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原因一：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主要根源在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虽然增长快，但财富的增长并不快，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并不大，其中，尤其是农业、采矿业、服装加工业、电子产品加工业等低附加值产业的产出低，使这些领域的劳动者收入增长受到严重制约比如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我国的部分地区、部分人口,由于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原因,至今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落后的生产力基础、封闭的生存环境,使得这部分地区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另外耕地每年以三四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而人口以每年1 500万的数量递增，我国人均耕地2006年为1、4亩，比建国初期的2.7亩下降了近一半，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巨大障碍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高达60％，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又基本掌控在外国商家手里，这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领域的企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受制于人，难以得到增长，且国际上经济形势一有风吹草动，就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领域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其劳动者的工资造成很大冲击；与此同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非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使得我国农业中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只好主要涌入第二产业就业，使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竞争激烈，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行业企业劳动者的工资，等等主要原因二：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首先，单纯追求GDP增长、不“以人为本”以及计划经济管理等旧理念，引发和强化了经济社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阻碍着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化改革，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例如1：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这是一组令人称羡的数字：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２０％，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８０多万……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一边是令人称羡的数字，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和超时加班地劳动——“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例2：如今的苏州，一边是GDP增长跟外资的趋之若鹜，另一边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和民族名牌的淡出；一边是优惠政策与科技园区建设，另一边是资源代价和“飞来经济”；一边是政绩工程与政府主导经济的苏州模式；另一边则是普通市民的贫困和干群之间新的“二元结构”这些年来，苏州经济的增长世所瞩目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行榜上居第六位苏州的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城市之首但伴随着这样一个城市经济“神话”的诞生，质疑之声却从来不绝于耳。
不少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质疑者则提出，在苏州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普通市民的贫困，“世界工厂”的无奈以及土地、环境方面的代价苏州模式其实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悲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发表的观点：“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这些观点归纳在一起，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GDP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二是普通市民与地方 政府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三是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四是外资对本土品牌的挤出效应；五是“世界工厂”的身份这样得出的最终论点是，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一个“贫困”的苏州 一方面，“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外资牵引型，通过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迅速拉动了当地GDP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在内地的发展策略及其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却不能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由于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实际上，他们对税收的贡献远不如对GDP那么大，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才有了外资经济“只发光，不发热”的说法。
据昆山市经贸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生产总值占昆山市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仅有10%的民营经济上缴的国税占40%，地税则占全市地税入库的60%而融资难几乎是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的问题规模在1000万以下的民营企业现在很难从银行融到资金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苏州一时名噪四方当时苏州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内排名靠前的全国品牌，如香雪海冰箱、孔雀电视、春花吸尘器、长城电扇等，人称苏州“四大名旦”可如今，长城倒了，香雪海被三星吞了，孔雀被飞利浦并了，唯一继续以自有品牌出现的，就剩一个春花了但这么多年来，春花基本上是停留在传统的吸尘器行业，没什么大发展此外，尚有虎丘牌照相机、登月牌手表等精密产品，以及非常发达的丝绸织造业，但这些企业后来都相继没落例3：在的经济开发中，使大量农民由于土地开发而失去了土地，仅获得极少的安置费用，而土地开发商却因此获得高额的利润，这也造成分配的严重不公例4：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0.4下降到0.1，也就是说原来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4个百分点；现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只能增长0.1个百分点这里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但政策因素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仅仅追求经济增长对就业没有多大的帮助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对劳动者的收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原因三：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突出问题的直接原因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时至今日，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比如：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并形成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的比例关系，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没有建立，企业的薪酬制度不健全，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越来越低；二次分配中没有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以制度形式明确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等民生建设的支出比例，不利于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当今世界各国，都有一个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水平（不是最低生活水平）为目标的基础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层面上，唯一的价值理念就是公平公正，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来筹措资金，然后实行再分配和转移支付，以缩小贫富差距但是，目前在中国，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特别是没有将所有的公民都纳入这张安全网的保障之下，没有被覆盖的人当然就会更加贫困我们在基础保障层面建立的“个人账户”往往收入越高，账户中的资金就越多，结果在基本保障的层面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从税收制度来看，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我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高，税率也高但实际在征管过程中，累进税变成累退率因为工薪劳动者个人所得税逃不了，发工资的时候就从工资单扣了但高收入阶层有大量不在税务系统掌握中的收入，这部分都可以逃税于是越是高收入居民实际税率越低，这使本来的累进所得税变成了累退所得税财产稅、遗产税、赠与税这些对于高收入群体合理的、必要的“限高”税种又未开征对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监管总而言之，目前在中国，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在造成贫富差距有研究表明，前者的“贡献”是70%，后者则是30%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重要原因一：政策差异及政策执行不善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地区和领域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由于政策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如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使这此地区最早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率先富裕起来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一部分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事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和经营管理者，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也源于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本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在改革和转制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被改制、兼并，还有部分国有企业破产，造成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沦为贫困者与此同时，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有部分人借国有企业改革化公为私而暴富国有企业改革中一般职工同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重要原因二：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正像有人所说的：黑色收入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影响了国家形象通过权力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是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而“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一些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向企业社会寻取租金。
他们同时还想方设法阻碍政府体制的深化改革，努力维持对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不断寻找制度的空子获得非法收入，聚集财富权钱交易”成为部分政府官员收入的重要来源重要原因三：机会不平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在获得收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同的起点，面对不同的机会，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伴随经济的起飞，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他们一旦起步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一部分人由于先发优势占据着大量资源，于是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总是得到高额收入，而另一部分却由于得不到平等的机会，总是处在收入水平的底部，而且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很难达到机会拥有者的收入水平总结分析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