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的社会矛盾的探索一、 “双百方针”颁布前后的文艺界思想冲突及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早酝酿于 1956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陆定一、陈伯达提出了在科学和文艺事业上应实施将政治问题和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在后者的建议中就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同年 5 月 2 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将这一方针公开提出，宣布“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5 月 26日，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由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说明了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
陆定一的报告，也标志了“双百方针”正式实施的开始 “双百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在人民共和国新体制下、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国家最高决策者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显然包含了对科技学术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倡导的努力，但它的表达方式却又是“含混的诗意化”6 的，它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犹疑心态在 1956年初到 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双百方针”确实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在它的提出和贯彻的过程中，国家意志的统制一时间似乎有所松动，与知识分子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起来就文艺界的来说，“双百方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 第二，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 第三，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开始成熟。
这部分文学创作主要是由一批年轻的新生代来承担的如果深入分析的话，文艺界的这一新气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来自对“五四”精神的复活，提倡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干预，提倡写人性，都是来自“为人生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主题；另一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矛盾的文学创作，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虽然是由文学新生代提出，但依然是延安时代王实唯、丁玲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省竿批判革命阵营内部不良倾向的思想延续所以，既然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不能不带来作家们对 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原则和教条主义的批评 二、新的矛盾和困惑：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 年 9 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 16. 王蒙创作这个短篇小说时才 22岁，但已经是一个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他身为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在这篇作品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个人特有的社会阅历和思考的印迹，即在理想主义的陶醉中敏锐而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潜藏在社会心脏部分的不和谐性小说的文字清新流丽，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
小说发表后，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原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从一个小学教师的岗位，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组织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结果却发现这里的情形与自己的想像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革命意志和工作热情的衰退使他愤怒、疑惑，他为自己无法融合于这一环境而惶恐、伤感与对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获得更切实的理解 主人公林震快乐、单纯、富于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怀着一种成长的渴望和焦虑来到组织部的，二十二岁的“生命史上好象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组织部是他走向成熟，实现人生理想的新的环境，而小说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事业功勋和爱情体验这两条线索上，通过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叙述。
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刚来组织部报到，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的赵慧文；一个便是常务副部长刘世吾，而刘世吾对他的第一次谈话，恰该涉及了工作与爱情这两个话题而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矛盾和冲突，对初涉人世的林震来说又都带有“冒险”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里的娜斯佳是林震理想中的人生偶像，那么在他具体生活境遇中，刘世吾象征了现实对理想的冲击，或者是理想对现实的妥协与对韩常新、王清泉两个人物的简单化、漫画化的描写相比，刘世吾在作品中是以林震的现实指导者的身份出场的，尽管林震始终对刘世吾的处世态度、工作作风抱有审视和批判的意识，但他们之间有很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刘世吾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和林震一样，对于韩、王这样的干部，刘世吾在心里也很反感，相反对林震则认为“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 如果说林震对韩、王两人的态度是明显的反感和对立，那么他对刘世吾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疑惑、质疑和批判，也包含了理解、同情甚至钦佩的成分，他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里。
