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二者之“义”摘要：追本溯源，从“义”的原始概念着手，以此为基础分析《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其中对“义”内涵的诠释及其演变深化探讨“义”在政治集团内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与“忠”、“仁”思想的结合，对比两部小说在“义”这一概念的共同点另外，对于其中的个人之“义”和集体之“义”作研究，辨析《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此层面的着重点，区别其中的“义”《释名》曰：“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各所宜那么何而为宜？《说文》曰：“宜，所安也如此阐释，我们需要揣测其中要领即是“所安”，可以诠释为“使事物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或者“使人心得到良性的安慰”《大学》里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又如《论语》云：“君子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任侠好义”、“侠肝义胆”也是为人所熟知的仗义行径即“义”已经成为了明主、君子、侠客所执着恪守的价值取向，有“义”与否，是划定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强盗的重要标志而作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小说的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剖析奸臣当道、乱世凶年的形势中，也打出了“义”这面旗帜，不仅刻画一批大义凛然的英雄豪杰，也塑造出为“正义”而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政治群体。
尽管两部小说皆涉及到本质的“义”，但由于其中所呈现的史实环境与创作环境等诸因素的不同,二者在具体“义”的阐释上又有分歧本文就其异同点作逐一剖析 一两部小说皆是以塑造英雄形象和描绘战争场面为主体，以集体主义为主要行动原则，“义”在其个人行为以及政治集团所体现的内涵和作用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一）“义”由个人到群体，由群体到整团逐步地深化，超越了简单地处理人际关系的约束或者是道德要求，而演变为与群体、政治集团密切关联的涵义，甚至作为其政治纲领和行动的基本准则《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阵营最初是由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为“义”的基础逐步扩散、辐射的，因为他们彼此都有着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满腔抱负，所以得以共举大事而后沿路收兵，不断壮大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最终才衍变成以刘备诸葛、五虎将为核心的实力雄厚而且凝聚力强的中央领导和作战集体尽管在桃园结义之后未曾在施行具体的结义行为，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誓同生死，“义”的概念始终统领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水浒传》则是在“义”的旗帜下，从各地独行好汉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到后来聚义梁山泊，此是整体的脉络其中更为具体的是“七星聚义”、“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等等，基本是“义”在引导着。
二）从“义”的牵制作用着手在统一思想观念“义”的指引下，能够确定集体的奋斗目标，因此有助于维持集团内部的稳固与平衡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义”的束缚，认为“义气当先”，从而不顾后果、丧失理智，最终导致损兵折将首先，“义”成为维护团结的重要因素在“义”的基础上,会产生了统一的、自觉的道德约束机制,规范着个体行为,求得行为的统一性、目的的一致性作为领袖人物的刘备、宋江非常懂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重要性在搞好集团内部团结上,再没有比一个“义”字具有更强的粘合力了,所以他们始终将“义”挂在嘴边比方《三国演义》第二回，张角杀败董卓，幸遇刘备、关羽、张飞救了董卓而董卓从刘备口中知现无居职，皆“白身”，很轻视刘备，张飞气不打一处来，便欲杀之刘备、关羽急以“朝廷命官，岂可擅杀”制止张飞却曰：“若不杀这厮，反要在他部下听令，其实不甘！二兄要便住在此，我自投别处去也！”刘备这时把“结义”搬上台板，曰：“我三人义同生死，岂可相离？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刘备懂得贯彻“义”的思想纲领，并且以身作则，才能使得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为其舍生忘死且看关羽千里走单骑,毫不为曹操的金帛名马、国色美女所动；赵云于乱军中浴血奋战,单骑救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诸葛亮为刘氏天下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星落五丈原诸事即可得证。
《水浒传》里宋江则以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及时雨”的“义”气，不断引导众弟兄行正道，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蜕变本来一百单八名好汉就是成分复杂、地位不同，其中有很多人做过强盗，干过许多不义之事，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但自从聚集梁山义旗之下后，纷纷脱胎变成仁义的英雄，不仅保境安民，甚至除恶惩奸，“义”成为了集团内部个人之间自律、他律的准则其次，“义”也是引发冲动的祸源对于深受“义”灌输的好汉，一般都是嫉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这类好汉固然是能够见义勇为，但是往往也会被“义”冲昏头脑，从而不计后果、考虑不周便冒然去践行和维护所谓的“义”，到头来却害了自己《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雪弟恨先主兴兵”里提到，由于关羽败走麦城后被东吴所杀，而刘备出于手足之“义”以及顾及桃园结义所立誓言，决定兴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雪恨殊不知刘备这是因为一己私情而弃国家安危与不顾，赵云以及诸位大臣苦谏未果，最终招致夷陵之战的败绩，刘备不久也在白帝城撒手人寰张飞的死也是“义”在作祟，在他闻知关羽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而《水浒传》里也有类似情况第五十九回，鲁智深到少华山探望史进，没想到史进被贺太守拿在牢里。
