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台湾货币概述 福建与台湾—衣带水，历史上因地缘相近、血缘相通而建立了密切的文化联系与经济往来宋元时期开始，两地就有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宋人赵汝适的《诸番志》即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大约在元朝至元至元贞年间，为了积极经营台湾，元政府在澎湖建立了巡检司，并兼办盐课明代中叶，福建巡抚黄承玄奏请加强澎湖防务，并随时视察台湾，以防日本侵袭嘉靖前后，大量福建渔民和海商入台湾岛及其水域捕鱼和经商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到台湾追随颜思齐海上武装集团郑芝龙被推为首领，以台湾为根据地，设立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当地军民实行管理崇祯年间，福建旱灾严重，社会动荡，郑芝龙经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批准，招募饥民前往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1]这是由福建地方政府批准并组织的移民活动，入台闽人多达数万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从厦门进军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全台，对台湾及澎湖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水师攻占澎湖，台湾郑氏集团向清军投降根据施琅的建议，清朝廷在台湾设府、县、台湾镇总兵等官，台湾在行政上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归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管辖。
直到光绪十一年下诏台湾建省，光绪十四年台湾正式建省，与福建省分治，台湾在行政上归属福建管辖至少有500-600年之久台湾正式成为福建所辖府治也有200多年无论是台湾建省以前还是以后，当地的货币铸造、印制、发行、流通与管理，均与福建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明代台湾货币崇祯之前台湾岛内沿用唐、宋、元、明制钱据武陵朱景英着《海东札记》，谈到他初上台湾岛时，发现岛上主要行用宋代历朝制钱，然而“钱质小薄，千文贯之，长不盈尺”可见当时在台湾流通的制钱，主要是劣质小平钱宋代严禁铜钱外流，但屡屡禁而不止，如文献所记：“绍兴十三年十二月，初申严淮海铜钱出界之禁，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问可见有大量铜钱自闽入台，适应了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加强了闽台两地的经济交流连横在台湾就曾发现古钱甚多，如《台湾通史》卷9“度支志”说：“相传初辟时，土中掘出古钱千百瓮，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往北路，家僮于笨港海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仍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毕竟邈与世绝矣按笨港古名北港，为宋时海舶通商之口”连横在北港淤泥中所发现的古钱“不载年号”，因而究竟是汉唐、还是元明制钱“其详不可知也”。
根据书中记述，推论当为唐朝制钱因为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已有相当多的大陆人士取道福建抵达澎湖，并进入台湾如元和十五年(881)，浙江进士施肩吾，曾亲临台湾，回闽后作多首诗文以记载此行，其中之一为《岛夷行》，收入《全唐诗》乾隆《台湾府志》、光绪《澎湖厅志》均载“施肩吾始牵其族，迁居澎湖”唐宣宗大中年间任陵州刺史的福建籍士人周遇，曾亲临时称“流虬”即“流求”的台湾岛巡视唐朝大陆人士赴台数量可观，以至台湾先住民称内地为“唐山”、内地人为“唐人”由于此时当地尚不知冶炼铜铁，所以台湾先住民“竞将食物求易钉铁”，相形之下，制作精美的唐代铜钱更为当地人所喜爱从上述可知，直至崇祯之前，台湾主要沿用大陆唐、宋、元、明制钱，当地未铸造货币顺治至康熙二十七年之前使用“永历通宝”钱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同年五月，史可法、