在小说中，林震与刘世吾的对话主要有四次，每一次出场，作者都没有把刘世吾这个人物作单一化处理，尤其是第四次在小饭馆的夜谈，使刘世吾的性格心理及其演变轨迹获得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体现作者反复强调的刘世吾对文学作品熟悉与喜好，正表明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仍拥有一块理想的田地，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经使他冲动，而现在则被现实与理智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了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伤，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质疑，他担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会被现实所磨灭，他痛苦地探问这种理想与激情是怎样变得淡漠的林震对刘世吾的审视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严肃思考；而对刘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开始所以，刘世吾的形象并不是“官僚主义者”这一概念可以概括的至少，从刘世吾这一形象可以看出，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只是对《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外在冲突意义上的概括，并不能完整地体现这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性与赵慧文的交往是林震心理历程中的另外一条线索作者暗示了林震对赵慧文朦胧的爱情意识，即“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在作所呈现的外在冲突中，他们的相互理解的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在林震的内心冲突中，他与赵慧文的情感涟漪也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在林震对现实的质疑、惶惑、孤立无援之时，有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两颗年轻的心来不及相互靠拢，就为几乎是预设的“警告”所阻隔，林震在内心矛盾中对这份情感的克制，是爱情需要对事业需要的退让，也是现实原则对内心欲求的胜利，最后所作的理智选择同样体现了他的成长。
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生活刚刚展现它的魅力，周围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但作家却敏感地对此投出了怀疑的目光，他通过林震的内在视角，在两条冲突线的交织中表现出：就在这一片生机里，有一种可怕的惰性在蔓延，就在刘世吾那些据之有理的逻辑和成熟举动的背后，有某种不可原谅、不能妥协的东西，他对之不满甚至力图反抗尽管对于林震而言，斗争的对象似乎无处不在，有王清泉式、韩常新式的在明处；也有刘世吾式的象泥鳅一样滑腻；斗争的过程中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但他偏偏以一种执拗的“幼稚”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至今还散发着青春激情的芬芳，也超出了对官僚主义揭露与批判的具体性，而体现出理想与激情的永恒魅力和对现实的审视批判意义 三、思想者的苦恼：郭小川《望星空》郭小川的《望星空》，是一首典型地体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的政治抒情诗表面看来，它与当时盛行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有着一副相似的面孔，但细细分辨，其中包含了诗人对个体生命与巨大的历史洪流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在当时的时代共名观照下，郭小川强烈地意识到个人的抒情、个人情感的迷失与软弱，最终必须汇入滔滔沸腾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是这种汇入在郭小川这里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它充满着矛盾、痛苦，而对这种矛盾与痛苦的敏感体验和有意无意的表现，正是郭小川的大部分政治抒情诗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望星空》一诗，本是为 1959年人民大会堂的落成而作，写于同年 4 到10月，历时半年，三易其稿 17. 从创作的最初萌动而言，它与当时流行的“颂歌式”政治抒情诗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与当时沸沸扬扬的“大跃进民歌”也有某种共同的情绪背景诗歌的内容是：一个夜晚，诗人站在北京街头，向星空眺望，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心中涌起了人生短暂的联想，但是，当诗人把目光转向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想到了我们“沸腾的战斗生活”，想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时，就感到自己“充溢了非凡了力量”，“我们要把广漠的穹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 在诗人的理性意识中，《望星空》是以比较曲折、形象的艺术手法，歌颂“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歌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迎难而上，去建设美好、幸福的人间天堂”的时代主题，但在诗歌的具体展开中，却明显的体现了感受与理念、诗学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 诗人在这里触及到了个人、时代历史潮流与超越于宇宙恒常之间的复杂关系诗人仰望星空时的遐思，终被广场上辉煌的灯火所淹没，个人终究会融汇于时代大潮之中，但个人与时代环境并不总是和谐的，相反常常有矛盾和冲突；不过个人一旦借助于恒常的自然景象抵达个人与历史背后的博大存在时，个人与历史都显现出它们的有限，“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
时间对于你，跟空间一样──无穷无尽，浩浩荡荡尽管这种超越在诗歌的后半部分很快被否定，但这种在体认时代思潮对个人的超越和挟裹的同时，敏锐地感悟时代大潮和历史有限性的表述，在五十年代后期，整个诗坛都趋向于对现实不惜虚假的满足、歌颂，对个人融入历史的毫不犹疑作同样毫不犹疑的肯定的环境里，尤其显得可贵 不过，诗人对个人、历史和恒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敏感，并不保证诗歌对此有完满的表现当抒情主人公从急湍的历史时间之流中短暂地离开，抬头向星空凝望时，他发现了一个超出个人、也超出具体历史的博大存在，他站出了历史给予的位置，进入了人与宇宙对话的情境但诗人并没有将此进一步引向生存图景的形而上把握和个体生命的省思，相反在诗歌的后半部分把这种超越性的思绪当作“虚无主义”，让它在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下曝光我们毕竟不能苛求处于那个时代中的作者，这首诗毕竟是献给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的“颂歌”，是作者对时代潮流总体认同的一种表现，至少在理智上是如此，只是郭小川的这一颂歌与同时代的其他颂歌相比，体现了明显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色彩于是，真实的人生感受与理念间的矛盾使《望星空》出现了反讽的情景：前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