理的创造自己的传播理论；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着力构建一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