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曲明 汤景泰[Summary]“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Key]“五四”新文学；周文；文艺大众化；继承与发展[]I206[]A[]1671-8372(2009)03-0104-04近年来，随着周文研究的日渐深入，周文与文艺大众化这一论题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其中，既有对周文推进文艺大众化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又有对其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使得周文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作为重要的开拓者与组织者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得以逐步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是1930年春天提出来的”，但大众化思潮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一个一以贯之的潮流因而从史的角度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大众化的历史，并以此为背景来论述周文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周文“大众化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一、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思潮受近现代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隐含着大众化的指向在晚清的政治危局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严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当时的大多数下层民众却又毫无基本的文化素质，因而如何使普通大众认清自身的救国之责，就成为摆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面前的首要难题那么怎样才能通向一条快捷的启蒙之路呢?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把目光投向了小说康有为在考察了上海书店的销售情况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中教育民众的方法后，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小说，“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梁启超号召小说改良，更发扬光大了康有为的思想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极富鼓动性地在开篇第一句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原因在于他看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这种原来为士大夫不耻的末技、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文体上进行了逐步的更新，力求为大众所能读，为大众所乐读最有成就的要算以“新文体”而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从创办《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这10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报刊文章。
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号称为“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被誉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并为梁启超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一时模仿者蜂拥而起不过，尽管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这种文艺大众化与其说是一种有纲领有目标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正如胡适所说，这些作为提倡者的“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这样，在这些士大夫的意识深处就把社会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文艺大众化的第二阶段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系统总结“五四”新文学时，就明白说：“简单的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
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周文在1930年代以后参加的文艺大众化应该属于大众化思潮的第三阶段这一次不仅明确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与方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宽广正如周文在《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中的总结一样：“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像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宇、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这一切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推广了大众化的范围到整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二、周文对“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继承与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新篇章的“五四”文学却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反面而受到激烈的批判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把“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在党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瞿秋白也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一再指责“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说“五四”新文学“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因而认定所谓“五四”以来的“新式白话”以及新文学是—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不过，仔细比较“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主张与左翼文学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者并没有如论争中表现的那样势不两立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学有关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关系在周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一)文学要面向大众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为《申报》创刊50年而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系统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在50年之中的发展在细致梳理了19世纪末古文范围内的革新运动之后，他指出，无论严复、林纾还是章炳麟、梁启超，他们虽然努力革新古文，不再一味拟古载道，使其在表情达意方面有所突破，但因为形式和语言的限制，这些革新的古文仍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们究竟因为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实际上，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就认定“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后来他就明白主张：“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文学能为普通大众所理解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里，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断定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宗”胡适的这一观点与陈独秀正好一拍即合阅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马上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作为对《文学改良刍议》的声援，同时也是对胡适文学改良思想的深化与补充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要建立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时期，他们还提出了“平民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等口号，也都是要求文学要面向大众，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人生。
在这方面，周文的主张其实是与他们相通的他认为，“文艺是推动社会的东西，不是为少数人享乐的玩具”1932年，在《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中，周文更是明确指出文艺家“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创作为大众所懂得的文艺”在“文学为什么人这一原则问题上，周文的主张与“五四”新文学有着相当的一致更重要的是，周文不仅倡导大众写作，而且身体力行，致力于为大众写作，故又被称为大众之子在左联提出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之后，周文积极响应号召，进行文学名著的改编工作1933年3月，他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将由鲁迅翻译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改编成缩写通俗本；5月，他又将由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铁流》也改编为缩写通俗本《毁灭》与《铁流》出版后，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使他成为享有盛誉的大众化作家1940年，周文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更是致力于大众文学的普及主办《边区大众报》，编辑出版《大众习作》、《大众画库》、《大众文库》、《革命节日从书》等书籍《边区大众报》后由毛泽东提议改名为《边区群众报》，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色，成为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毛泽东对《边区群众报》十分赞赏，曾以《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为例，批评了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同志，并曾亲笔致信周文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二)文学要用“活”的语言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五四”文学革命首先就是在文学语言这一问题上找到的突破口在文学语言的问题上，文字的“死活”问题是“五四”文学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也有相当多的论述胡适说：“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坐轿”、“戴帽”是活语，“乘舆”、“加冠束帻”则是死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所谓的“活语”指的实际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语言，而“死语”则是生活中早已废弃不用的语言而“从胡适论说文字死活的杂多文献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他衡量文字死活的两大特性：1.能否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2.能否在现代人中有广泛的可交流性能则是活文字，不能则是死文字实际上，胡适也就是在强调，只有大家能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字才是活文字，否则就是死文字而所谓“听得懂”，明显是以大众为标准以此为标准，胡适才提出了文言是死的，而白话是活的这—观点对于胡适的主张，陈独秀深表赞同：“余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钱玄同对此也深有同感，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倾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
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在他们共同努力下，白话文学由此得以展开，影响迅速扩大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出版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到1920年，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这样持重的大杂志，也都开始采用白话文借助白话文运动的帮助，新文化运动也得以顺利开展，《新青年》也成为当时中国先进思想的先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周文也同样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他说：“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在《大众化的写作问题》一文中，对于文学创作的语言，周文提出了“通俗、提高、清洗、发展”四个原则第一是通俗，就是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但是在具体运用方面，周文又审慎地提出要辩证地对待群众语言他清醒地认识到：“群众的语言，特别是农民的语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许多是非常落后的，甚至带了浓厚毒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