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作 者】赵继明/伦贝 【作者简介】赵继明，山西大学哲学系讲师，邮码：030006〔丹〕伦贝(Knud Lundbaek)，生前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东亚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 【内容提要】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耶稣会士汉学阶段16世纪以后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西方人大规模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欧洲汉学也从此拉开了序幕第二是欧洲汉学的兴起阶段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欧洲汉学的先驱人物提出了早期汉学所面临的语言学习这一基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的学术人才第三是学院汉学亦即汉学正式形成阶段在19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欧洲出版了广为关注的《汉字西译》，在正规大学里正式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院汉学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的正式形成，汉学从此在欧洲学界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关 键 词】欧洲汉学/早期线索/中西文化交流西方人把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叫做“汉学”(Sinology)在漫长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随着对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了解，系统地在西方介绍中国语言文字，从而专门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欧洲汉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的1815年，巴黎皇家学院(Collage du Roi)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欧洲汉学走上了学院化的道路自此，中国语言文学在欧洲进入了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被列为专门的学习课程自此，欧洲开始有了一批又一批汉学专业的学生学院汉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 一、耶稣会士汉学：欧洲汉学的序幕16世纪40年代，罗马教廷组建了专门在东方传教的组织“耶稣会”(SocietasJesu)耶稣会是由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规模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教团体从1582年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正式解散，一批又一批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教义、宣传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还对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大量总结整理工作，并将它们介绍到了西方中西文化史上的大规模文化交流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中国文化开始了它整体上的西传耶稣会士从其先驱人物利玛窦(Matthoeus Ricci,1552～1610)开始，就十分注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传教利氏本人就是典范他的代表作如《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都是以阐释经典儒学、排斥释儒来达到宣扬基督教思想的目的。
徐光启曾称其“补儒易佛”（注：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因此，为了在中国传教，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每个在华会士的必修课，掌握汉语成为他们在华生涯的第一关出于学习的需要，耶稣会士们编写了许多学习汉语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如郭居敬(Lazarus Cattaneo,1560～1640)和利玛窦的《西文拼音华语字典》，罗明坚与利玛窦的《葡汉字典》（即《平常问答词意》），金尼阁(NicolausTrigault,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卫匡国(Martinus Martint,1614～1661)的《中国文法》，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华罗(Franciscus Varo)的《官话简易读本》，白晋(Joachim Bouver,1656～1730)的《中法字典》和《中文研究法》，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的《中文札记》，等等这类书籍或书稿大部分传到了欧洲，其中大多对欧洲汉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欧洲汉学的发端，是和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的拉丁文手稿《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紧紧连在一起的。
卫匡国1643年来华，1650年起程回罗马，于1653至1657年，花了近5年的时间在德、法、意、英、比诸国游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文化作了广泛的传播和介绍他在德国科隆留下的《中国文法》，成为后来许多汉学家的必读之书比如，欧洲汉学的开拓性人物、德国医师门采尔(Dr.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就是从《中国文法》开始学习汉语的（注：柏应理曾对《中国文法》做过修订，并指导门采尔学习汉语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41页而后来为汉学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也正是得益于《中国文法》、门采尔的《中文入门》(ClavisSinica)以及《拉－汉字汇手册》(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才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边划译》（注：哈盖尔在《众神之中国——宗教信仰上与古希腊的相似性》（Pantheon chinois,ou parallele entre leculte religieux desGrecs et celle des Chinois,1806,Paris，法文版）序言中提到，他为编辑汉语字典，曾花了两个月时间在柏林学习和研究门采尔的文献。
