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且看甲子两端 四川精神不死——读《抗战时期的四川》最近在读《抗战时期的四川》这本书，看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不仅因为书中有大量内容翔实涉猎广泛的史料，更体现出了四川的精神去年“5.12”地震的阴影尤在，而四川人的精神却感动着每一个炎黄子孙一甲子的时间可以改变多少事情，而四川人的精神却没有改变，下面就来让我们看看四川人在甲子两端体现出来的精神吧1937 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于 11 月 20日明令迁都重庆此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和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全部西移,国民党中央各院、部、会、局,沦陷区各机关、厂矿、团体、学校纷纷迁到重庆及四川地区这使得四川由一个地处西隅的偏远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但聚集了众多的人口、物资、信息,也聚集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并孕育了战时特有的四川精神何谓四川精神?张其昀定义为“巩固西陲,兴复祖国”,或曰“中华民族之国魂,亦即今日全民抗战之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四川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竭诚报国的精神进一步说,就是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爱国精神,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心甘情愿、无私付出的奉献精神,苦中作乐、咬牙坚持的乐观精神,同仇敌忾、互相支撑的合作精神。
四川是抗日的大后方,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四川军民凭借这种精神,为抗战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一、 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整个中华民族都参与其中抗战期间,四川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虽未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但也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国恨家仇,激起了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早在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喻巴蜀檄》一文中就写道:“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彼岂乐死恶生……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这可说是对四川人民“急国家之难”的真实写照自民初以来,四川一直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但四川军民对国家民族的爱护与关切,绝不逊于其他任何地区的人在检验人民民族使命感的紧要关头,四川民众更是从原本封闭、舒适的小天地里走出来,参与了国家民族的抗战,甚至承担了其他省所无力担负的重任,爱国精神凸显虽然抗战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全部,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它毕竟是主旋律,它使人们把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均与抗战这个主题紧密联系起来许多在平时看来本是极为平常的举动,被纳入到国家与民族兴亡的时空格局中予以关注,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赋予了抗战的意义和要求。
例如,随着大批沿海的居民迁移至内地,也引发了川人对来自于上海、南京的摩登的物质消费方式的模仿与追求,川省各地,尤其是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郊县、乡村随处可见衣着时髦、烫发化妆的摩登太太小姐这种现象引起当时的报纸就烫发、时装等问题而进行的喋喋不休的讨论,甚至还有人因觉得此为奢靡浪费不合抗战节俭朴实之旨而做出了以镪水泼洒摩登太太小2姐以泄愤的偏激之举由于战时物质紧张,国民政府推行节约运动,不少节日礼俗中的浪费举动,自然地减少;一般婚丧礼俗中的烦琐仪式,也因“国难期间”而“一切从简”1939 年,《大公报》报道了一则新闻:四川某地一富翁因家人去世而大办丧事,结果招致小偷光顾这本来是一件极为普通的刑事案件,但由于此报道中披露了该富翁办丧事时奢侈豪华的一些细节,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谴责人们纷纷对这种特殊时期不合时宜之举大加批评邵力子先生还特地致信报社,要求对此富豪罚款并将小偷赃款追回,均移作抗战之用,警局最终也按此意见施行抗战期间,四川人民还充分开启智慧,采用各种方式、利用各种舞台宣传抗日在民风民俗的改良方面,许多传统礼俗细节在抗战的时空背景之下,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用于放斋礼俗中的孔明灯,被军队用作练习射击的标靶;原本作为庆贺或激励用的簪花挂红,被用于欢送壮丁入伍出征;家居所挂的牌匾,上面的题字已变成“实行新生活,提倡旧道德”;儿童爱看的西洋镜图片画,也变成了台儿庄杀敌的照片;盛行了千百年的贺新春活动,改为春礼劳军运动;春联与门神,本为极普通的迎春物品,也被更新使之含有抗战教育的意义:门神被绘制成抗战门神,画面上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鬼子,消灭大小汉奸”的字样。
有虞姓人家丧母,其灵挽上联云:“我母防空于地下”,下联云:“生男杀敌在前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川江船工的爱国热情也十分高涨,他们所呼的号子增添了新的内容:“好男当兵上前线,抗日队伍出四川坐上大船到武汉,武汉火线扯得宽哪怕飞机去轰炸,哪怕四处起狼烟前方打了大胜仗,写封家信对妻言:‘公婆面前多照看,抚养儿女苦中甜,抗战胜利时运转,你我全家就团圆’” 二、 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 过去川军的名声一直不太好,而外省人谈起四川人,也总有“慵懒、排外、精明”的评价可在抗战期间,川军摒弃以往旧习,奋勇杀敌报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 月 7 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当会上各方为战还是和而犹豫不决时,刘湘慷慨陈词近两小时,表示四川可出兵 30 万,供给壮丁 500 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此举坚定了国民党当局抗战的决心刘湘回到成都后,于 8 月 25 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在当时作战的部队中,几乎每 7 个士兵中就有一个是川军士兵,所以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其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备受赞扬。
