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 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 【作 者】郇庆治 【作者简介】郇庆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内容提要】本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观点，以及它对于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的核心观点是，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视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等国际机构在促成这种环境政治思维范式或“意识形态”从“生存危机”经由“可持续发展”向“生态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现代化研究 【关 键 词】生态现代化/环境政治理论/绿色变革一般地说，环境政治理论是关于人类如何组织它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适当关系的理论①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往往基于理论家各不相同的观察与认识视角而形成迥然不同的理论流派在笔者看来，现代环境政治理论自诞生以来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上已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② 一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存主义理论”阶段以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的观点为代表，整个70年代对于激进环境主义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来说可谓是“世界末日的十年”。
在他们看来，除非发生根本性变革，现代类型的发展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崩溃二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阶段以1987年发表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2年举行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一种旨在通过建立世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和人类不同代际之间的需求平衡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念占据了主流三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渐趋盛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阶段以2002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为标志，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思路日益与绿色经济(工商企业)与科技结合在一起本文的目的是较为系统地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观点，以及它对于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从“生存危机”到“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环境议题的出现甚至被列入政治议程有着更悠久的历史，比如1865年在英国成立的“公地、公共空间和步行路协会”和1892年在美国成立的希拉俱乐部，以及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保护跨界水源和渔业资源的多边谈判等等但是，这些环境关切的政治表达及其相关性团体的活动大都是旨在自然资源或景观的保持，而且终究是个例性的环境问题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第一次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环境危机，促成了环境著述的大量涌现和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
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始，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后果的悲观解读构成了直到70年代末的环境主义支持者和批评者的主题其他著作比如《地球的毁灭》(1970)、《末日书》(1970)、《末日综合症》(1972)、《明天的死亡》(1972)、《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1973)和《人类的最后时刻》(1974)等等，也都充满着对工业文明未来的深切忧虑这些著作所着力阐发的都是现代工业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比如资源耗竭、物种灭绝与人类健康威胁和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现代经济生活实践的严厉而全面的批评，尤其是对土地与资源的掠夺性利用、污染和各种类型的废弃物的处理他们的基本论点很简明：现代经济生活假定增长和扩张可以没有限制地继续，但实际上地球是由受到威胁的有限资源和因我们过度使用而处在危险之中的承载能力系统组成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类型的发展与增长将导致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后果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主编的《生存的蓝图》(1972)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这些思想家的基本观念：“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以持续，这一星球上社会的解体和生命支持系统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很可能在世纪末、至少肯定会在我们孩子们的有生之年发生，这将是不可避免的。
③ 这样一种“生存危机论”被“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1972)(以及它在1992年的更新版本《超越极限》)等所强化与张扬这份文件并不是那时代表性的环境主义活动家的作品，而是一个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的国际研究小组使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技术完成的学术报告但是，它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特色即试图通过借鉴或重新引入几何级数增长的概念、论证环境难题在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耗竭方面的迅速扩展特征和明确的研究结论即极限即将到来——或者现存的工业化和增长模式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或者我们需要形成对自己行动的自我强加的限制以避免这样一种灾难，使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作为国际社会首次共同政治回应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以“生存危机论”为基础的环境主义的氛围下召开的环境恶化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人类社会生存或现代文明危机，而现代化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应该为其承担责任，并且必须做出深刻的变革以便实现一种“没有破坏的发展”应该说，这样一种环境政治共识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比如，随后被证明是环境政治与政策中重要角色之一的工商界并没有能够出席大会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及其《原则声明》构成了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事务的最早的“软法律”基础，并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左右环境保护实践的行动指南。
