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从后殖民视角看傅东华《飘》的翻译冯瑞玲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中文译本中 ， 傅 东 华译《飘》 为最早， 也最为受争议 对该译本的研究焦点为归化与异化、 忠实与再创造等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探析了翻译与文化霸权、 文化殖民及弱势文化反抗之间的关系，认为翻译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运作与对抗 该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用其来探究傅译 《飘》，无疑会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阈， 并获得诸多方法论的启迪一、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超越了语言学研究的视角， 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以及隐藏在翻译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等， 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权力差异且从未有过平等对话［1］， 并将我们的目光转向对外部语境的关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 归化和异化常常与文化、 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外部因素相关， 翻译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2］ 强势文化中外国文学的译入通常采取归化译法， 原文语境里的语言与文化差异被弱化甚至抹掉， 使得译作不见翻译的痕迹， 这种归化策略 “消除了文化差异， 并为强势文化创造了一个同化了的 ‘同性’ 缓冲区”［2］， 其背后隐藏了一种变相的文化侵略， 使弱势和边缘文化屈服于强势文化。
韦努蒂认为归化是种族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体现， 是一种病态的文化自恋的表现 因此， 他提出 “阻抗式” 翻译， 即异化的翻译策略， 让读者看到 “他者” 的面貌［3］， 使译者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 以抵制文化霸权归化消除了文化差异， 而过度的异化会放大文化间的差异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 霍米·巴巴将 “杂交” 概念引入后殖民翻译研究， 反对僵化的二元对立方法论， 认为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只有在一个 “第三空间” 进行 “谈判和翻译”， 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4］ 无论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 译文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 差别只是杂合程度的不同而已 而杂合程度的高低同样受翻译背后隐藏的权力差异及特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按照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研究， 通常来讲， 强势文化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时， 因其常用归化译法， 译文的杂合程度较低， 而弱势文化中则反之 适度杂合的翻译有助于避免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 促进文化的平等交流虽然中国从未被完全殖民化， 但中国人民自20世纪初开始经历一种部分由自我强加的文化和语言殖民， 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非常明显， 中国文化的边缘化也是客观事实 至于语言层面， 自晚清时代， 汉语就一直处于殖民状态， 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集中表现［5］。
因此将中国归为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对象， 是为了消除我们思想上的殖民意识和状态二、《飘》 归化译法分析（一） 人名和地名傅在音译的基础上将英文人名和地名转换成典型的中文人名和地名 他仅用一个汉字来表示英文人名中的姓，改变了姓和名的前后顺序， 还采用了常见的三字格的中文姓名结构， 将英文人名译成了标准的中文人名 如Rhett Butler（音译为瑞德·巴特勒） 译为白瑞德，Scarlett O' Hara（音译为斯嘉丽·奥哈拉） 译为郝思嘉 傅译的地名具有类似的特点， 他将英文地名译成了典型的中文地名， 如At- lanta（音译为亚特兰大） 译为 “饿狼陀”，Tara（音译为塔拉） 译为 “陶乐场”， 其中 “陀” 和 “场” 都是中文地名的常用字 这样的译文减少了许多异域风情， 而增添了中国文化色彩二） 句子结构傅主张归化译法以保留汉语的精髓 译 《飘》 时， 他将复杂冗长的英文句式转换为典型的汉语句式， 译文句子一般较短 例如： In her face were too sharply blended the delicate features of her mother, a coast aristocrat of French decent, and the heavy ones of her florid Irish father.［6］5原来这小姐脸上显然混合着两种特质： 一种是母亲给她的娇柔， 一种是父亲给她的豪爽。
因为她母亲是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 父亲是个皮色深浓的爱尔兰人， 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7］1原文句式结构较为复杂， 译文则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和句间的逻辑关系用归化译法对句式进行了重新组合， 比如同位语 “a Coast aristocrat of French decent” 和多个形容词连用结构 “her florid Irish” 与其中心词分开， 被译为原因分句三）宗教术语原文中的许多基督教意象被重写为中国读者更熟悉的佛教意象， 掩盖了不同宗教背景的深层次文化差异， 易造成文化的误读 例如 “shrine (圣坛)”“convent (修道院)”“God (上帝)” 分别被译为 “神龛”“尼姑庵”“天”195CHANGCHENG文学与翻译（四） 信息删节归化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删节， 米切尔用大幅的章节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及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 而傅对此类信息做了删节或改译， 这也是该译本被批评为违背忠实原则的重要原因三、 从后殖民视角看 《飘》 的翻译（一） 阻抗式翻译韦努蒂提出的 “阻抗式” 异化策略旨在凸显译者的身份和作用， 将来自弱势文化的原文本的异域文化引入强势文化， 以抵制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
