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武后现代主义的危机与局限1、措施论美学的弊端看过几位学者对拙作《谁将宣布后现代主义的终结》一文的批评，学者们良好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着实令我敬佩我觉得我们之间无商榷的必要，由于我们关注的不是相似的问题我怀疑的不是人们对后现代的热情，而是后现代基本理论自身与否令人信服因此，我关注的对象重要是发明了后现代理论的某些理论家但讨论是自由的，多某些声音没什么不好作为一种措施论美学（我这样觉得），后现代无异在找寻词语与意义、词语与存在表述、体现方式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摸索，但并不阐明这些建立在语言上的开拓真正可以解决我们内心和现实之间的深层冲突作为一种美学的初级训练，后现代的某些理论是非常有效的，由于这些着重于措施研究的理论更易于操作与其说这是一种技术主义美学，不如说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美学——以一种措施的普遍有效性掩盖美的个人（人格化）原则在其对艺术的不可模仿性或话语权威的颠覆中，实现的并非是美的平常性回归，而是表征为对心灵缔造个人世界这一难度创作的逃避詹姆逊对此看得很清晰，她觉得，文化是一种要素存在，创作就是运用公共的文化要素进行的“拼凑”，而拼凑也但是 “是空的模仿，是一种瞎眼的雕像在后现代的理论家当中，最不想把艺术和人分开的也许要算梅洛· 庞蒂了，她本来想阐明艺术并非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还应涉及肉体的感觉存在，媒介的物理存在以及一幅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她还是陷入了“明确划定界线”的泥淖，由于这种界线的划分与明确除了在概念上变换某些把戏外，拟定的无非是一种语言的指向性。
因此，梅洛·庞蒂自然不理解“心灵何以可以绘画、写诗” 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出茵嘉登的语言指向、加达默尔的语言指向——一种面对共同的语言迷宫所做出的自我逃脱路线的选择在阅读中国文化和后现代的文化中，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问题，中国艺术是以人为基点的，而后现代艺术是以语言为基点的；中国人在二千近年前就注意到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性，这种关系不是统治与制约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共生的平衡关系，因此，在中国艺术思想中人与物并非是两个对立物，更不存在词与物的对立，人可物化，物可人化，其中超越的是人与物的固有界线，实现的是心灵的开阔和自由后现代的艺术理论不仅是建立在语言本体之上，并且人与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不管是把语言当作是存在的表象，还是当作存在自身，对语言的研究都是把人和现实割裂开来，并处在悬空状态的一种本末倒置的研究以人为基点的艺术视野是开放的、立体的，它构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某种界线不明的氛围显然，这种氛围不是靠语言衍生出的意义来建立的，而是靠人的情绪、感觉、心境和品格来拟定的；以语言为基点的艺术视野是受约束的、单向线性延展的，是平面的界线不明的艺术有一种弱点，就是初学者不易掌握其精髓，感到神秘玄妙；界线清晰的艺术有一种长处就是易学，好理解。
后现代文化容易传播开来其中一种因素就是它的文化界线划分的十分清晰具体譬如维特根斯坦一方面发现事物是由不同形态构成的，并且这种形态体现为一种语言的存在，于是，构造主义诞生了，并由构造主义发展为后构造主义以至解构主义等等，发展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逻辑规则修正、更替的过程，不仅思想具有体系性质，措施也具有体系性质一种人虽然不理解构造主义的深层理论，她也可以通过掌握构造措施而让自己成为一种构造主义者（措施论美学的特性）界线不明的文化发明了心灵与事物和谐共生的模糊美，那是一种既属于你又不属于你的快乐居住地，你必须用自己的所有心灵和生命去感受它；而后现代文化在追求“指纹式的肌理”（詹姆逊）中只需要截取或放大局部细节就够了，虽然做到了表面精确和清晰，却丧失了留给自己和读者的双重精神空间其实，启发我透视后现代美学局限的不光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古希腊神话中有一篇《阿尔戈英雄的故事》也是一面比较好的镜子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故事，本来这则神话开始写的是伊阿宋要从她叔叔手里夺得王位合法继承权（目的明确清晰），事实上大部分笔墨都倾注到寻找金羊毛上（一种不拟定的神秘物）王位和金羊毛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王位代表了具体的利益，而金羊毛代表了一种模糊的美。