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顺治二年，南明福王弘光元年，唐王隆武元年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次年六月，明鲁王逃亡人海；八月明唐王在汀州被俘遇害九月，明将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不从，入海与清军对峙当年十二月正式在福建沿海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顺治四年南明桂王流徙于梧州、桂林、武冈等地，后驻桂林，改年号“永历”，后称“永历帝”，郑成功归其制约。
永历年间，以浙江、福建、台湾、广东为主要活动范围的郑成功、郑经军事集团，经日本人协助，在闽、台铸造“永历通宝”，品种以小平背星和折五、折十钱为主，还有数种光背折二钱分篆书、草书和行书三类，其中篆书版别较多，以“历”、“宝”二字笔划略有区别该钱直径厘米，重量在克之间据江日昇《台湾外记》卷3、卷5、卷6所述，郑氏军事集团铸造“永历通宝”共有3次，第一次为南明永历五年十二月，郑成功驻军厦门，“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第二次为永历二十年七月，此时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后已病故，其子郑经驻守台湾，洪旭“又别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第三次为永历二十八年四月，郑经为固守台湾，大力训练士卒，修整舟师，“密令黄兴、杨信入泉、漳各处招集以为援又差兵都事李德驾船往日本．铸永历钱、并铜熕、腰刀器械，以资兵用可见有两次在日本、一次在台湾铸造“永历通宝”钱，其目的为筹措军费，企图长期与清廷对峙。
永历通宝”小平钱与折二、折五、折十钱一直行用至康熙二十七年，才退出流通领域，前后共使用38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收复台湾后，台湾民间贸易仍然使用永历钱至康熙二十四年福建奉命开局铸钱，并“罢前代旧钱之禁”福建巡抚金鋐上书朝廷，“请禁遏”民间通行的明代制钱户部议论后遂行批准但内阁学士徐乾学不以为然，提出“闽处岭外，负山邻海，非同内地，听民兼用古钱为便于是凡民间掺和行使及各官失察禁例一切罢除”此前台湾府诸罗县令季麒光也曾请求朝廷“暂宽旧钱之禁”，他作如下分析：“台湾民番杂处，家无百金之产，各社番人不识银等；其所谓卖买者，不过尺布、升盐、斗粟、斤肉耳若将旧钱骤革，势必野绝肩挑，市无收贩，芄芄小民，实所难堪窃思功令不得不遵行，而民情不容不体恤查漳泉等处尚有老钱、金钱未尽革除，况台湾两隔重洋，更非内地郡邑所可同语令台湾声教所通而耳目未尽改观，性情未尽感孚，又非同伪郑之时，各洋兴贩，以滋其利源若一旦禁革旧钱，不特分厘出入，轻重难平，抑且使从前之钱竟归无用，民番益贫且困为此据实申请，恳赐俯顾舆情，暂行通用所用铸钱，或就兵饷给发，或听商人运贩，即令就台收换旧钱，铸钱源源而来，旧钱不禁而自绝矣”季鳞光从台湾社会经济的实际出发，建议暂缓取缔旧钱，新钱与旧钱一并使用，并逐步回收旧钱，为朝廷所采纳。
因而直到康熙二十七年“永历通宝”等前朝钱才被禁用台湾通行由吕宋输入的西班牙银元由于郑成功集团与吕宋等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加上漳州月港、台湾与东南亚贸易频繁，所以郑氏集团的对外贸易主要以西班牙银元为结算标准，这种银元在岛内也广泛流通《台湾通史》“度支志”说：“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夥，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而画王象，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有关西班牙银币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具体情况，拙文多有详述，可资参阅二、清代台湾货币 清代台湾制钱 “康熙通宝”“台”字钱台湾回归之后，为稳定社会，回收旧钱，康熙二十七年奉诏“开福建台湾铸局，钱幕铸满汉文‘台’字三十一年停台湾府铸局另据清唐与崑《制钱通考》也说：“康熙二十七年，福抚张仲举以台湾所用明桂王伪号钱文甚多，若一时骤行全禁，贫民无以为资，疏请开炉鼓铸，收买伪钱销毁改铸经部议准行，令设炉开铸，背铸‘台’字”《清圣祖实录》卷140也有类似文字：“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命台湾府开炉鼓铸仅时间稍有出入但“康熙通宝”台字钱比内地同种制钱略小，重量亦轻，每贯计重不足6斤，所以不能通行于内地，而仅局限于岛内流通。
