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贡举制特色及历程 日本贡举制特色及历程预读: 摘要:最新杂志：广东大经贸管理@人供电企业管理公用事业财会公用科技工业审计工业会计港澳价格信息甘肃经济管理干部学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福建金融日本贡举制特色及历程范文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内容,科举制不仅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而且,对整个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因此,科举制度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有关该制度的考察与研究亦屡见不鲜.至 20 世纪 90 年代,“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被正式提出后,该学科进一步发展,以至形成专门的学会,呈现出蓬勃之势.然而,在对古代中国、韩国以及越南等国的科举制度进行细致研究的同时,科举学学者对东亚另一个重要国家———日本所实行过的贡举制度却言之甚少.中国大陆学者一度认为日本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①甚至连不少日本学者都对此表示认同,并将科举制度与宦官、缠足并列为“中国的三大奇习”②.只有少数研究古代中日学制的学者,例如,日本方面的桃裕行、久木幸男、多贺秋五郎与冈田正之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高明士、陈水逢与刘伯骥等人,在著作中将贡举制度作为学制的附属有所浅论.③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大陆学者在台湾地区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影响下,通过对有关文献的考察与分析,将日本 8—11 世纪短暂实行过贡举制度的史实还原出来.①如此一来,古代日本的贡举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制度,作为律令制国家学生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也如中国科举制般与社会的诸多方面相互关联.在中国的《全唐诗》中,收录有反映考试场所的“梧桐叶落满庭阴,闭锁朱门试院深”②,反映放榜场面的“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以及反映及第者兴奋心情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等.有关科举方面的诗作,实际上日本亦然,在《菅家文草》、《扶桑集》等日本古代诗集同样存在着反映日本贡举制度的诗文,虽为数不多,但亦足以由此一窥日本贡举制度之原貌.以下,笔者就试从这些日本汉诗入手,结合相关文献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古代日本贡举制度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进而探讨中日科举制度差异之原因.一、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起源与终结自隋朝中日相互派遣使者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地接触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与文化风尚.645 年,在消灭苏我氏的专擅势力后,倭国王更加积极地效仿中国,实施大化改新,以求建立律令制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此后,陆续颁布《近江令》( 667 年) 、《净御原令》( 689 年) 、《大宝律令》( 701年) 、《养老律令》( 718 年制定、758 年实施) 等一系列法典,最终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古代律令制国家.其中,明确规定以贡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律令典籍,是由藤原不比、粟田真人、大倭忌寸小东人等十余人以唐《永徽令》为蓝本并参考唐永徽至开元初期的法典,于公元 718 年奉敕制定的《养老律令》.所谓“贡举”,《养老令•职员令》疏曰: “贡者,依令,诸国贡人; 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③此“贡举”之定义与《唐律•职制律》中疏议几乎相同,均是将贡举一词一分为二: “贡人指地方上贡到中央应考诸人,举人则指由学校出身或临时诏举而应贡举考试者”④.根据《养老令•考课令》的规定: “凡贡人,皆本部长官贡送太政官,若无长官,次官贡.其人随朝集使赴集.至日,皆引见辨官,即付式部.已经贡送,而有事故不及试者,后年听试.