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不挠的声音——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宁波广播电视大学04 新闻传播9 号李瑛摘要：早已超过百岁高龄的《大公报》是一本典型的“近代史” ，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报纸，她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而在她的 104 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有许多人认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不支持抗日的，本文由此入手，通过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其在抗战时期的进步性关键词：大公报 抗战时期 不屈不挠的声音 正文：一九零二年， 《大公报》在天津问世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历经沧桑，饱览世事，用她自成一格的方式记录下了中国浮沉百年的近代史而在这 104 年充满烽烟的路程中，抗日战争时期又是《大公报》在新闻领域创造出最多辉煌的时期，是其报史上最值得被铭记的一页 在整个抗战时期， 《大公报》报馆辗转于天津、上海、汉口、桂林、重庆、香港，曾先后六次进行迁址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报馆一次次毅然放弃控制区的全部固定资产，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回不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大公报》从来没有在敌人的统治下出版过一天1937年，上海的《大公报》因为抗议日军的新闻检查制度，决定自动停刊。
停刊的社论中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我们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社评中还写道：“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明训我们《大公报》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1]其实《大公报》的爱国与抗日的思想，在整个抗战时期是贯彻始终，坚定不移的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大公报》的报人就开始对日本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预见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当时报纸的三位主编是曾留学日本的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他们在为《大公报》撰写发表的社评和论文中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早晨七时，张学良就在北平的协和医院单独接受了《大公报》记者胡政之的采访，二十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学良对本报记者的谈话》《谈话》中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栽赃中国军队挑衅的无耻行径，揭露了他们借口发动事变的谎言之后，《大公报》又以大量铁一般的事实，连续报道了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暴行《大公报》除了在社评与消息中强烈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她还进一步地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在日本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在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写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民，一笔误国殃民帐，实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频临，兆民水火，国家人格被污尽，民族名器被毁尽！”[2]《大公报》当时的总编辑张季鸾在事变发生后，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编辑部会议，在会议上他们针对事态发展，商讨了相应的对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公报》此后的编辑方针，确立了她此后在抗战中贯彻到底的言论立场：“国家已到紧要关头，报纸应负起郑重责任。
[3]此后，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更成为《大公报》的主要内容从1932年1月1日开始，《大公报》专门开辟了“本报特辑”一栏，连载对日本非常了解的王芸生所编撰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王芸生为了写这部著作，曾广泛搜集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多次来往天津和北京，查阅了当时两地所有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资料，走访了能够找到的曾经参与过两国外交活动的前清和民国外交官员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撰写出了这部中日关系与日本侵华史相结合的史书这本书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开始写起，直到1931“九·一八”事变为止，详述了当中六十年两国之间发生的重大的交涉事件以帮助读者认清身处的危急形势，了解甲午以来日本凌辱中国的历史，为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自1931年9月起逐日刊登在《大公报》上，连续刊载了两年半每篇正文前还冠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等字样王芸生在书中指出：19世纪之初，中日两国的情况本来很相似，因两国的统治者所走的道路不同，兴衰迥异，演变而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4]王芸生又用“往者不可谏，来者大可追”的历史观念来警醒当时的中国人，要人们看清日本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行径的历史根源，不能采取“历史糊涂主义”态度。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大公报》刊出后，影响非常深远，后来，这本书还成为解放区惟一的一本研究日本问题的珍贵史料专刊这个时期《大公报》的抗日救亡宣传报道，充分宣示了日本侵华的非正义，为推动中华民族作好全面抗战准备及如何准备等起了极好的导向作用，而其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公报》是始终坚定不移的从事抗日爱国宣传的日军发动卢沟桥发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公报》及时报道国共两党的抗日战况，大量地刊登了有关抗日的文章，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大公报》秉承建报伊始就有的“四不”方针，坚决不在日军和敌伪势力的统治下办报，为了保持报纸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日军占领香港后，港版《大公报》立即停刊，在停刊的通告《暂别港九读者》中写道：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并且还用南宋诗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来自我鼓励[5]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即使是在炮火中四处迁馆，居无定所，《大公报》人的信念也从未被磨损过半分在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重庆城区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轮番空袭，其中设在重庆的《大公报》报馆也损失惨重，当时《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去重庆看望已经是疾病缠身的总编辑张季鸾时，他们谈到了敌机对重庆的连续轰炸，张季鸾安慰王说：“你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从思想上打击敌人。