然而， 对于异化是否为解殖民化的武器， 而归化是否只能是殖民化的工具，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 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理论主要考察弱势文化的文本如何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之中并在强势文化中如何发挥作用， 却忽略了强势文化的文本被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并在弱势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 对后一种情况而言， 归化又不失为一种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积极抵抗， 如傅译 《飘》， 可视为对当时西方文化入侵的一种积极抵抗， 有助于遏制白话文的欧化倾向， 保留汉语的精髓进而保护其纯洁性，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汉语的成熟和完善以及民族身份的重塑 因此归化可被强势文化用作殖民化的工具， 也可被弱势文化用作对强势文化的抵制，具有颠覆殖民意识形态的解殖民化的战略意义 故而对翻译策略的分析不能一刀切， 还应考虑到一个角度问题二） 杂合翻译严格意义上， 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就会有杂合现象 归化和异化的差别只是杂合的程度不同而已，而具有适当杂合性的译文才是可取的 尽管傅从许多层面进行了归化翻译， 然而原作中的许多文化背景、 价值观、人物性格等都融合进了译文中， 因此 《飘》 也是杂合的产物 但傅多采取归化译法， 力图依据汉语的语言、 文化和文学的规范对译文进行调整， 因此 《飘》 中保留的异质性成分较少， 杂合特点不太明显， 其杂合性不够适当。
三） 影响 《飘》 翻译策略的外部因素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 翻译作为强势文化在精神上控制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是在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下进行的， 翻译策略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战略 该理论使翻译的研究范式更为开放， 并将翻译置于更广的语境 （如政治、 社会、 历史、 文化等） 中加以研究傅译 《飘》 处于20世纪30年代， 当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处于弱势地位， 深受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影响， 而傅作为弱势文化的译者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似乎与韦努蒂的研究发现相矛盾 其原因可以从当时中国的政治、 社会、 历史、 文化等背景探知一二首先，20世纪30年代， 长期的封闭状态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文化自恋情结和诗学上的自负心理， 认为中国文化发展成熟且优于西方文化， 加上民族主义引发的排他心态， 构成了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民族中心主义［8］， 使得归化译法在当时颇为流行， 如那个时期的张若谷、 朱生豪、 傅东华等均采用归化译法，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 《飘》 为何以归化为主了 近代中国的翻译史较为复杂， 需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殖民理论的不完善性其次，“五四” 运动后， 以鲁迅、 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提出欧化主张， 在翻译过程中甚至放弃遵守汉语的语言规范， 采用异化策略以求借鉴西方语言来提高白话文的表现力。
然而过度异化的翻译产生了不少副作用，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比较严重， 造成了违背现代汉语习惯的文腔和洋腔 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度欧化的不足及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译者们也认识到过度异化的翻译超出了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 进而会影响翻译的发展， 因此， 1934年知识分子掀起了大众语运动， 上海文化界的陈望道、 傅东华、 叶圣陶等聚会， 反对 “五四” 后流行的欧化语体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 中国译坛在翻译策略上也出现了一个逆反应， 归化译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这种历史、 文化背景下， 傅采取归化策略也在情理之中了再者， 傅译 《飘》 问世之前， 中国读者因受到好莱坞同名电影的影响， 将这部小说视为通俗小说而非经典名著 这种美学期待对傅的归化策略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他在译序中提到 “因为译这样的书， 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地译， 恐怕读起来反而沉闷”［7］3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如赞助人与出版商的要求等， 对《飘》 的翻译策略均产生影响， 本文无法面面俱到 总之，傅译 《飘》 的归化译法合乎当时中国的社会、 政治、 文化和历史等背景［参考文献］［1］ 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 2003(04).［2］Robinson D.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109.［3］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0-21.［4］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8.［5］ 蔡新乐.后殖民状况下还有翻译吗？ ———“翻译”再概念化简论［J］.中国比较文学, 2002 (04).［6］Mitchell M. Gone with the Win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1.［7］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J］.傅东华,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8］ 陆颖.翻译：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重写———傅东华译《飘》之个案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02).［作者简介］冯瑞玲（1984—），女，天津人，硕士，天津师范大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翻译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