其大学举人,具状申太政官,与诸国贡人同试.试讫得第者,奏闻留式部; 不第者,各还本色.”⑤由此,由式部省⑥主持每年举行一次的贡举考试制度正式在日本建立.而后,贡举制度在日本继续平稳发展约两个世纪,其间虽经历了各个科目的调整与对应举者的身份要求等变化,但始终作为一种国家选官考试制度存在.贡举考试不仅为学生走上仕途提供了一条途径,也对古代日本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自10 世纪左右,贡举制度所面临的危机逐渐显露.随着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公地公民制遭到破坏,以班田制为基础的律令制国家政治危机四伏.贵族势力重新集结,日益成为政权的主导.此种趋势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律令制的解体.基于律令制度建立的贡举制,也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等问题,逐渐流于私学,以致出现大学“南北讲堂鞠为茂草,东西曹居而无人”①的局面.1177 年,贡举制实行的基础———大学寮毁于一场大火,此后也未予重建.中世纪以后,虽然式部省形式上仍有省试的实施,但名目已全变,成为须经权贵推荐方能参加,且几乎无条件及第的考试.真正意义上的贡举制度,终在日本历史上消失.二、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日本实行贡举制的时间不长,仅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对于古代国家与后世的影响也不及古代中国、朝鲜、越南等国深远,但是,其作为日本古代国家的一种选官制度而存在的事实和意义,不应被忽视.对生存于其间的人们来说,贡举制度无疑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 尤其是对于及第后走上仕途的学子,参加贡举考试甚至可视为改变其一生的重大事件.由此而言,时人所写关于贡举制的诗文,是记录了日本贡举制度实施状况与影响的最为直接、鲜活的资料.以下,笔者拟从这一类汉诗入手,试对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若干特点加以分析.( 一) “况为进士扬名后,今待公卿采择恩”———日本贡举之科目设置此句选自《菅家文草》卷二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之一《贺和明》,其诗云: “此是功臣代代孙,神明又可佑家门.况为进士扬名后,今待公卿采择恩.”首先,这组绝句的名称为“贺诸进士及第”,首提“进士”一词; 其次,在诗文中又提及“进士扬名”一事,点出“进士”之科名.若仅看前者,也许会有所怀疑,认为此处所指之“进士”可能并非专门一科,而如中国古代“秀才”一词后来的意义变迁一般,是泛指应试举子或一般读书人的代称.然而,思及后者,此疑虑即可迎刃而解,若“进士”一词并非专指一科,而泛指普通读书人,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进士”而“扬名”的现象.故笔者认为,上引诗句可以说明,在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进士”一项科名.从古代日本的其他文献中,亦可证实这一点.日本贡举制度的起源,可追述至《大宝令》.《令集解》卷十七《选叙令》“两应出身条”引《古记》云: “两应出身,谓父荫、祖荫、秀才、明经、进士等,从高叙者.”由此可知,贡举科目至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虽然同条在《令义解》的注解中,仅列“秀才、明经……之类也”,未明言“进士”一科,但据台湾学者高明士所解,此应是日本仿照中国《唐律疏议》中列举之故,不成为反证.②加之,在标志着日本贡举制度正式确立的《养老令》之《选叙令》、《考课令》与《学令》中,亦明确以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作为贡举的主要科目.至此,“进士”作为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中的一科应确定无疑了.同时,对于上文言及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日制与唐制规定虽有少许差异,但整体内容极为接近,明显是日本方面仿照唐朝律令进行设定.除此四科外,日本方面亦有特殊之科目设定,即医、针二科.《养老令•医疾令》规定,“医、针生业成送官者,式部复试,各二十条.”《令义解》注云: “谓宫内申官,官下式部.此宫内先已挍( 原文如此,他本作“校”———引者注) 练,故云复试也.”①据此可知,医、针二科之学生入仕,实与大学寮学生相同,均遵循先贡送至太政官再由式部省进行考试的国家考试程序.在唐朝的相关规定中,未见与此制相同或相似者.由此,高明士认为: “将医、针列为贡举科目,若非为《六典》的脱漏,当是日本的新意.”②可见,古代日本在仿照中国建立贡举制度之时,不仅继承了唐朝已有的科目体系,也不乏自己的创新.