在台贸易的大陆商人，必须将这种台字钱降低兑换银两携回内地随着台字钱铸造量不断增多，钱价日益贬值，以至白银一两可兑换台字钱三、四千文，驻台班兵领取兵饷，按定例是银七钱三，兵民均深感不便，市井贸易也因此屡生事端其间台湾镇总兵殷化行多次奏请朝廷颁令停铸，而户部则坚持鼓铸直到康熙三十年，殷氏离台调赴襄阳镇总兵之前入朝觐见，备陈台钱之弊，方才引起朝廷重视，遂于康熙三十一年停铸2、“雍正通宝”“台”字钱雍正十一年之后台湾重开钱局鼓铸雍正通宝台字钱直径厘米，重一钱二分由于铸造量较少，因而存世珍品不多3、“乾隆通宝”“福”字钱乾隆初年，台湾出现通货紧缺、钱价日升的现象以前通用的台字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两，此前可兑小钱1500文，而今只换800余文，“兵民交困”乾隆四年九月五日闽渐总督郝玉麟、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因而紧急上报朝廷：“据台湾镇总兵章隆、知府刘良壁等飞羽呈报，该地民间使用小钱，从前番银一两，换钱一千五六百文，后渐减至一千有零本年六月间，每两仅换小钱八百一十二文，兵民力不能支因与钱铺较论钱价，欲令稍减；开铺之人竟至闭歇，该镇府等婉为劝谕，并禁兵民不许强行勒换，始复开张，并称目前得内地运钱—万串，便可接济。
臣等查内地钱价现在昂贵，势不能运往接济，而台地钱价，其贵大异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郝玉麟等人认为只有下列办法方能解燃眉之急：“唯有福州省城从前买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干余斤，除已卖外，尚存生熟铜八万一千余斤，若用鼓铸钱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钱二分，配以白黑铅斤，约可铸钱万有余串，足以运济台地乾隆皇帝批：“如所请速行，该部知道一万余串“乾隆通宝”“福”字钱很快铸成并运往台湾，稳定了台湾经济，也安抚了台湾军心民心为了进一步缓和并化解台湾的货币危机，乾隆五年福建新任巡抚王土任奏请采买滇铜20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敷十万贯，每银一圆易钱二千物价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计充裕，兵革不生，闽粤之氓先后而至，拓地远及两鄙”由于台湾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福建的大力支援，台湾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也是清代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4.“咸丰通宝”“台”字钱咸丰年间台湾爆发林恭领导的农民起义，为筹错军饷，台湾地方当局在嘉义销毁旧炮，铸造“咸丰通宝”台字钱，有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数种[10]。
连雅堂先生认为有当千者日本人平田廉郎着《台湾古钱之研究》，认为大陆所铸咸丰大钱凡当五十者皆曰“重宝”，当百者皆曰“元宝”，唯独台湾所铸咸丰钱，不论当五十或当百，皆称“通宝”除上述官铸制钱之外，清代台湾流通的私钱数量亦不少，日本人北山氏估计各占半数清代民间不仅还在行用明朝制钱，甚至还有明以前的，而安南景兴、景盛、光中等劣质铜钱也充斥于市其恶劣之程度，可由当时民间所称沙壳、风皮、鱼眼、灰板、浮水等略见一斑．据称甚至以钱浮水，再于钱上放米二粒，犹不下沉[11] (二)清代台湾银元 台湾民间继续沿用西班牙银元，官方亦以此作为结算方式之一康熙年间浙江人郁永河赴台湾调查硫磺资源，回闽后着《裨海纪游》，记述此时台湾“市中用财，独尚番钱番钱者红毛人所铸银币也圆长不一式，上印番花，实即九三色台人非此不用；有以库帑予之，每蹙额不顾，以非所习见耳《赤嵌笔谈》也记康熙末年台湾使用银币的情况：“交易最尚番钱，红毛所铸银币也长科无式，上印番字，银色低潮，以内地兼金与之，反多滞难用此处“红毛”即泛指西班牙人或荷兰人即使西班牙银元成色不好，但在台湾信用度颇高，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敷民族先住民，都“非此不用”乾隆《台湾府志》“食货”曾说到乾隆年间在台流通的“番货”种类：“剑银，以银铸成，重九钱，来自西洋；圆钱，一名花栏钱，重七饯二分，小者二当一，并有四当一者；方钱，重与圆钱同，俗呼番饼；中钱，重三钱三分；茭亦银钱，有重一钱八分，亦有重九分及四分五厘，以上皆来自咬溜吧，吕宋”。
嘉庆、道光年间台湾兵备道姚莹上督抚《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