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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列女传》的版本源流历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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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列女传》的版本源流_历史学论文 浅探《列女传》的版本源流,摘要: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在古代,已不少文人为之训解、作注、写序,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书的编者与版本问题的探讨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列女传》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从版本的角度出发,以时代发展为序对《列女传》的版本源流进行浅探关键词:《列女传》版本;源流一、汉代版本最早的版本为刘向校订,钱穆将《列女传》成书时间系于永始元年(前16),学界多从其说刘向序次《列女传》本意旨在劝喻帝王,故该书问世初的阅读群体和影响范围自当有限然而,早年发现的敦煌汉简中已出现“口口口分列女传书”内容的残简,武梁祠中也存有本于《列女传》“梁节姑姊”等的九幅图像及题字连云港尹湾6号汉墓所出《君兄缯方缇中物疏》木牍记录有“列女传一卷”(一三正)此墓年代上限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距刘向整理的时间已很接近由此可以推断,刘向在编著《列女传》前后,此一类书籍在民间已颇有流传,并拥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东汉时期班昭为全书作注,并将七篇分为上下,合成十四篇,另有一篇颂,共十五篇,曾十分盛行宋人王回所作序更明确提到“然世所行班氏注向书,乃分传每篇上下,并颂为十五卷”。

东汉以降,虽注释、续补《列女传》者很多,但北宋初所编《崇文总目》只记录有“《列女传》十五卷,曹大家注”一种刘静贞认为当时“刘向原本的八卷《列女传》似乎已经失传了”,并在注中更谨慎讲,“故至少就官方收藏来看,宋初只存有十九卷本而不见原八卷本”按北宋王回《古列女传序》、曾巩《列女传目录序》也称世所行是“班氏注向书”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版本流传比较广泛的是《列女传》十五卷本,魏晋时期赵母和綦毋邃曾撰注《列女传》《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载“《列女传》七卷(赵母注)”《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作“赵母《列女传》七卷” 根据《世说新语•贤媛》“赵母嫁女”条,注引《列女传》“赵姬者,桐乡令东郡庚韪妻,颖川赵氏女也……作《列女传解》,号《赵母注》,賦数十万言赤乌六年卒”可知赵母为孙吴桐乡令虞韪之妻,其主要对《列女传》作了注释,注本正式名称为《列女传解》,俗称赵母注《列女传》所见,赵母所做更多为注解而非续补性质的撰写又,綦毋邃,晋代江左人,曾为邵阳太守《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提到其撰《列女传》七卷按《太平御览》卷三四七引《列女传》“晋弓工妻”有綦毋邃注:繁人,官名;扎,铠扎也;燕角善,楚筋细,何胶粘也;同书卷七七一引《列女传》“赵津女娟”故事,綦毋邃曰:河水激扬,济之不易。

此二则小传皆出刘向《列女传》卷六《辩通传》,文字略有出人,则綦毋逮主要也是为刘向《列女传》作注其与赵母的注本均为七卷,与刘向书七篇《传》是对应的三、宋代版本北宋对《列女传》进行整理者主要有苏颂、王回与曾巩苏颂、曾巩主要在宫廷校理藏书,王回则主要在民间进行苏颂将《列女传》重定为八篇,但后人续补之作如“陈婴母”等仍分存各篇目下曾巩在苏颂之后再次整理,《列女传目录序》谈到“今校雠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说明其对曹大家本和苏颂重定本均做了校订《古列女传序》言“余读向书,每爱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脱缪于千岁之间,幸存而完者,此一书耳,复为他手窜,疑于其真”,故他的整理主要是为恢复旧书原貌王回将刘向原作定为《古列女传》八篇(传七篇,颂一篇);剔出续作而成《续列女传》一篇,与前者合计九篇,实与苏颂、曾巩整理本有别号《古列女传》”始自王回,“盖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故云”,更解释了加“古"字之由从序末题“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长乐王回序并撰”看,其完成在苏颂之后,曾巩之前其友苏颂、曾巩、王安石文集中颇有涉及王回者,但均未及其编定《古列女传》一事,可见当时此工作受到的关注不多然此本传布后,之前十五卷本反而渐不行于世,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慕古的文化背景有着一定联系。