尽管两者毫不有关，但富故意味意味之一：伊阿宋在半人半马的喀戎那里训练成英雄就是为了夺回王位，可是，当王杖唾手可得的时候，她却甘愿把生命投入到寻找与自己毫不有关的金羊毛的冒险中；意味之二：不是有关王位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而是有关金羊毛的不可得才让众英雄汇集到一起，并打造出全希腊最大的阿尔戈大船这是一首英雄赞美诗，古希腊对英雄的崇拜是对人性的崇拜，是对勇敢和力量的崇拜金羊毛和王位相比，也许微局限性道，且是那样没有实际意义，但正是它的不拟定性以及遥不可及才真正让英雄们心动因此，当金羊毛作为一种目的存在——一种遥远的目的，一种布满魅力的抱负存在的时候，它虽不能给人直接的利益，却极大地激发了英雄们的爱好和斗志，给平淡无奇的生活注入了激情和动力是金羊毛把伊阿宋从通往“王宫”的狭隘途径带入到广阔无边的海洋，把有关权力的残酷厮杀带入到对自身力量和勇气的挑战中我喜欢“找寻金羊毛”这个故事，它轻微而重要，犹如某种梦境或幻觉我也非常欣赏英雄们在找寻金羊毛的航行中体现出的执著与勇敢精神，也正是她们的无畏和一往无前的求索才让金羊毛更有价值某种限度上说，诗歌创作就是一种寻找金羊毛的过程，每个诗人都该是一名“阿尔戈式的英雄”。
而面对今天无所不在的后现代美学，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措施”，我们更缺少的是个人或集体的某种“精神”2、语境写作的局限如果不是站在西方语言学的角度，而是站在汉语的角度看待诗歌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构成诗歌内在联系的不是秩序（语言逻辑），而是趣味和境界，即涉及诗人独特感受、体验和心境在内的个人呼吸那也许不是建立在所谓的语境上面的某种陈述（时间逻辑），也不是有关某种真理和事实的论述（推理和判断逻辑），而仅仅是某些偶尔的感悟或幻觉，有时也许是脱口而出的吟唱和叹息心灵世界的瞬息变化决定着诗的形态和走向就此而言，我觉得后现代倡导的语境写作，或文本写作是一种机械的技术性写作，其特性在于这种写作的可操作性和可模仿性，同步，由于创作是从语言出发又归于语言，因此，此类诗歌失掉了本原：人的心灵和呼吸我们懂得，一首诗不是简朴的词语组合，合乎语言规则的却不一定合乎人对美的需求与感受尽管，从维特根斯坦开始，西方的哲学家和美学家都致力于对语言游戏的探讨和实践，努力将语言游戏合法化，并且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双重承认但是，我仍感觉所有这些探讨都没有达到庄子《逍遥游》的高度（在我看来，庄子的精神和气质是纯正诗人的）。
游戏本是对功利是非的疏离，是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形式，它必须以游戏者沉浸在忘我的状态下为境界庄子可以做到“物我合一”、可以不辨“庄周与蝴蝶”，是由于庄子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心灵境界这个境界不是靠语言的规则演变出来的（修辞），而必须是在具体的生存中修炼出来的（修性）她面对并超越的不是词语，而是自我与现实或者说她所置身的不是语境（词语的表述和搭配呈现出的语义关系），而是具体的生存处境可是，后现代基于语言学的理论，在逻辑的范畴（即语法的规则内）将诗歌创作等同于语言游戏，觉得语境变了一切就变了，从而把诗歌植根于纸上或文本中，不仅将诗歌带到了越来越乏味的境地，也把心灵局限于一种狭隘的、空虚的世界里——词语的世界这里不管是福科的“缺席写作”还是罗兰·巴特的“本文快乐”，抑或梅洛·庞蒂的“肉体构制”，最致命的问题在于这些理论过度依从于语言规则和游戏（尽管她们都竭力找寻语言和现实的连带关系、甚至一相情愿地觉得语言就是现实），忽视诗人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生活所具有的博大和沉着的心灵，忽视一种伟大的诗人就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这一事实她们总是沉迷于辨析一首诗是如何构成的(解剖诗歌)，如何成为美的（要素提炼）此类问题，运用实验室的研究方式，试图找到一条真理之路，让所有的人沿着这样的路写出诗歌或找寻到美。
