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转喻与分类弗雷泽图腾理论辨析及其思维研究价值 苗雨露[Summary]通过梳理弗雷泽对图腾制研究的思考与理论变化过程，重现他以图腾制为出发点通向巫术与思维研究的学术进路，旨在阐明，接触律在阿兰达人图腾类型中的应用，使弗雷泽的图腾理论成为转喻研究，与列维-施特劳斯的隐喻研究共同构成了基于图腾制的思维研究的两大核心弗雷泽是由转喻推导出了隐喻的部分，列维-施特劳斯则试图以隐喻为基础推导出转喻的部分，在他看来，人与图腾之间的关系是伪装的，非要藉由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两种既有分类系统之间的隐喻关系为前提，是人类群体的相互性及婚姻交换的实在性，经历了命名程序中部分与整体的替换，也就是说，交换女人之群体间的区别性特征被替换为人群与自然物种之间的诸多类聚关系，才重现为图腾制表面看起来呈现出的人与图腾之邻近关系而对于弗雷泽而言，列维-施特劳斯描述的人类群体与自然分类系统之间的整体性隐喻关系，是要基于图腾制的转喻才得以发生的我们目前只能够把转喻和隐喻都看作是最基本的思维结构之必然组成部分[Key]弗雷泽;图腾理论;图腾制;列维-施特劳斯;转喻;隐喻;巫术：C95/B089.3：A：1674-9391（2018）06-0059-13作为19世纪突然跃入科学研究的早期人类社会重大制度，图腾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罗伯森·斯密（W. Robertson Smith）、弗雷泽（J. G. Frazer）和涂爾干（Emile Durkheim）先后以各自方式从图腾社会所提供的人类集体存在的基本自然机制和道德内涵中，证明了社会并非起源于自然法系统，[1]72这也恰恰对应于图腾制研究所担当的三重角色，罗伯森·斯密在图腾圣餐中找到了宗教的重大根源，涂尔干以图腾崇拜揭示了社会的根本形态，弗雷泽在图腾制里发现了思维的根本结构但与此同时，图腾制作为思考人的自然状态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验材料之一以及不可或缺的概念，对其理论的辨析却远远不够，尤其是对中央澳大利亚部落作为最重要的图腾群体所引起的理论分歧及其学术价值均未得到深入讨论到目前为止，图腾制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思维和社会两种主要取向涂尔干采取社会学进路，围绕以图腾崇拜为核心的仪式与信仰，铺展出集体情感所表征的社会本体论，由此图腾制导致的分类系统就是集体范畴投射于自然的结果，思维也就成了社会作用于个体心灵的衍生品列维-施特劳斯从思维的角度，认为婚级系统与自然分类的共同作用使得部落社会呈现出的对称格局，本质上来自二元心智结构的共通性，图腾是对人类社会的隐喻，由此图腾制作为社会制度的实在性便被取消了。
但问题在于，列维-施特劳斯是援引了波利尼西亚的材料才对澳大利亚部落的图腾与婚级系统作出了换算，而涂尔干以图腾的宗教性为本质所进行的化约，实际上并不能对图腾崇拜在不同社会组织上的不一致作出有效解释[2]87而与此同时，弗雷泽早在《图腾制》（Totemism，1887）一书中从思维与社会两个维度作出的开创性探索却少为人知并且不难发现，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原始分类》基于图腾制展开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弗雷泽这一早期图腾理论的框架，但这本主要呈现为对材料的整理分类的小册子，只是弗雷泽对图腾制的最早思考随后在斯宾塞、吉伦提供了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大量翔实民族志材料后，弗雷泽又先后两次调整其图腾理论，发表“图腾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emism， 1899）、“澳大利亚土著中间的宗教开端与图腾制开端”（The Beginnings of Religion and Totemism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1905），最终在更多的民族志材料基础上，将前述理论一并收录，在《图腾制与外婚制》（Totemism and Exogamy， 1910）中对自己的第三图腾理论①做了详尽阐述。
