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制度演变理论：引入性思考范文目录/提纲： 一、政府改革和制度创新中现代与传统的张力 二、相同的制度起源与不同的政府制度演变路向 三、政府制度的自然演变与人为的制度设计 四、制度变迁的共性与政府制度变迁的独特性 五、谁是政府制度创新的主体 六、衡量政府制度创新成效的标准 摘要：政府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创新，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问题，目前仍然有许多新课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在六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任何政府制度的创新都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处理张力的方式不同将导致不同的创新效果由于不同国家决定制度变迁的关键性变量不同，即使相同的制度起源也会导致不同的政府制度演变路向任何人为的制度设计都脱离不了制度的自然演化规律，制度设计的成效取决对这种规律的把握社会制度的变迁有其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但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制度一定还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那种把个人、团体和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观点，仍然摆脱不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历史作用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有必要就此加深研究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问题，不能停留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衡量经济制度效率的观点上，必须引入唯物史观和结合实践效果来深入思考。
关键词：制度创新；制度设计；创新主体；创新成效 经济学界有关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并呈现出纵深和拓宽研究的趋势相比之下，政治学界有关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其状况与我国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存在一定距离所以，深入研究政府制度的演变理论，显得十分迫切为了抛砖引玉，这里先就政府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若干问题提出引入性思考 一、政府改革和制度创新中现代与传统的张力 世纪年代以来，世界性的行政改革和政府创新浪潮一浪高于一浪在这场世界性的行政改革浪潮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也许是“重塑政府”、“重建政府”、“制度变迁”、“制度转型”、“制度的重新安排”、“重新发现制度”、“制度创新”、“再造制度”等从这些词汇的高频率使用，可以想象改革家、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强烈愿望，即希冀通过改革寻找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制度安排，以取代背负着过多传统包袱的旧制度安排 但是，综观古今中外各国政府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与结果，其新的政府制度安排能够彻底摆脱传统的 况下使新的制度安排发挥最大效益？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二、相同的制度起源与不同的政府制度演变路向 既然任何新的政府制度创新和安排都无法挣脱传统的约束，那么，相同的政府制度起源和传统就必然发展为相同的政府制度吗？历史已经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
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大体上处于同一年代的文明古国，具有相同的政府制度起源—氏族制度，但政府制度形成后，古希腊沿着贵族民主共和政体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则长期停留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框架中顾准在他的读书笔记《希腊城邦制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古希腊“城邦制度是从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 亚里士多德对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做出解释他说：“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这样，蛮族王制便成为僭政性质的王制；但那里既然遵循成法而世代嗣续，这种君主政体是稳定的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 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顾准认为，虽然感情用事的中国人是无法接受的，但感情代替不了历史事实我觉得亚氏的解释，只能说是符合历史的一部分事实，而不是历史的全部事实，因为他只是从历史的某个侧面即种族优越性来看问题。
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外化的过程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部分’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黑格尔的解释自有他的深刻之处，即强调政治理念、政治精神在政府制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东西方文明之间为何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精神来呢？这个问题必须融到政府制度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来探讨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精神而是从物质来分析问题他们认为，古代东方各国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在政体上是专制主义君主制，而不是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共和制，其原因是古代东方各国的土地徭役形式以及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在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土地财产的私有化，农村公社彻底瓦解，工商业奴隶主掌握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相对地限制和削弱了国王的实际权力而古代东方各国，土地没有转为私有，全国的土地财产为国家最高所有或“惟一所有”，因而不可能发展成为类似于古希腊、罗马大奴隶主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使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
东方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国家形态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抓住了引起东西方政府制度朝着不同方向演变的本质变量，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论工具但是，如果我们从逆向思维的角度来做进一步追问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既然土地财产私有制是古希腊、罗马走向贵族民主共和制的关键，古代中国走向专制主义君主制的主要原因是原始氏族的土地公有制，那么，实现土地私有化是否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对待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不能进行直线推理的因此，我们似乎还得寻找影响国家起源差别的其他重要变量世纪到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几种早期国家起源的新理论，如：威特福格尔的灌溉说，卡内罗的战争说，哈纳和杜蒙德等人的人口压力说他们分别强调某个社会变量是国家起源的主因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在总结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变量互动综合说这些理论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东西方政府起源差异，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三、政府制度的自然演变与人为的制度设计 与上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古代中国的政府制度朝着不同于古希腊的贵族民族共和制的方向发展为君主专制制度，到底是一种原始制度的自然演化，还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设计结果？或是两者兼有之？如果再进一步延伸为一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制度是否有自身的演变规律？政府制度能否进行人为设计？ 政府制度能否进行人为的设计？密尔早就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我们首先要记住，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当然，就自然产物和社会产物的区分来说，密尔的回答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所有的社会产物都是人为设计和建造的结果，否则就应该属于自然产物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此来思考问题的话，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政府制度能否进行人为设计所包含的实质性问题是：人为设计的政府制度是否行得通、是否有效？对此，同样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则得出与密尔相反的结论，即认为行得通的政府制度是自然生长的而不是什么智慧的产物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是这样介绍柏克这一观点的：“制度不是发明或制造出来的；它们是活生生的并且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必须以尊崇的态度对待它们，以审慎的态度提到它们对于进行计划和设计的政治家来说，想以冒险而空想的计划搞什么新制度，可能会轻易毁掉他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再建的东西没有哪个新创造的制度能够通行，无论它多么合符逻辑，除非它累积了类似程度的习惯和感情所以，那些革命分子自命能创造新政体和新政府，在伯克看来是既糊涂又可悲”要找到实例来证实柏克的观点确实不难，如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变革，几乎所有人为设计的政府制度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戊戌变法的总设计师康有为所设计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是被列宁称赞为“渗透着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的孙中山所创设的“五权宪政”制度，其结果都是破灭。
当然，成功的人为设计的政府制度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也不乏其例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联邦党人文集》，它被看做是一部理解美国政治制度、也是理解政治制度设计的经典著作美国学者詹姆斯西瑟认为这部著作具有两个要点，“第一，设计一种健全的、既是共和又是宪政的政府形式是可能的第二，这一政府可以在一个能与其他世界强国进行体面竞争的国家里通过有意识的设计建立起来，而不作为一种发生在一个不恰当的地方的偶然结果”古希腊时期提修斯、梭伦、克利斯提尼等人的改革方案，也被许多历史学家称赞为是成功的制度设计可见，人为设计的政府制度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这些获得成功的政府制度的设计理念，又都是在以往制度自然演化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形成的，凭空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