( 二) “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日本贡举之难易与各科目间之消长与古代中国相似,日本学人在贡举考试中第后所作的诗文中,往往会回顾自己为了考试及第所做出的皓首穷经般的努力,以及屡试不中的困顿与艰辛.本节标题所引诗句同样出自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之中,名曰《贺橘风》.另外,《贺和平》之“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以及《扶桑集》中所载菅原淳茂《对策及第后伊州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之“穷途泣血几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等,也均为及第后回首过去艰难的感慨诗作.从这些诗作中可看出两点: 一是日本贡举考试及第较难,二是日本贡举考试进士科及第有一定难度.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可以从诗文作者方面来考察.上举最后一首诗的作者菅原淳茂,实为菅原道真之子.其曾祖菅原清公,公元 798 年以“弱冠奉试,补文章生,学业优长,举秀才”③,终为从三位之高官.其父菅原道真,在 870 年经式部省方略试中合格,历经擢拔,官至右大臣,且有于 883 年掌管贡举考试之经历.生于如此豪门的菅原淳茂,受其家学影响,当在文章、方略上亦有不逊于旁人之能力,却仍需经“穷途泣血几兼秋”的努力方可中第,可见贡举及第之不易.另外,从文献方面考察亦有相关佐证: 802 年,太政官奏云: “建法( 指《大宝令》) 以降,殆向百岁,二色( 秀才、明经) 出身,未及数十.”④就是说,在贡举考试开始后的近百年间,二科及第者不过凤毛麟角,其竞争之胜、及第之难,则可以想见.至于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中进士科与其他科目之难易,该问题又与日本古代贡举制度中各科目间的消长状况密切相关.在中国唐朝,科举制实行的结果是秀才科逐渐停废,而进士科日渐兴盛,此与唐朝秀才科应试过难及第者少,以及时人对于“一品白衫”之追求有关; 而在日本,尤其是公元 730 年以后,则是秀才科逐渐独盛,而进士及其余科目衰落.因此笔者以为,要讨论进士科与其他科目之难易问题,宜将进士科与秀才科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考察.在古代日本贡举进士科与秀才科的难易程度的问题上,学者间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按令制规定,进士科主考时务策,秀才科主考方略策.《令集解•考课令》“秀才条”注引《古记》云: “秀才,谓文章士也.方略,谓无端大事也.……假令,试问云: ‘何故周代圣多,殷时览小?’”; “进士条”注云:“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⑤对此,高明士、刘乃亮等学者认为,秀才科是“最为难考的科目”⑥,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学,争相竞考,终使其成为“士子竞试之鹄的”⑦.相反,刘海峰则认为,进士难而秀才易,正是由于“人们趋易避难,导致二科的升沉消长”①.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论证双方的观点孰对孰错.②但是笔者认为,双方都提出了难易程度对于贡举科目发展之影响的问题,并力图做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使得两种意见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证明进士科与秀才科难易程度确对两科的发展状况有所影响.诚然,仅从难易程度这一个角度,并不足以阐明秀才科最终走向独盛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此种局面的产生,亦与秀才科本身之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秀才科具有文学性特点.虽然在令制之上,日本方面对该科及第者的要求几与唐朝相同,均为选取“博学高才者”③,表面似无对于文学性的特殊要求.但是,受当时的文化潮流的影响,即日本圣武天皇以来频频行幸与宴飨,急需养成宫廷诗人与提高汉文学教养; 以及时人仰慕唐朝文风,竞习唐文; 加之菅原清公等重臣之推动,终使贡举制度亦渐趋文学化.公元 728 年,中央官学大学寮中专设名为“文章”之一道,训练汉文学与诗赋之人才; 730 年,又专置“文章得业生”,“拟二科( 秀才、进士) 之贡举”④,让这些长于文学的人才参与到贡举之中.且《令集解•学令》中又有“凡学生虽讲说不长,而闲于文藻,才堪秀才、进士者,亦听举送”⑤之规定,也鼓励富于文采者参与秀才科的贡举.由此,秀才科在当时文化潮流的影响下产生出注重文学性的趋势; 且正因其重视文学性的特点符合了崇尚文风的文化潮流,又促进了秀才科在日本古代教育体系中进一步发展.日本贡举制秀才科的第二个特点,则是其随历史发展逐渐显现出学生生源的贵族化倾向.在贡举制实施的早期,秀才科之地位似乎并不如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