不久，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独立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立法包括国际环境规约也开始迅速扩展，城市环境污染、工业废弃物排放、跨国污染物转移等成为环境立法与政策最先关注的目标这种灾难性生态崩溃的观点进入8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了其环境政治主流的地位④，但它的真正理论遗产是关于环境保护与现代经济生产生活存在内在矛盾或不相融性的生态主义思维范式、“意识形态”或“话语”⑤，而这构成了几乎所有激进环境政治理论与运动的根基当然，由此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便是，这种“生存危机论”何以能够在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环境政治思维的主导性范式并产生那样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具体回答这一问题并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但可以明确的是，正是对这一理论范式的回应与挑战促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TAG标签： 变革 增长 政策 生态 绿色 经济 现代化 发展 环境 理论对“生存危机论”环境主义的理论批评最早出现在科尔(H. Kole)等1973年出版的《末日模型：对增长极限的批评》等论著中但是，立场最为严厉的应当是以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和伯约恩·洛姆伯格(Bjrn Lomborg)等为代表的所谓“普罗米修斯主义者”(Prometheans)和“丰饶论者”(Cornucopians)。
⑥ 他们认为，生存危机论者既低估了人类社会协调自身活动包括经济生产与生活的能力，也忽视了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对人类未来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在他们看来，生存危机论者的理论模型是不准确的、过于简化的和主观性的，而各种世界末日式的生态崩溃预言都是荒谬的或不现实的环境问题就像它们的历史性产生一样也会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趋合理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得以彻底解决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和“丰饶论者”对“生存危机论”的理论批评已经蕴涵着人们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繁荣目标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思维视角但是，从“生存危机”向“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工商业及其政治代表的理论努力严格地说，这种理论努力也开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只不过最初是作为生存危机论的一种弱势对立面，因而它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了但是，它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在80年代初后呈现为日益上升的态势，而国际合作组织或区域一体化组织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联盟(EU)和联合国等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起源于1947年为落实美国支持的“欧洲复兴计划”而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它直到1960年进行组织重建之前并没有实质性介入环境议题，而且早期的相关性努力也只限于科学与技术研究方面。
为了回应部长理事会提出的深入研究“现代社会面临的难题”的要求，它自1969年起开始吸纳环境议题，并在1970年和1971年先后设立了下属的“环境司”和“环境委员会”(后者在1992年改为环境政策委员会)经过70年代的组织建设和80年代的议题拓展阶段，到90年代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环境政治与政策影响的“论坛性”国际组织⑦ 作为一个主要致力于促进成员国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介入环境议题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如何重新界定和解决已经被“生存危机论”大众化了的环境保护压力与经济繁荣目标之间的矛盾为此，它积极参与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筹备过程并促成了各参与国政府达成如下原则共识：“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拥有充足的财政与技术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不相融的⑧ 在70年代初，它通过其新组建的“环境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分委员会”组织主办了大量学术论坛和小型研究项目来探讨环境政策与经济目标成功结合的经济、技术可能性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比如，它1972年出版的《环境经济学中的难题》对当年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同年由理事会通过的《环境政策中涉及国际经济方面的指导性原则》则明确阐述了“污染者支付”、“环境标准一致化”、“环境政策与关贸总协定规则相协调”、“促进产品标准一致化”等环境政策基本原则。
进入70年代末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致力于如何保持已经确立的环境管治政策与法规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保护目标与经济效益结合的经济机制与技术性条件，包括如何通过健全的环境政策及其实施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从80年代初开始，随着成员国环境保护的重点从“清洁与修复”转向了“预测与预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环境议题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了国际层面，特别是对全球性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酸雨等全球性环境议题的国际多边谈判的政策性研究在环境与经济关系方面，它一方面继续致力于研究“污染者支付”及其他环境政策指导性原则的制度化设计与实施；另一方面开始探索自然资源比如水资源收费的选择性工具手段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经济回应手段等问题值得提及的是，它在1985年发表的《面向未来的环境资源宣言》中明确宣称：“不断的环境改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根本性的、相互联系的和相互促进的政策目标而它1984年组织的一个专家会议则得出结论说：环境政策措施实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代价自80年代中期起，一系列国际事件再次促成了环境议题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当然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和199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
此时，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取代生存危机论成为国际环境政治的主导性理念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确定走向“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社会认可的共同目标，来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人类不同代际之间、经济目标与环境、社会和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或利益冲突为了回应1985年部长理事会提出的“强化可持续发展议题研究”的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环境委员会次年通过的工作报告集中于三个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预防与控制、环境信息和成员国观点，而它1989年通过的中期纲领则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作为其五个主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文件既体现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及其“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政府、因而对该组织本身的重要影响，也表明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试图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注入特定的“经济学”内涵的不懈努力比如，1989年，经济专家建议、环境司选定并得到环境委员会支持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未来十年的九个主要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促进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