这正是西方艺术和美学相对东方艺术精神显得僵化、教条的症结所在（满足对清晰规则和界线的建立与依附）我说后现代的某些美学理论“总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此不是故意忽视后现代理论内在的差别性，而是在和东方文化的比较中感觉到它的纠缠和渺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些话说出的不是一种简朴的辩证关系，而是说出了身心自由的一种沉着状态，即挣脱对固有观念的依附，不把注意力放在对抗事物上，而是放在开阔心灵上按禅的说法就是“在必须体现自己内涵的场合，处在无言的状态”无言不是回绝交流和体现，而是对文字体现的超越对禅而言，生命体验中的一切形态都是语言因此，禅不借助智力或体系学说让结识清晰，而是通过生命感悟让心灵达到澄明心灵的澄明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精神状态写诗犹如参禅事实上，纯正的诗歌创作所体现的都是真正难以言传的东西，即是超越以议论和描摹为主体的知性界线的东西因此，禅的境界是不立文字诗的境界虽做不到不立文字，但提示我们至少应当做到超越文字诗人应当注重体验，敞开心灵用整个生命和世界对话，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即人与物的性灵互通）中感受平凡与质朴，自由与快乐有一种偈子说得甚好：“手拿禾苗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因此，我觉得后现代这种挂靠在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种体系上的网状思想和理论已经完全陷入到互相钳制的链环之中所谓的“破坏与再构”但是是把自己从这个链子上解下来，再系到另一种链子上而已因此，毕加索才感慨道：世界上真正的艺术只在两个地方存在，一种是中国，一种是非洲我想，这也许就是加里·斯奈德喜欢国内诗僧寒山的因素，也是涉及庞德在内的意向派诗人们吸取中国艺术营养并在创作中身体力行的因素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后现代的语境写作，即便语言游戏是可行的，那么，游戏的本质也不在于语言的规则性，而在于不规则性我觉得诗歌语言都是不规则语言，它以诗人个人的话语习惯为尺度规则语言规定符合常规原则和适应普遍的习惯，而诗的语言规定符合诗人瞬间的、独特的感受，它不是回绝共识，而是它压根就不是在普遍习惯的层面上言说后现代的美学家们是通过取消作者的主体存在（作者之死或情感零度）来达到适应普遍习惯这一目的的，并借助权力话语让一种个人的体现实现公共化（无个性）和合法化（符合语法），这些观点有益于发明一种新理论或学说，但对真正的精神来说无疑被程序化了，甚至严重点说被扼杀了就精神呈现而言，我觉得诗的语言是与合法性相背离的非法性语言，它是不可以反复操作的语言（我说过：一种词的寿命很短，第一次说出它时，它是全新的，活力四射的，但持续说出三次，它就显示出腐朽的味道了），原则上，作为个人精神及话语形态，它只属于诗人自身。
从维特根斯坦开始的语言本体论研究虽然打破了西方艺术发展的老式链条，解放了人们的某些思想，推动了构造主义和解构主义文学的发展，但却编织成另一种更为纠结不清的网络——语言本体论的网络后现代的美学家们已经深深陷入对这一网络挣脱——编织——再挣脱的循环中，她们存在着自身无法自拔和将诗歌连根拔起的双重危机这种危机今天除了体现为一种在纯正技术上把玩语言的创作之外（根据语法和能指进行语言符号编码），还体现为靠观念来支配和壮大的写作，即所谓的命名式写作事实上，除了某种方略（有时是手段）的有效意义外，规则都是死的框架，是和心灵不能完全吻合的障眼法老子说大道自然，禅说法无定法哪个诗人在创作中可以做到一丝不苟地遵循某种外在的原则呢？后现代建立在这种规则上的多元性，相对心灵的敞开而言，其向度和空间也无不小得可怜因此，当我们面对西方浩繁的理论卷帙的时候，最需要警惕的不是应当信奉哪一种理论，而是别陷入西方理论的迷宫或牢笼，最后迷失了自己3、 客观化的谬误就创作而言，诗不反映普遍性的生活，诗只反映特殊性的生活，并且是来自诗人独特感受到的特殊性生活这句话也可以表述为诗歌并不在于提供应我们可接受的、生活中更丰富的东西，而在于提供应人生不容易接受的、匮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