在这过程中，弗雷泽在其图腾制理论中非常清晰地一步步趋向了巫术领域，并最终把转喻处理成图腾制的首要问题，这恰恰与列维-施特劳斯对图腾制作为隐喻的推导构成了明显对张今天重新讨论弗雷泽的图腾制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图腾制作为弗雷泽介入思维与巫术研究的根本起点，无疑提供了理解其人类学思想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在于，弗雷泽图腾制理论的调整与斯宾塞、吉伦提供的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民族志材料密不可分，而这恰恰是涂尔干在同一地区建构理论时被大大过滤掉的，并且，自澳大利亚图腾制被处理为社会之为道德存在的理论基础之后，思维研究这一线索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前似乎就被中断了但澳大利亚图腾制作为思维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经验上的案例，而弗雷泽对人类文明在政治、宗教和社会方面演进的图景勾勒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澳大利亚图腾社会的理解因此，本文冀图通过辨析弗雷泽图腾理论的思考脉络，澄清弗雷泽对图腾制研究的贡献，以更好地把握人类学基于图腾制研究形成的理论脉络需要说明，本文不是一篇图腾制的研究，而是对图腾制研究的思想史的重要文本再梳理一、19世纪的图腾制研究从麦克伦南（J. F. McLennan）的《原始婚姻》（1865）开始，关于社会构成之基本法则的探究就成为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
[3]图腾制、外婚制与关系的分类系统作为早期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三种制度，被弗雷泽归结为19世纪科学大发现最重要的成果，由此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有关“野蛮人”社会研究的必要摩尔根（L. H. Morgan）在美洲部落的亲属制度中独立完成了关系的分类系统的重大发现，麦克伦南则首次提出图腾制与外婚制对人类早期社会与宗教演进的重要性其中，规范婚所表达出的无中心结构被看作人类更自然的状态，引发了对婚姻制度早期形态的大量关注而图腾制一边则更多留给了对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探讨1869年，麦克伦南在《双周评论》发表名为“动物崇拜与植物崇拜”一文，指出图腾制在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两大人群中的盛行麦克伦南把澳大利亚和美洲分别设定为最低、较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视美洲、斐济的太阳崇拜为从图腾制发展出的高级形态，认为部落成员与图腾的关系可能会发展成崇拜者与神的关系，进而导致安抚图腾的宗教仪式的确立，其他图腾信仰也可能循此路线[4]518由此他推演出了人类进化链条，认为图腾制是物神崇拜的变体[4]512这种把图腾制简化为物神崇拜的处理，与麦克伦南所总结的图腾制独有的三个特征，即部落对应一个特定神、图腾沿母系继承和图腾对婚姻合法性的规定，共同构成了后人图腾制理论的思考起点。
因此，图腾制一开始就既包含了对宗教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的探究，又与其对通婚、继承方面的规定交织在一起最早回应麦克伦南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认为图腾制源自对昵称的误解，原始言语的缺陷使野蛮人无法清晰区分食物与其名称，于是那些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客体命名的祖先，在后人的脑子里就与这些以之命名的东西相混淆了因此野蛮人是从崇拜自己的人类先驱，逐渐变成了崇拜这些动植物或自然客体，言语的模糊又让他们以为自身和这些物种一体[5]87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与斯宾塞的观点大同小异他认为图腾制是对自然客体的崇拜，是通过命名行为产生的，人们逐渐以同名物看做与自己相干的事物，对其有了尊重和敬畏的态度，先是个人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客体命名，然后是他们的家庭这种言语误会的论调，与当时风靡于一派哲学家的神话学色彩相一致，言语混乱开启了想象早期人类智慧的无尽宝库[6]44而弗雷泽却坚信，像图腾制这般遍布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庞大社会制度不可能没有更深层次的基础，也因此最早使图腾制与魅惑炫丽的神话学划清界限[6]44爱德华·克罗德（EdwardClodd）首次尝试为图腾制给出明确的定义。