卫匡国《中国文法》之后不久，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于巴黎面世作者是四位年龄相近同一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尹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恩理格(ChristianHerdtricht,1624～1684)、鲁日满(Franciscus Rougemont,1624～1676)和柏应理（注：作者中应包括郭纳爵(lgnatius da Costa,1599～1666)他与殷铎泽于60年代曾合译《大学》、《论语》，分别在建昌及广州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所用上面二书，基本依据的是郭殷的译本这是一本版面特大、装帧考究的拉丁文巨著，中文书名《西文四书解》主要内容是《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以及绪论和孔子生平系统地在欧洲出版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书籍，这还是第一次由于拉丁语是当时的“学术语言”，该书的影响广泛地波及到欧洲学界，使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哲学家孔子》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原稿第186至202页，有一篇原定安排在《中庸》译文中的论文《论中国文字》(Digressio de Sinarum Literis)（注：该手稿现藏巴黎图书馆。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国立图书馆“伦贝藏书”(Lundbaek Saemulgen)存复印件作者对中国文字、书法、字法及其历史等方面作了介绍，并告诉人们学习汉语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文中写到：“汉字若瀚海在这个海洋中游历，如果稍事懒惰，便会从少到老无所获手稿第198页）显然，这篇论文本应成为欧洲出版的最早论述汉语的读物之一但由于它的漏排，不论《中国哲学家孔子》产生了多大反响，这篇文章本身却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不过，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在华西人对汉语的理解以及学习中的艰难同时，它毕竟还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应有的内容，所以后来的汉学家颇为看重此文其中描述的学汉语的难度，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华耶稣会士给西方汉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法国会士马若瑟马若瑟出生在法国北部城镇歇尔堡1698年来华后，在中国语言文学、哲学等方面付出了30多年的心血，直到去世他在汉学方面造诣极深，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是西人汉语文学专家和易学专家中的佼佼者马若瑟有许多重要的著述或译著在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堪称传世力作其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语法、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部分。
该作无论在对汉语研究的深度上还是在所引例证的广度上，都反映出他在中国语文方面的良好修养尽管《中文札记》直到马若瑟本人去世近百年后才正式出版（注：《中文札记》写作于1726年前后，手稿藏巴黎图书馆，印尼首都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马六甲英汉学院1831年首次出版但在欧洲汉学形成发展中，它却成为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这些，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体会得到总之，耶稣会士在汉学方面可谓硕果累累正是由于在研究上如此深入和全面，当他们的文献传播到欧洲之后，就为欧洲本土汉学的兴起、形成及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欧洲汉学的兴起前面谈到，17世纪中叶卫匡国游历欧洲诸国，欧洲开始了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但问题在于，流传到欧洲的耶稣会士汉语读物要么未完成，要么未发行（包括《中国文法》），且大多被束之高阁像《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葡汉字典》（未完成）、《中文札记》等手稿那样，长期躺在梵蒂冈、巴黎等大型图书馆的书堆里，常人难得一见；即便有条件读到它们，那些工具书在编辑写作方面基本上出于在华学习的考虑，并不针对欧洲本土学生至于欧洲的书籍则是凤毛麟角，门采尔的《拉－汉字汇手册》数量有限且无法作为入门之书，而他的《中文入门》又没能出版。
显然，缺少研究所必需的ABC，缺少适宜欧洲学生的汉语字典或手册，使人们不得不在魔符般的方块字面前望而却步，退避三舍因此，耶稣会士文献要在欧洲真正发挥其影响，尚需欧洲本土学者的再整理和再传播欧洲本土汉学的兴起，是在18世纪上半叶，主要代表是汉学史上的先驱人物贝尔和傅尔蒙贝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日尔曼学者，1694年出生于德国小城库斯堡，22岁大学毕业后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他从柏林图书馆拷贝了门采尔的文献，并查阅了一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在他两年后出版的拉丁文小册子《中国古代日食》(De Eclipsi Sinica,1718,Konigsberg)的附录里，专门对汉语作了介绍他一开始便指出了欧洲汉学亟待解决的问题认为，耶稣会士字典对欧洲人几乎没有多少帮助，欧洲人应首先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出版适宜欧洲人使用的字典在他自己看来，他虽然没能真正弄懂汉语，但有幸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让人们从中有所收获，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730年，贝尔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拉丁文汉学巨著《中国大观》(Museum Sinicum)《中国大观》洋洋洒洒，不负其名从汉学的历史到现状，从汉字的起源到它的书体、文法和工具书体系，从汉语官话到地方方言（闽南漳州话），以及孔子生平、《大学》、中国特有的度量衡单位等等，书中均有论及。
根据贝尔的设想，他的目的就在于让欧洲人宏观地了解中国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贝尔“汉语文学全书”式的力作《中国大观》像巨石入海，在欧洲激起了汉学的浪潮，同时，激起这次热潮的，还有另外两块巨石，这便是由傅尔蒙掷出的《中文沉思》（Meditationes Sinicae，拉丁文版）和《中国文典》（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hierogliphicae grammatica duplex，拉丁文版）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从各方面都算得上是个幸运儿，曾任巴黎皇家学院阿拉伯语教授、法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成员、路易十四的顾问他出生于巴黎郊外一户医生人家，年轻时就热衷于“东方文化”，懂许多“东方语言”傅尔蒙20岁开始关注和学习汉语，以后的研究则多取自中国耶稣会士文献资料傅尔蒙的汉学研究跟马若瑟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早期作品是长达856页的《中文文法》(Grammaire chinoise)该作完成于1729年以前，但他却一直未拿去出版究其原因，似应和《中文札记》有关1725到1733年近10年间，傅尔蒙和马若瑟有过30余次通信往来头封信是由后者从中国发出的。
当时，《中文札记》手稿即将完成，马正苦于寻找一位在欧洲既有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