苏颂、曾巩编校本反而淹没于内阁又未见流传由此,王回本成为此后社会上流传的主要本子南宋嘉定七年(1214),武夷蔡骥将所见王回本做了小的调整王回本颂义原为单独一卷,含大序、小序及颂蔡骥则“将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个人传后”故虽书名仍旧,但实际已变为《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著名的建安余氏本就是以蔡骥这个调整本为基础进行刊印的南宋建安余氏勒有堂刊刻本最早,错讹最少,内容最足,此本现已亡佚现在看到的是用此本影刻的《文选楼丛书》本和据此本重刊的顾氏小读书堆本 宋人在观念上是从刘向原作的角度来接受八卷本的,因此王回在改编中对《古列女传》、《续列女传》的命名深得人心,此后八卷本对此均加以继承所以,八卷本版本虽未固定,但已经在目录书的著录及普通读者接受两个层面流行开来建安余氏本的出现反映了出版商对书籍版本的影响愈来愈大,更求在版本形式上整齐美观,而实质上这些改编本距离刘向《列女传》原貌反而愈来愈远建安余氏作为书坊商人,为求得利润,迎合读者的趣味,完全采用了形式上最为整齐的蔡骥改编本作为雕刻的依据,同时加以插图,直接署名“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形式上更为美观,更易为消费者所接受。

这种态度全然不同于王回对于江南流行的四卷《列女图》是否为刘向旧本的审问宋人在历时一百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把十五卷本改编为不同的八卷本,其改编的最高原则从追求历史的还原与真实,到追求书籍的形式美感,这反映了时代观念的演变,反映了新兴书籍生产方式对书籍本身的影响十五卷本向趋于形式整齐、新颖美观的八卷本的演变,是书籍印刷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其影响力超过了文化导向的结果而无论是一味追求回复刘向旧本的改编心态,还是追求书籍的形式美感,在十五卷本向八卷本的改编中,班昭注被作为多余的部分被剔除了,导致东汉以来流传至宋的班注失传,班昭注连同十五卷本一同消失了十五卷本于《列女颂》作者署名为刘歆的真实记录,随着蔡骥“散颂入传”八卷本的流行,也一同被淹没了《列女传》在两宋流通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作为书籍版本变化的个案,显现了书籍版本演变中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复杂性四、明清版本作为教化之书的《列女传》成为明代官、私刊行的重要对象明代官方刊行《列女传》是作为皇权强化统治的手段,《列女传》在民间私坊的广泛刻行则表明《列女传》所代表的对女性品德的规范在民间逐渐深入人心学者刘赛以时间为序对有明一代官、私刊刻情况作了梳理,大致分为六种不同版本: 明正德刊六卷本刘向《古列女传》、《古今书刻》、嘉靖三十一年(1552)黄鲁曾私刻本、万历年间行人司官刻《列女传》、万历年间私坊所刻《列女传》、崇祯年间张溥刊本。

万历年间汪氏增辑的《列女传》十六卷、永乐元年御敕解缙等撰《古今列女传》和万历十五年茅坤增补唐富春刊《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三种增补本在后世各有影响,永乐御敕本因为是官方推行,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汪氏增辑本因其插图精美而被推重于后世,茅坤增补本后世未见重刊,影响较小这三种改编本客观上也扩大了刘向《列女传》的影响,同样起到流通传播、辅助教化的作用,故在此略加说明,以全面认识明代刊刻《列女传》的成果刘向《列女传》流传至清,出现过《四库全书》本、小读书堆本、三家校注本等几个重要版本,学者孙闻博就明清以来《列女传》的几个重要版本作了以下梳理, 有如《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明万历黄嘉育刊本、明崇祯张溥刊本、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等)、《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明万历金陵唐富春刊本)等从这些版本向上对比追溯,明清《列女传》版本系统可初步分为元建安余氏本、明黄鲁曾本和明黄嘉育本三个系统黄嘉育本与黄鲁曾本同,而与建安余氏本异,黄鲁曾本、黄嘉育本所据底本当来自一个系统,且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进行整理,并删去赞文而重新配图刊刻的可能性较大而黄鲁曾本、黄嘉育本属校订重刊本,所以其底本与建安余氏本为何种关系较难判断。

黄鲁曾本、黄嘉育本所据底本为建安余氏本的可能仍然很大,明清诸种版本可能均由建安余氏本这一个系统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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