他指出图腾制包含了宗教和社会两个方面，其宗教面相在于它促进了动物崇拜，人们相信在图腾动物的身体里存在某些精灵，视图腾为神的化身;其社会面相是指由图腾制所导致的禁忌，一个是禁止以图腾命名的部落内的所有成员吃图腾;另一个是禁止同一名字的人相互通婚，图腾作为氏族的标记，在语言产生之前作为象形文字来指导不同部落之间的性关系是否允许这个定义首次明确了图腾与氏族之间的对应关系，即作为氏族标记但对由此关系引发的宗教与社会两种功能的解释并不等同，如克罗德指出，不吃图腾的禁忌很容易从宗教方面得到解释但把图腾的社会方面看做部落间通婚可否的象形语言，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图腾制的定义了[7]99-144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麦克伦南的学生罗伯森·斯密对其老师理论的继承及其在早期阿拉伯人亲属制度上的相当发挥实际上，罗伯森·斯密是以推演的方式，假定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经历过图腾阶段，第一次提出了图腾动物的“神圣”（sacred）概念他认为，图腾部落是部落的所有成员确信他们出自同一血缘，这种信念带有宗教特征，图腾被看做神圣的并且经常被赋予神的特征[8]186-187他证明阿拉伯人存在麦克伦南所说的图腾制，并且同样伴随了母系继承和外婚制，[8]8部落成员与神的亲属关系是早期阿拉伯人社会的根本特征，而这种亲属关系正是以共有的图腾氏族名称及在身体上刻画相应的图腾标记来标记的。
在部落分散为许多个地方群体的情况下，以图腾动物命名的家系成员通过图腾记号来辨认是否对另一个人负有亲属义务，与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外婚法则，图腾制充当了野蛮人容易理解的一种有形且直观的親属系统表达[8]187不久后，罗伯森·斯密在图腾共餐仪式中发展出了祭祀理论，[9]275使图腾制成为闪米特人的宗教基础这一理论为涂尔干提供了重大启发，认为他实现了图腾制度与古代宗教的重大衔接，而仅将其视为动植物崇拜的麦克伦南并未领会到图腾制的真正实质[10]116总的来说，19世纪图腾制的讨论，并未超出原始社会研究的两大理论取向——自然崇拜和泛灵论——之外对宗教起源及其本质的推测，是这一时期图腾制的核心问题由于图腾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外婚法则的并存，当后一主题经由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1865）、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等进一步研究获得大量关注时，对图腾制的讨论则相对来说是零星且散乱的人们间或以言语混乱去想象早期人类的思维状态，匆匆归纳出一个宗教演化链，为数不多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则努力辨认图腾的本质，试图从中找出灵魂、精灵等或许适用于人类普遍心灵的概念无论如何，在图腾制领域，以语言见长的神话学家的象征主义正急速退场，而对早期社会之为道德共同体的想象则还无从谈起。
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涂尔干选定澳大利亚图腾制为基本社会类型，将泛灵论与自然崇拜被他归为图腾制的派生形式，[10]114以此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一书全面阐述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之后，图腾制所暗含的早期人类思维研究的线索似乎就被包括《原始分类》《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在内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给定论了，直至列维-施特劳斯1962年以结构语言学重启涂尔干表示不关心图腾制度的普遍存在，[10]127把神性观念追溯到社会，确立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以图腾制及其不断扩充的科学民族志材料对早期人类思维过程的一次次推演，却并非如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批评“是伏尔泰主义的滋长”抑或列维-施特劳斯所讥讽的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辩护[11]121二、弗雷泽图腾制的研究及其比较方法最初着手编写《图腾制》，是弗雷泽受好友罗伯森·斯密之邀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图腾制”一文，他发现这一领域自麦克伦南指出其对早期社会历史的重要性后竟无甚进展，便亲自对能掌握的现有材料做了细致的分类与收集工作，他也坦言彼时自己并未形成有关图腾制或外婚制的任何理论[5]8在《图腾制与外婚制》中，弗雷泽透露了他最初的想法是认为图腾制的关键或许能够在体外灵魂的理论中找到。
当时的灵感来自好友爱德华·克罗德和荷兰民族学家威肯（G. A. Wilken），两人从普希金神话以及凯尔特人、俄罗斯、古埃及、阿拉伯的神话中发现了大量“不死”主题与体外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