鲁智深得知兄弟遭遇大怒，即刻要杀到州里，结果贺太守，救出史进武松劝以天色以晚，才把他拽到山上要救史进，非大队人马不可，因此武松主张回梁山报与宋江，再行定夺可鲁智深却一人独闯华州城，最终反被贺太守擒住尽管作者如此安排是为显出他的义气以及与史进的交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他的冒进由此可知，当“义”被无限地放大是很危险的本来“义”作为道德规范的要求是为人所驾驭的，使其对自己的行为限定准则而不去违背超越它，而一旦将其置于高于生命甚至国家命运，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孔孟常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是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总是最好的，特别是担负着国家命运的时候，是切记这类极端化思想观念的正如刘备因为“义”所衍生的冲动而兴兵攻吴，才会在夷陵之战中全军覆没，从而导致蜀国的力量大打折扣三）义与忠、仁等结合,构成忠义、仁义的道德、政治范畴忠义是自下而上，对于领袖、帝王甚至国家的效命与维护，而仁义是自上而下，帝王、领袖为了笼络下层民众而施行的仁爱政策两部小说均以“义”为道德内核,以忠、仁为政治瞻首,求得目标的一致性,并左右着集团的发展道路、斗争理想和政治归宿在两部小说里，“忠义”和“仁义”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种性质不仅表现在许多英雄人物身上，也体现在军事政治集团的战斗目标中。
首先是《三国演义》，在东汉末年，朝政败坏、盗贼蜂起，整个国家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当董卓为应何进之召进入朝廷，却废少帝立献帝，把持国家大权，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于是作为世受皇恩、赤胆忠心的曹操挺身而出，以献刀为名图谋刺杀董卓，为国家除去大害，不料却刺杀失败但曹操没有就此罢手，为了拯救国家，他又发矫诏召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此等“忠义”之心不言而喻再看蜀汉政权，作为领袖的刘备行仁政、标义举、仁治天下、义统三军,以仁义达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完美结合,从而使得手下人为他赴汤蹈火、舍生忘死这也就是统治者行“仁义”和部下人民效“忠义”的完美融合而在《水浒传》里，尽管朝廷是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但是作为梁山领袖的宋江始终是不忘对国君、国家的“忠义”从他将晁盖题写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可证明他更重视的是对国家的“忠义”，在后来宋江也是屡次希望朝廷招安，甚至为了能受到招安不顾危险去东京找李师师，希望通过她表明梁山对国家的“忠义”之心至于国家的“仁义”则是体现得不明，原因是奸臣当道、主上蒙尘，使得“仁义”治国的理念和措施被颠覆，所以梁山好汉还是能够体察君主，从而报效国家，凸显“忠义”的。
但是缩小到梁山泊，作为领袖的宋江还是能够行“仁义”之举的宋江在未上梁山之前便是以“及时雨”的仗义疏财而声名远播，遇到好汉都是情同手足，一如既往地以诚相待而后上了梁山做了头领，也是与部下称兄道弟、关怀备至 二《三国演义》的题材取向是以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描写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生活画面，是为帝王将相撰史《水浒传》的题材取向是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描绘了宋元之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是为草泽英雄塑像所以题材、人物等的不同，又决定了两部书中所显示的义的不同一）《三国演义》中的“义”,着重塑造于个体,形成了性格化、概念化的“义”，这种“义”是个体将其置于人生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看得比生命、比集体更重要而《水浒传》中的“义”,着重塑造于群体,形成了层次化、丰富化的“义”，体现“义”的转变以及在集体大“义”跟前个体的“义”被次要化的特点很明显，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英雄人物是有偏颇的，尊刘贬曹固然是其中整体的倾向，但是就单独取一号人物，关羽就是作者最青睐的英雄，可谓是“忠义”的替身忠”自然是不必细说，“千里走单骑”就是最好的写照。
而“义”在关羽身上的诠释更是淋漓尽致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概括道“: 历稽载籍，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显然,关羽有一个超越于集团利益之上的“义”,这个“义”被崇高化、理想化了富有性格色彩的“义”,在个性之间往往又体现着趋同性、一致性,这也是《三国演义》性格化、概念化“义”的显著特点作为俘虏的关羽在受到曹操的礼遇时能够不为所动，最后封金挂印而去，这是对刘备的义，而倘或关羽在未“斩颜良、诛文丑”后离去，那就是对曹操的不义但是，在“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关羽又是欠了曹操一份人情，所以，作者为了使关羽“义”的形象达到完美，就设计了“义释曹操”的经典一幕那么在诸葛亮营帐中立的军令状又该如何交代呢？也就是关羽为了个人的“义”而将集体的利益置于次要位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将“义”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也就是《三国演义》借助关羽而充分表现的《水浒传》所述梁山起义队伍的发展壮大过程，实际上也是“义”的发展、成熟过程。
一百单八将中的主体，最初都是散见于山林川泽的绿林好汉,他们大都沿用着原始的结义方式，以长者、能者为首领虽也立誓同生死、同贵贱但“义”基本上不起道德约束作用，而险恶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则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为生存，这些结义者，往往干一些不义之事譬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到史家庄抢钱粮；桃花山的李忠、周通强娶民女等等所以《水浒传》的前半部分个体和小集体行为多表现为狭隘的江湖义气、复仇意识和报恩思想、个人英雄主义武松的“血溅鸳鸯楼”，一夜之间杀死十余条人命，而真正该杀的只有张督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他有仇必报，却又不择手段,极其残忍但是到后来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义”基本被梁山泊的大“义”所涵盖，表现得微乎其微了而后梁山头领宋江为了实现招安，报效国家的大“义”，又不顾其他弟兄的不满与反对，他更重视且维护的是梁山集体的大“义”而不是与众弟兄的手足之“义” （二）《三国演义》中的“聚义”基本上是受到领袖凛然义气的感染或者是图谋共同的政治目标，而《水浒传》固然不乏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时却是为了“聚义”而做出“不义”之事 刘关张能够桃园结义是因为黄巾倡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立志要破贼安民、为国效力的共同政治图谋。
而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到收赵子龙，基本都是以政治抱负和仁义之心去谋取他们的协助在曹操阵营，也是他能够礼贤下士、招贤纳士才能使得手下聚集了一大批武将谋臣而共举大事就算是曹操想要争取某位英雄人物的辅助，也不会使用卑鄙手段使其不得已而为之，且看他是如何对待关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