王芸生回答道：“敌机来了毫无能力抵抗，我们何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躺在病床上的张季鸾突然披着被子坐起来，兴奋地说：“最近10天天气晴朗，我们的农民正在田间割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他们来看我们收稻子……你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就叫《我们在割稻子！》[6]王芸生完全按照张季鸾的意思，第二天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抗战社评《我们在割稻子！》，他在文中写道：“早稻已熟，农村正忙收割……就在最近的10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野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让无聊的敌机来肆袭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就在这篇不屈不挠的社评发表后不到20天后，9月6日，《大公报》的一代报人张季鸾病逝，而“我们在割稻子”这一朴实无华的句子也成为了他整个生命阶段里最为响亮的，同时也是属于《大公报》的不屈不挠的抗战呼声《大公报》还意识到想要抗战，消除外患，打败敌人，必须首先消除内忧，而中国最大的内忧是无休止的内战在这方面她坚持做民族的喉舌，效忠国家，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行为进行口诛笔伐《大公报》上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内战的文章，其中在《进一步之废止内战运动！》的社论中提到废止内战，她说：“ 就近来国内外大势观测，此项运动，愈有深刻努力，多方活跃之必要，何则，外患加亟，国亡无日，全民族已如待决之囚，眼看同归于尽，故在任何性质之国内战争，胥宜有以消弭而停止之，此全国上下所宜痛切猛省，迅下决心，共起尽力者也。
[7]同时期，在《大公报》的大力支持与资助下，当时《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沿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考察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根据采访到的资料写下了数十篇关于红军长征中的见闻，当地的社会生活、山川地理、历史沿革等情况的出色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大公报》后来还将这些文章附上当地的照片，编辑成《中国的西北角》正式出版发行，西南联大曾把此书列为学生课外二十种读物的第一种范长江后来回忆说：“我那时秉承的立场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国共两党要取平等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因此，我在写作时，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凡是提到剿匪的地方，一律加以引号，表示对于剿匪方针的否定 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同时《大公报》也是国内第一份民资报纸在宣传时把共产党称为共军而不是[7]1978 年，胡愈之同志在一篇悼念范长江的文章中说，范长江是“ 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8]当时，国民党政府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只有《大公报》从来没有服从过这个命令。
《大公报》最早公开报道了“ 朱毛发表告民众书，愿与国军一体抗日，但以国军停攻为前提”的消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由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依旧按照“攘外比先安内”的观点加紧“剿共”的步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力谏却被驳回后，他们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举国震惊，国民党内的‘亲日派’甚至准备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轰炸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公报》担心局势变化，国家分裂，会加速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在事变发生的第六天，《大公报》发表了由总编辑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宋美龄所主持的航空委员会，当天即派出飞机，带了40万张《大公报》的社评飞临西安上空散发，后来有几位当时参加事变的东北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社评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到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即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如今参与其事的将领，还有在台湾的，一问便知所以大公报这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成了近代历史重要文献之一，其所发生的功效绝对大于楚汉争霸中的‘楚歌’”[9]这也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这篇社评确实是在西安军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后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斡旋，蒋介石承诺建立抗日统一在战线，不得不说在‘西安事变’的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大公报》起到的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在鼓吹抗日的同时，《大公报》还主动参加抗日的各项社会活动，注意办好副刊1940年，正是抗战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当时桂林各界为抗日前线战士募集战衣，《大公报》抗下了这个活动的宣传任务，在当时《大公报》桂林版的经理王文彬的统筹和各界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约请了三百多名名媛闺秀作为交际干事，发出聘书，约请他们义卖报纸，义卖鲜花，募集寒衣的捐款后来他们还邀请过桂林各戏院的名演员进行便服清唱，进行义演募集资金，为抗战作出贡献《战线》是《大公报》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副刊他于1937 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创刊于武汉而“战线”这一名称就是当时《大公报》的主编张季鸾命名的,他认为“时代变了,一切在战时,我们的副刊也应该随着时代变,再不能刊载一些风花雪月与时代无关的东西,每篇文章必须是战斗的,合乎时代意识 当时的《战线》几乎汇集了抗战时期最广泛、最优秀的诗人,发表了许多一流的作品,同时它还与《大公报》正版的新闻互相配合,发挥最大限度的宣传作用,比如1938 年3 月,我国空军在武汉上空击落日本飞机十几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诗人高兰一气呵成的诗《祖国的天空开了花》,与记载相同内容的新闻和社评一起见报,对鼓舞人心的作用就是不言而喻。
萧乾为了办好《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他广泛地向包括重庆、桂林、延安在内的内地文艺界人士约稿文艺”先后刊载了包括卞之琳、何其芳、严文井、吴伯箫等内地名家和香港作家的大量诗歌、散文、特写、小说等文学作品既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使爱国抗战这个主题在不知不觉间渗透到了每个读者的心里1941年5月15日， 《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荣誉奖章奖，这是中国报纸得到西方舆论的认同，在中国报业史上算是非常难得的殊荣当时密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