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开放的不足之处 不足 1——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适应 内地的言论、新闻自由与国际标准仍有不小的差距，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至今仍未恢复到1987年十三大时的水准前广州市长黎子流都认为，现时的村官直选、扩大差额选举等，仍嫌“步伐太小” 不足 2——官员中的贪污腐化，引发各种社会冲突 社会的不公刺激了社会矛盾，仅从1993年到2003年间，内地集体请愿示威或骚乱已由1万宗增加到6万宗 不足 3——城乡、东西部以及各阶层的贫富悬殊，激化了各种矛盾 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的坚尼系数从1993年的40.7窜升至2004年的47.3，已处于拉丁美洲国家水平 不足 4——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出现了造假、吸毒、卖淫等丑恶现象 从制贩假药、假酒，到生产毒奶粉，内地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反映的是30年来的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的沦丧打假14年的民间“打假英雄”王海认为，如今内地假货泛滥愈来愈严重，而且表现得愈来愈具隐蔽性诗人汪国真说，他的诗集《年轻的潮》竟有40多种盗版本 不足 5——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了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肇始于农业改革，即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早已证明失败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打破。
这一改革试验是安徽省几位农民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冒着政治风险悄悄展开的此后，在邓小平的首肯和支持下，“联产承包制”逐步在全国推行，最终形成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局面 那场农村改革不仅释放了中国社会中巨大的未开发潜能，历史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更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改善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但可惜的是，在推行了数年之后，农业改革遇到瓶颈，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工业领域和沿海城市尽管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工业和城市的现代化相比极不协调 本月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30年前农业改革的始发地——安徽小岗村，既是对改革开放政策源头的巡礼，更是对农村改革的未来方向进行政策性宣示在与村民对话时，胡锦涛就长期备受关注的土地使用权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政治承诺，那就是允许土地“自由流转” 这一提法随即在中国内外成为焦点话题，因为土地不仅是农民的最大利益之所系，而且也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事件的主要根源之一由于土地的使用权缺乏政策保障和法律保护，官商利益集团就肆意占用和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越是凶猛，农民的利益就越是容易被践踏。
中国农村地区的抗争事件之所以不断发生，农民与官商之间的对抗情绪之所以日趋激烈，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的最大意义，在于确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拥有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讨论了相关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虽然细节有待公布，但土地自由流转的政策势将成为推动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表面上看，其意义只限于经济领域，但实际上也是一场政治改革因为，虽然土地的自由流转还谈不上划归私有，但却能增强农民面对强势利益集团时的自我保护能力 土地改革是中国“三农”改革的新突破口，是缩小城乡及贫富差距、求取社会均衡发展的途径之一而中国当局的基本目标，是要在2020年使农村居民收入翻一番，并且全部消除赤贫人口这是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目标但以中国农村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底子之薄弱，这又是一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巨大工程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依然落后，是改革开放政策最早设计者和实施者的未竟事业，也是中国进步过程中的一大遗憾如今，中共从全球化视角将此提到“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以政治的视角将此提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和重心将有明显调整，最终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平衡、平稳发展 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中国都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培养内部市场、扩大内部需求的转折点。
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正如中共在此次中央全会公报上所言，中国的农业基础确实“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也“最需要加快”中共总书记胡锦涛9月30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容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一讲话精神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各方面围绕着《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进行的讨论的核心 这一文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它指明了下一步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胡锦涛的话一出，海外很多媒体就把土地流转解读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或者变相的土地私有化 中国有关方面马上出来回应说明土地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但正如同其他政策领域，在中国，一项政策从形成到执行，中间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变数，甚至会有质的变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取决于这项政策的制定者的本意，而是实施过程中的多种因素 一项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也有可能变成私有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当时也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则变成了恶性私有化。
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项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政策，如果没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变质，一项原意是赋权农民的政策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项道道地地的赋权资本的政策，意在让农民受惠，实则对农民的大举剥夺 人们对这种演变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政策还没有正式开始，一些媒体就已经开始高调谈论“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土地的资本化”、“农村资本时代的来临”等等别的不说，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资本对农村土地的虎视眈眈的一种状态 寻求农村发展新动力 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有其必然性土地流转制度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二是寻求农村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土地问题上的严重腐败 在很多地方，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尽管有中央政府的各种努力，但还是不能保障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利和权益从这个意义上，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提倡土地的私有化因为理想地说，土地的私有化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的主要机制。
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村发展的新动力更具意义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早期农村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农民收入大为增加，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但后来农村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新动力 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重心在工业直到本世纪初，中央才再次大力关切农村问题，把“三农问题”提高到议事日程这些年来有大手笔的农村改革举措，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免掉农业税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但农村的发展还是没有很大的新动力 到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扩大到3.33比1，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差异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可以说是希望这一制度能够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农民和资本之间的公平交易 从更宏观角度来看，土地流转制度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说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收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时候，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希望实行土地流转显然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的 但是土地流转制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的，即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无论从价值还是经验角度，这个判断是否合理，是可以加以争论的。
土地是农村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农村稳定而且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政治问题土地流转制度实施得好，可以推进农村的发展；实施得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中国不同地区对这一制度的需求并不一样在沿海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较高的地区，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突出实际上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已经在进行在那里，工业和城市化能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没有新的政策，只要具有实际合理性，事实上的土地流转还是会继续下去对这些地方，土地流转制度只起到把事实上的合理性转化成为法理上的合理性罢了农民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政治构造，是城市拒绝接纳农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转了土地之后，农民干什么呢？无产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农村的改革的确必须深化这里需要很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土地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设计得非常好，但结果变了样，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城市新贫民的产生同样，土地流转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如何能够保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会从赋权农民转变成赋权资本呢？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谁也承担不了的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较低和贫穷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直面一个人们似乎不愿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农民的理性。
在贫穷的情势下，很多农民会在土地问题上作出非理性的行为 现实地说，在农民和资本之间并没有一场公平和理性的交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必然是另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也可以预期，地方政府和官员肯定站在资本一方在一些地方，甚至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资本拥有者一旦资本和地方政府要求流转农民的土地，什么样的困难和来自农民本身的阻力都是能够加以轻易克服的 因此，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土地流转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是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转制度要赋权农民，那么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他们就必须享有农村土地、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主权 资本并非农村的对立面，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问题是谁是主体？赋权农民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引入资本一旦资本成为农村的主体，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这里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农民要成为主体就要组织起来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可能没有日本和韩国等农村发展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问题，更是政治条件问题有组织的农民对资本力量构成一种平衡但在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制度创新不能流于变质 对规模经营的期望也不能太大。
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是纸上谈兵，很多理念不见得会成为现实在传统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最终导致的是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走上造反的道路 土地集中只是近现代农业的其中一个因素不是所有的土地集中都能导致规模农业，也不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会导致近现代农业规模农业需要许许多多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配套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把土地产权的重要性提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流离农民了吗？农民并非注定要绑在那一块并不能使他们足以温饱的土地上的问题是没有了那块土地，他们又能够去哪里？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那么多农民去哪里？他们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纳它们 很多年来，中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的整体经济，为城市建设做出了无限多的贡献，他们都尚未被接纳，还是到处在流浪实际上，如果被接纳，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