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隐志”章与荀学 ——从上博简所论《关雎》谈起_古代文学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荀子·大略》所引《诗传》与上博简“诗无隐志”章这两种先秦文献对《关雎》所作的论述，认为“诗无隐志”章与荀学存在密切的联系，其文体是“传”，并进一步探讨《大序》的文体可能为“传” ［关键词］诗传；荀学；传 上博楚简《子羔》篇“诗无隐志”章[1]成书于七十子或孔子再传弟子时期，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对于“诗无隐志”章的文体性质以及学派属性，尚存在一定争论姜广辉先生认为此文当为古《诗序》，［1］朱渊清先生则认为是孔子《诗说》；［2］［p125］在学派问题上，江林昌先生认为此文应属于三晋儒学体系［3］［p167］但“诗无隐志”章在先秦儒家诗学体系中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其传留基本情况又是如何，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众所周知，《关雎》作为“诗三百”的首篇，在经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远在孔子时就已特别地予以申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所谓“孔子说诗，以《关雎》为始”，到了西汉，更是被经师发挥、尊崇为“纲纪之首，王教之端”［4］［p4］但四家诗对《关雎》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大体上鲁、韩两家主“刺”说，毛、齐两家则偏重“美”说，[5][p100]而各家之间解释的侧重点亦不一致。
可以说，对《关雎》的诠释直接关乎诗学体系之间的差异的问题，因此以《关雎》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审视和思考“诗无隐志”章的诸多疑难 一.“诗无隐志”章与《诗传》遗文 “诗无隐志”章中涉及《关雎》的内容，兹列于下： 《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关雎》以色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之）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 这两段简文可与《荀子·大略》中所引《诗传》遗文相对读： 《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6］［p511］ 自清儒陈澧以来，多有学者推测此段文字当为传世文献中保存的先秦《诗传》的孑遗，［7］［p24］但向无确证而出土文献“诗无隐志”章的公布，恰为这一推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试将二者作一比较： ㈠ 盈其欲而不愆其止 杨倞注：“好色，谓《关雎》乐得淑女也盈其欲，谓好仇也，窹寐思服也止，礼也欲虽盈满而不敢过礼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过礼也 按：此句乃是对《国风》篇什（以《关雎》为代表）中“礼”之内涵所作的形象地诠释考之四家诗，都是把《关雎》同周道、王教或王化等联系起来，并无一家着重从“礼”的角度对“《关雎》之义”予以阐发。
反观“诗无隐志”章，则明确地指出：“《关雎》以色喻于礼……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对“礼”这一内涵反复强调以“尚礼”为显著特色的“诗无隐志”章与《诗传》遗文主旨相契合，殆非偶然 又，“诗无隐志”章云：“《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广雅·释诂》：“益，加也《广韵·昔韵》：“益，增也《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传曰：“服，思之也又曰：“悠，思也笺曰：“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诚思之诗中反复陈言“忧思”，故“诗无隐志”章云：“其思益矣这与《诗传》遗文所说的“盈其欲”同一意旨 ㈡ 其声可内于宗庙 杨倞注：“其声可内于宗庙，谓以其乐章播八音，奏于宗庙《乡饮酒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风之始也所以风化天下，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既云‘用之邦国’，是其声可纳于宗庙者也 按：这是从音乐角度对《国风》中《关雎》等诗进行的述评这与孔子的有关见解可谓一脉相承孔子主要是从音乐角度评价《关雎》的，比如他很重视此诗配乐的中和之美，“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还赞赏过“《关雎》之乱”，“洋洋乎盈乎耳哉！”（《论语·泰伯》）而“诗无隐志”章迥异于四家诗的另一个特色，即高度重视“乐”的美感和作用，如： 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引）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 第二简 《邦风》其内物也博，观人谷（俗）焉，大敛材焉。
其言文，其声善 第三简 孔子曰：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 第一简 将“乐”与“诗”同等重视，体现出“诗无隐志”章的诗学倾向，反映了“七十子之徒”与孔子论诗所保持的一致性 又，“诗无隐志”章云：“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明确标明“宗庙”一词，可作为杨注的补充 ㈢ 《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 杨倞注：“《小雅》多刺幽、厉而思文、武言有文，谓不鄙陋；声有哀，谓 哀以思也 按：有关“《传》曰”的迄止，标点者历来意见不一或以为仅“盈其欲而不愆其止”一句，［8］［p95］或断自“宗庙”后而参照”诗无隐志”章，笔者认为，这一句可能同属《诗传》遗文，至少与《诗传》的内在精神相一致 “诗无隐志”章云：“〔小〕〔雅〕，□□（德）也，多言难（戁）而怨怼者也，衰也，少（小）矣又云：“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也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 以上简文与“《小雅》不以于污上……其声有哀焉”一句都是总论《小雅》，并且在文意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故基本可以推断《大略》中所论《小雅》亦当与《诗传》存在密切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诗无隐志”章云：“《邦风》其内物也博，观人谷（俗）焉，大敛材焉。