出川作战的军队先后参加了淞沪、太原、徐州等二十余次大的会战,死伤达 64.6 万余人例如台儿庄一役,主要由川军组成的 122 师在师长成都新都县人王铭章的带领下,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殊死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 师 5000 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击毙日军 4000 余人川军以巨大的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3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不仅如此,四川人民还为抗战补充了大量的兵员,先后应征的壮丁达 302 万多人,占国统区应征入伍人员总数的 1/5,民工服役人数也在 300 万人以上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为数众多的知识青年1944 年冬,全国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喊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有力口号据估计,全国约有 15 万知识青年从军,四川占 1/4 强此举突破了我国“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提高了部队的素质,还多少抵制了当时当逃兵与买卖壮丁的恶劣风气。
三、 心甘情愿、无私付出的奉献精神 此外,四川人民还在物质、财力上对抗战予以了极大的支持尽管重庆和四川地区在成为战时首都和战争的大后方后,也成了日军袭击的重点目标,加之政府机关、工厂、学生与难民大量迁入,加剧了川省财政上的负担,四川人民仍然紧咬牙关,奋力承担起抗日主要基地的重任纳粮是战时四川农民所承担的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由于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上了前线,生产的重担便落在后方的老弱妇孺肩上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1 年至1945 年,四川农民共提供粮食 84438748 石,占国统区征、借、捐粮的 1/3四川人民在财政上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他们担负着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 50%左右,这主要是通过各种捐税、公债、田赋等实现的对此,张群在 1945 年 9 月 3 日发表的《胜利日宣言》中指出:“各种公债之摊募,各类储蓄之摊派,以及各种税捐如营业税、各种专卖税、印花税、所得税、地价税等,或则始创于四川,或则在川继续扩大推行,综计川人直接间接负担数字,亦无一不超过全国其他各省四川人民还多次开展了献金、献衣、献机、劳军、慰问军属等运动市民不管年龄大小、财力多寡、职业身份如何,均积极投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场景。
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民的捐献至今虽无一精确统计数据,但仅以 1945 年国民政府组织的“献金献粮”和“胜利劳军”两项活动看,分配在重庆的献金总额为 310400 法币,占整个大后方献金额的 1/8,献粮总额为 20000石以当时重庆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献金 3104 元,每户要献两双鞋袜(共献出 35 万双军鞋和 40 万双袜子)这里面,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1944 年 4 月,《大公报》刊登的一则关于川省节约献金运动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大县小镇,每次献金会中无不争先恐后,或罄其所有以献,其中有清苦的公教人员,身无长物的战区学生,脸上带着伤痕的荣誉的军人,白发苍苍的征人父母,衣裳破烂的小工人,还有妓女,僧尼,乞丐,以及看守所的犯人;他们不但献现钞,献手表钢笔,献结婚戒指,且有脱毛衣,脱皮鞋,甚至还有要把棉被捐献的有时逼得主持人赶紧闭会,以免大家脱光卖尽由上可见,四川人民在战时所受的煎熬和痛苦,所表现出的信心与勇气,诚非局外或后世之人所能想象蒋介石曾对四川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给予了充分肯定:“抗战军兴以来,中央本既定之策,而以四川为抗战重要根据地我川省同胞,尊奉国4家至上与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戮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
每年粮政兵役所负担之数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壮从戎,踊跃恐后推而至于增产、运输、募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莫不有优良之表现军实资以供应,兵源赖以补充这种万众一心竭诚报国的精神,正是抗战最终获胜的基本因素 四、 苦中作乐、咬牙坚持的乐观精神抗战中,川省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日军为摧垮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利用其空军优势,对四川和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其中尤以 1939 年和 1941 年的轰炸最为惨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等惨案但是四川人民并未被战火和轰炸所吓倒,抗战意志也并未因此被挫败,只要警报一解除,照旧开工、开市、开课工人们抓紧生产,一般每日工作均在 10 小时以上有的工厂机器在山洞里,没有发电设备,工人们点起油灯照干;有的工厂就是飞机临空也照常坚持生产各市市政人员和自发组织起来的市民则在空袭停止后,加紧救火救灾,抢救伤亡人员,赶修设备,以保证市政秩序正常往往不过几日,灾区就已清扫干净,市容逐渐恢复正常,足见市民已将战时作为平时1940 年 8 月 20 日,日机大举轰炸重庆大樑子、都邮街一带,幸存房屋甚少位于该地段的“广东大酒店”的大部分被炸毁,店主仍于门前贴一红色纸招,上书“本酒家明日照常开业”。
人们在隆隆轰炸声中亦不忘苦中作乐,舒缓紧张情绪和激励抗战决心1940 年 6 月,适逢端午前后,重庆又遭轰炸,人们说:“又过了个闹热节,敌机送铁粽子来了躲空袭之余,人们依旧打理日常生活流亡学生会利用假期去旅行,学者如罗常培者则永远以读碑文和考订文献为莫大的乐趣,文人墨客中既有如易君左之类的在忧国伤怀之余,遇有登山临水、探古访幽的机会,仍保留诗酒风流的雅兴,也有如张恨水这样的不食官俸生计困难时仍执着地在贫困中去发现、挖掘生活并自得其乐的这里面,处处可见劳动人民的坚忍、乐观与抗战到底的决心有人在游记中这样写道:“重庆完全令我有好感!因为有朝气市面是扰攘和活跃着,早上六点钟就有报看(在昆明须迟至上午十点,在贵阳须迟至下午一两点),街上的人都在紧张而匆忙,书店是林立着,市内公共汽车是驱驰着像南京!表现着这个民族还有活力五、 同仇敌忾、互相支撑的合作精神 抗战时期,大批当时文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主要是京沪杭地区)的人来到四川等西南地区由于文化的撞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人际关系的改变,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冲突与矛盾当时的外省人虽然人数不及本省人,但却大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