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文体学研究 吴承学+何诗海类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35子部“类书类”小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颇为特殊正因类书不专主一门，故能包罗万有，往往体现了编撰者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自然也反映出对文学学术的认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源本文着重谈谈类书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上的独特价值一、 类书的文体学史料价值类书的编纂，自曹魏《皇览》始，至唐而大盛新、旧《唐书》著录各种官私类书三十余种，并在目录学上，把类书从“子部杂家类”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宋代以后，这些著作逐渐亡佚，流传至今而大体完整的，只有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孔六帖》，即通常所谓的“四大类书”由于这些著作是学术史上现存最早的一批类书，其保存古代文献的价值，向来为学界重视《四库全书总目》卷135《艺文类聚》提要：“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多引是集，而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此采出者尤多，亦所谓残膏馥，沾溉百代者矣同书卷138《唐类函》提要：“此书取唐人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函，分四十三部。
每部皆列《艺文类聚》于前，而《初学记》、《北堂书钞》、《六帖》次之取材不滥，于诸类书中最为近古高度肯定了这些产生时代较早、编纂比较严谨的类书在校勘、辑佚、考据等方面的价值和影响就文体学研究而言，这种价值和影响也同样存在以《北堂书钞》为例此书卷102《艺文部八》立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等文体类目；卷103《艺文部九》立诏、章、表、书记、符、檄等文体与总集或选本不同，此书并不收各体文章，而是收录与各种文体相关的阐释、评论或史实，从而保存了大量文体论史料如诗，除引《论语》、《毛诗序》常见文献外，还引《诗·含神雾》、《春秋说题辞》等典籍的相关论述；赋，引挚虞《文章流别论》；颂，引《诗·含神雾》、挚虞《文章流别论》；碑，引李充《起居戒》、袁兴《万年书》、《会稽典录》等《北堂书钞》对每类文体，都有许多类似的征引由于所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大部分今已不传，因此，大量有关文体的论述赖此书得以保存如上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起居戒》以及纬书《诗·含神雾》、《春秋说题辞》中论文体的内容，皆首见于《北堂书钞》其中《文章流别论》最早系统论述各种文体的性质、功用、体制形态及源流演变等，对《文心雕龙》、《诗品》等有直接影响，是六朝最重要的文体学专著之一，其书久已亡佚。
清代以来的学者辑其佚文，共得十九则，其中七则出自《北堂书钞》，分别论及诗、赋、颂、箴、诔、图谶等文体又傅玄《七谟序》、《序连珠》可以说是关于七、连珠两种文体的最早专论，原文也赖《北堂书钞》得以保存现存唐以前的文体论内容，除《文心雕龙》外，此书是最为丰富的此外，《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也保存了不少文体学史料唐以后的类书层出不穷，在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广博上，有远出四大类书之上者，然而，由于辗转抄贩，材料的原始性、可靠性往往会打折扣尽管如此，一些由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在搜罗、保存文献上，仍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此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字数约一点六亿字，图片万余幅，引用书目达六千多种，是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全书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汇编之下再分若干典其中与文学及文体学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理学汇编》中的《文学典》《文学典》下辖49部，分“文学总目”1部和“文体分部”48部48部实即48类文体，分别为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文券部、杂文部等每部分量、卷数不一，但大致包括了“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纬目。
汇考”、“总论”、“艺文”三纬目有较强的文体学理论文献价值，而“选句”、“纪事”、“杂录”等对研究古代各体文章发展史较有参考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汇考”与“总论”汇考”本欲明“一事因革损益之源流，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古今图书集成》凡例），所涉文献遍极经、史、子、集四部就文体而言，重在考释文体之源流、文体之名称、文体制度与形态在追溯文体渊源时，先秦经典往往是史料的首要来源，不但频频引用经典，还征引历代经注，反映出《古今图书集成》“文本于经”的思想；在考察文体之名时，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小学著作亦多被采录；在考察文体制度时，则更多利用史籍如诏命部“汇考”录《周礼》的《天官·大宰》、《春官·大祝》、《内史》、《外史》及相关注释进行文体溯源，收录《史记·秦始皇本纪》、刘熙《释名·释典艺》、蔡邕《独断·诏书》以考释文体名义，收录《隋书》的《礼仪志》、《百官制》、《唐会要》“黄麻写诏”、李肇《翰林志》“诏书纸色”条以考释文体制度表章部“汇考”收录《明会典》的“表笺”、“表式”，《大清会典》的“表式”等，详细记载了明清两代表章的具体样式；奏议部“汇考”收录《明会典》的“表启题本格式”、“奏本式”、“题本式”，《大清会典》“题奏本式”，具体地描述了奏议文本的篇幅、大小、疏密、行数、字数以及姓名、抬头等格式，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与书写载体融为一体的鲜活的文本样式。