其言文，其声善其中“其言文，其声善”一句在文辞和句式上与《诗传》遗文“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极为类似，同为“其言……其声……”的格式 “诗无隐志”章行文多呈现出排比的倾向，[9][p19]这点通过句末语助也有所体现，例如：“夫葛之见歌也，则以絺綌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此外，文中还存在省略句末语助的现象，如：“《宛丘》曰：‘询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憙之所引《诗》俱省略句末语助“兮”字因此，结合以上文例，可参照《诗传》遗文，将“诗无隐志”章中“其言文，其声善”试补为“其言文焉，其声善焉”，恰与上文“观人俗焉，大敛材焉”文气相贯通《荀子·大略》所引《诗传》与“诗无隐志”章在语言上的一致性，可见一斑 总之，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诗无隐志”章与《诗传》遗文在文辞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的内容很可能同出一源 二.“诗无隐志”章与荀学的关系 据杨倞对《荀子·大略》的解题：“此篇盖弟子集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故《大略》所引《诗传》很可能即荀派儒者传承、教授的诗学文献之一 经有关专家测定，上博简距今大约2257±65年，［10］［p3］即公元前三世纪，属于战国晚期，而一般认为荀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25—公元前23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诗无隐志”章的抄录年代基本上在荀子之前，而其成书年代肯定更早又，上博简的具体出土地点不详，据推测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10][p7]而荀子在齐湣王时，曾有过“适楚”（《盐铁论·论儒篇》）的经历，其后甚至可能目睹过郢都陷落（公元前278年）的灾难（《荀子·议兵》）荀子晚年更是久居楚地，在兰陵著书立说、培养门徒，学术史遂有“兰陵传经”之称所以，荀子应与楚地儒学有过密切接触因此，与《诗传》出自同一系统的“诗无隐志”章被荀子一系的儒者所传承是完全可能的 荀子不仅是集先秦儒学之大成者，而且是西汉今古文经学公认的宗师以诗学而论，荀子遥承子夏，下启鲁、韩、毛三家，在儒家诗学的发展进程中，位于枢纽的位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人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据此，则《毛诗》为荀子所传 从《孔评诗义与毛诗小序评语对照表》［11］［p162］可以看出，“诗无隐志”章与毛诗序颇多辞异而旨同之处，足见“诗无隐志”章对后者的影响而单就《关雎》的分章问题，也能一瞥“诗无隐志”章与毛诗体系的密切联系。
毛诗《关雎》篇末云：“《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颖达疏：“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本意，后放此诗无隐志”章云：“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之）好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与郑玄《笺》同，分《关雎》为五章，‘其四章则喻矣’兼指四、五章［12］［p91］毛诗的渊源出自荀子，由流溯源，“诗无隐志”章与荀学的关系的确甚深 荀子论《诗》有许多主张都与“诗无隐志”章的观点接近或一致比如荀子在先秦儒家中大力标举“诗言志”理论，认为“《诗》言是其志也”（《儒效篇》）又如他认为读《诗》应注重讽诵、意会，重视《诗》、《乐》结合，《诗》、《礼》配用这些也都能在“诗无隐志”章中寻找到思想来源尤其是荀子《诗》学理论中的“隆礼”思想，与“诗无隐志”章的“尚礼”倾向极为接近 又，《子羔》篇“鲁邦大旱”章为鲁哀公问孔子祭祀事，其内容和体例都与《荀子·哀公篇》相类似王先谦认为《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所以“鲁邦大旱”章很可能同为荀子一系的儒者所传述的文献如果此说成立,则进一步说明“诗无隐志”章与荀学有关殆非虚语。
按《荀子·大略》当由门徒作于荀子去世之后，所以与“诗无隐志”章同源的《诗传》，至少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在兰陵一带还有流传虽然《诗传》和“诗无隐志”章亡于秦汉之际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遗说，也许通过荀派师徒口耳相授，仍然有所继承，并影响到西汉的毛诗等诸家诗学 三.“诗无隐志”章当为“传”体 既然《荀子·大略》所引明确地标明为“传”，那么有必要界定“诗无隐志”章的文体性质 先秦——西汉时期的诗学文献，除《诗经》以外，还有传、序、说、诂训等诗无隐志”章并非“诂训”，这点显而易见至于“古《诗序》”说，彭林先生已辨之甚详，［13］［p93］尽管“诗无隐志”章与毛诗大序、小序存在许多辞异而旨同的地方，但“序”重在“各陈作者所由”（《隋书·经籍志》），而“诗无隐志”章偏重阐发诗旨、诗义，二者不能等同所以，“诗无隐志”章为“传”、“说”的可能性最大 据整理者马承源先生介绍，“诗无隐志”章与“子羔”章、“鲁邦大旱”章同属一编［10］［p7］故“诗无隐志”章在文献流布过程中，其为单篇行世，独立成书，非附于经下这点符合“传”、“说”之类的文体特征，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14］［p269］可见，至西汉初，“传”、“说”等尚独立成书。
而从另外两篇的内容看，“子羔”章记述了孔子回答子羔有关尧、舜禅让及“三王之作”的问题，“鲁邦大旱”章则记述了孔子向鲁哀公和子贡阐述祭祀山川鬼神与“正刑与德”的问题，也应属于“传”、“说”、“记”等文体的范畴因此，以上三篇内容毫无联系的文献，能够合编在一起，文体大致相近很可能是原因之一 “传”、“说”都起源于先秦，《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收集的许多古书“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在形式上，“传”与“说”彼此并无截然的区别，但在时代上，先秦多以“传”名，而从西汉中期开始，“说”体渐兴［15］［p67］朱渊清先生认为：“称‘孔子《诗》说’而不称‘《诗论》’是因为‘说’更合乎经学传统的一种称名［2］［p125］其实不然，从三家诗的发展看，“《诗》说”的兴起和发展，明显晚于“传”体《汉书·艺文志》载《鲁说》二十八卷，王先谦《补注》曰：“《儒林传》：《鲁诗》有韦、张、唐、褚之学，此《鲁说》弟子所传又载《韩说》四十一卷，《补注》曰：“《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此其徒众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