至于“总论”，所收以诗文评文献为主，主要是历代批评家对各文体发展演变规律、创作方法的归纳总结，大多有较高的理论性如《文学典》25个文体部类的“总论”收录《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31个部类“总论”收录吴讷《文章辨体》的文体序题，43个部类“总论”收录徐师曾《文体明辨》中的文体序题综观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可谓现存最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库，在提供系统、完备的文体学史料方面，可谓空前绝后，是古代文学和文体学研究的无尽宝藏二、 类书与文体分类及文体序次 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物质、精神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是对当时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体现了“天下古今事物之理”（《御制渊鉴类函序》）而称名取类、以类相从的体例，则表现了对这个体系的范围、结构、秩序及各组成部分的认识方法与理解程度文学作品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同样体现着“天下古今事物之理”当类书编纂者涉及这一部分内容时，自然也会采用以类相从的原则与方法，从而为后人考察当时的文体分类提供独特的视角如前文已提到《北堂书钞》“艺文部”立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诏、章、表、书记、符、檄等文体，此外还有由书写工具演变为文体名称的策、简、牍、札、刺、券、契约等类目。
《艺文类聚》“杂文部”立有史传、集序、诗、赋、连珠、七、檄、移等目，《白孔六帖》中有诗、赋、颂、论、铭、诔、箴、碑、檄、射策等目尽管唐代及唐以前的文体总数远不止这么多，然而，在类书所反映的知识谱系中，得以立目的文体，无疑是当时看来最重要、最常见的文体类书的文体分类，体现了古代文体分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分类越来越细，类目越来越多如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的“艺文部”所立文体不过十余类或二十余类宋初《太平御览》“文部”已增至三十七类，分别为诗、赋、颂、赞、箴、碑、铭、铭志、七辞、连珠、御制、诏、策、诰、教、诫、章表、奏、劾奏、驳奏、论、议、笺、启、书记、诔、吊文、哀辞、哀策、檄、移、露布、符、劵契、铁劵、过所、零丁等清编《古今图书集成》，其《理学汇编·文学典》按文体不同分48部，是历代类书中文体类目最多的，分别为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奏议部、颂部、赞部、箴部、铭部、檄移部、露布部、策部、判部、书札部、序引部、题跋部、传部、记部、碑碣部、论部、说部、解部、辩部、戒部、问对部、难释部、七部、连珠部、祝文部、哀诔部、行状部、墓志部、四六部、经义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词曲部、对偶部、格言部、隐语部、大小言部、文券部、杂文部等。
其中许多部类下又有二级分类，如“诏命”部分诏、命、谕告、玺书、赦文，“奏议”部分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劄、封事、弹事、上书、议、谥议，“诗”部分古歌谣辞、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六言诗、拗体、和韵诗、联句诗、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蜂腰体、断弦体、隔句体、偷春体、首尾吟体、盘中体、回文体、仄句体、叠字体、五仄体、双声叠韵体、杂韵诗、杂数诗、杂名诗、离合诗、风人体、诸言体等如算上这些二级类目，全书所涉文体一百四十多种，不仅远远超过了其他综合性类书的文体分类，比起许多文章总集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也毫不逊色这种类目的增加，一方面是文体不断孳生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文体分类日趋细密的结果类书的文体分类，表现了编者对文体谱系中不同文体特征的认识，而这些经过分类的文体，在文体谱系中的序次安排，则体现了特定的文体价值观六朝至宋，许多总集编选体例采用《文选》诗、赋居前的文体编次模式，表现了对文学性的重视类书中，《北堂书钞》“艺文部”、《太平御览》“杂文部”、《玉海》“艺文”等也沿袭了这种编次体例然而，从宋代开始，许多类书开始重视文体的实用功能与尊卑等级，故宋编《事文类聚》“文章部”、清编《御制渊鉴类函》“文学部”等都以诏制居首，诗赋居后。
《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也以诏、册、制、敕及表奏等实用性文体为先，以诗赋居后，其文体编次大致遵循以下隐性规则：按文体应用场合从中央到地方，官方到日用的次序排列；按作者身份的高低排列；按语体先笔后文的次序排列这种序次，充分体现了王权政治下重视社会功用、等级秩序的文体价值判断，与六朝时对诗赋的推重形成鲜明对比三、 类书与文体观念及文体史除了考察文体分类与序次外，类书还为研究特定时期的文体观念提供了独特视角当然，作为资料汇编性质的书，所编资料本身的观念与类书编纂者的观念是不能等同的因为在类书中，所编内容或只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传统的固有框架中的人类知识而已，属于经典的，必选的内容，具有承袭性，与编者自身的思想未必有直接关系因此，要判断一部类书，尤其是产生时代较晚的类书的独特价值，必须判断它在类书惯例或传统之外增加了哪些东西，有何独创性这些新内容，才体现了编纂者独特的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如明朱权《原始秘书》是在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故其性质、体例皆与高书相似，分类编排，旨在探求世间万物之始为了纠其“鄙陋”，所增补甚多其中卷7“符玺诏敕”、“文史经籍”两门涉及符节、玺、敕、制、诏、诗、赋、碑、赞、碣、颂、序、誓、引、说、问、解、辩、露布等一百一十余种文体，不但远远超过《事物纪原》中的文体种类，甚至比任昉《文章缘起》还多三十余类。
这些类目的增加，或由于文体孳生，如手札、门状等，都是唐宋以后产生的新文体；或由于文体细分，如诏类析为诏、凤诏、遗诏等还有一些，是从古已有之的创作形态中挖掘出来的，如谶纬、童谣等，先秦即已萌蘖，两汉蔚为大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多有记载，但一般的文体学著作和类书很少将其立为文体类目《原始秘书》打破了传统文体分类的框架，从较早的经、史著作中总结、挖掘出这些文体或“前文体形态”，不仅丰富了古代文体分类的内容，也更符合建立在政治、礼乐制度和实用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实际情况，值得特别关注类书文体史料的取舍、类目的增减等，往往反映了文体形态、观念的变化，也透露出文体史的发展轨迹明徐炬辑《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卷11“文史部”根据文体排比史料，计有策、论、诗、词、歌、赋、表、上书、诔、语、话、启、简等三十余体其中“话”列举宋代以来诗话材料，是此前的类书从未有过的类目可见诗话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文体影响日增，开始进入文体研究视野而后于此产生的文体学专著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却没有收录这一文体，这更体现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