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底层写作中的“迷失”现象 郝焱 张丽军内容提要：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作家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关注和书写底层群体的生存现状与精神状态底层写作一跃成为当代文学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但也存在着某些被遮蔽的问题本文在梳理新世纪底层写作的概念与特征的同时，从“故乡迷失”“身份迷失”和“叙事迷失”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对底层写作中的“迷失”现象进行探询种种“迷失”现状，源自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乡村消逝、阶层固化，也源自作家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偏颇如何为底层写作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在当下依旧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Key：新世纪文学 底层写作 故乡迷失 身份认知关于底层写作的定义，至今尚未有明确定论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底层群体无论是在经济基础、文化资源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①在这一意义上，底层写作的特征可以表述为：选取底层题材，利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现状;其所表现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城市打工者、无业者等弱势群体，以及一些作品所塑造的“失败青年”等形象追根溯源，“底层”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早在上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著作《狱中札记》中就使用了Subaltern Classes（即“底层阶级”）一词，指向欧洲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无法占据主流话语权力的社会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底层”概念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容纳了更多的边缘群体在中国，对底层的关注最初是从文坛开始的自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作家就有意识地关注农村问题，朦胧的“底层意识”开始萌芽20世纪末期，随着作为社会学概念的“底层”研究热潮兴起，越来越多的文学界人士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底层文学评论家蔡翔于1996年发表文章《底层》，在回忆自身的底层经历的同时，对19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进行了梳理，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展现在读者面前;1998年，《上海文学》第7期刊登文章《倾听底层的声音》，高调倡导作家们要以强大的人文关怀与普世价值进行“底层写作”;2001年，李师东在小说集《生活秀》的序言中指出，在“底层写作”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专业作家的视角开始下沉，自觉地将目光深入生活的内里;李云雷则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中指出，自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已经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作家和学者的积极探寻，促使“底层写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一跃成为当代文学领域一个全新的关注焦点。
而在新世纪的底层写作中，一种“迷失”现象格外引人注目一、故乡迷失：日暮乡关何处是？新世纪的底层写作透露出一个突出特点，许多作品所描绘的群体，都可以概括为“告别土地的一代”或“失乡的一代”底层群体告别乡村，来到城市，在繁华城市的边缘寻求开启新生活的机会，却因为种种原因四处碰壁，经受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这些告别了土地的人自然而然生发出了一种思乡之情，在自我生命体验中画上了一抹浓重的“乡愁”色彩乡愁”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中国人的乡愁情结向来浓厚，受传统宗法秩序的影响，“落叶归根”的思想早已被内化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概括而言，新世纪底层写作中的“乡愁”有两层含义，一是思念故土，二是思念故人，底层群体在对故土与故人的思念中获得精神慰藉，弥补心灵空虛在诸多作家笔下，底层群体眼中的城市与乡村往往存在着巨大差异城市是文明开放、富裕繁华的，乡村则是贫穷落后、闭塞无知的代名词但对于游荡在城市的底层群体而言，尽管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金色的美梦，但这美梦似乎与他们无关，或者说，他们只是造就美梦的工具而已他们始终是不被城市接纳的，他们的“根”自始至终都虚浮在空中，当看清了城市生活的冷漠与残酷，在城市车水马龙的街巷中迷失方向、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容身之所时，这一群体就会把目光回转到生养自己的乡村。
因“无根”而乡愁更浓，在此刻，乡村代表着静谧与安心，甚至承担起一定的洗涤心灵、净化灵魂的功能陈应松的小说《太平狗》，以一条叫做“太平”的狗作为线索，讲述了神农架丫鹊坳的农民程大种进城打工的遭遇太平”原本是一条神农架的赶山狗，它在森林里成长起来，曾对着野兔、锦鸡狂吠，与凶猛的野猪厮杀，在属于它的丫鹊坳自由散漫而奔放地生活着流淌在血液里的忠心，让它选择跟随主人在城市中冒险，经历了城市中的人情冷暖和九死一生之后，“太平”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乡村，主人程大种却在城里的黑工厂死去小说多次提及这一人一狗因被城市拒斥而生发出的对家乡的思念程大种被城里的姑妈扫地出门，无处可去，只好带着“太平”在高架桥下抵御寒潮：“城里的风像刀子，因为你没地方可去，没有一个可躲避的茅棚或山洞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房子，可你进不去高楼高得望断颈子，无数个窗口和门，那不是你的②“丫鹊坳的家没有这么明亮，可温暖，家中四壁被烟熏火燎像刷了一层黑漆，特别是厨房旁边的火笼屋③偌大的城市，却没有属于程大种和“太平”的一方天地，每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他们总是会借着风，将思绪吹向隐藏在神农架森林中的丫鹊坳，在梦中重温故乡的亲切与家的温暖在“太平”逃离黑工厂后，作者写到：“它的身子上沾上了地气，就会从死亡中活过来。
地气有一种让生命复活的伟力，只有在大地和山冈上生长的狗，才能接受这种地气的灌注，死而复生④程大种在残酷黑暗的城市森林中迷失了，幸而“太平”带着瞎掉的眼睛和开了岔的耳朵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太平”的归乡，就是程大种魂灵的归乡，在漂泊无依的城市边缘，这些从土地上走出的底层群体最思念的，是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苦苦等待的妻子儿女，“乡土”是迷途之人最后的心灵慰藉周述恒在小说《中国式民工（一）》中，借打工少年小林之口，写出了城市底层务工群体对家乡的浓浓思念城市的车水马龙与流光溢彩，让刚刚踏入新世界的少年应接不暇，在都市华丽的灯光中，小林脑海中浮现的是顶着烈日、低头劳作的父亲，在灶台边制造出袅袅炊烟的母亲，还有在田间地头追逐打闹的小伙伴的身影罗伟章于2005年发表的小说《我们的路》，同样向读者展示了底层群体对故乡的怀恋流连在城市的打工者们，穴居于狭小逼仄的工棚与城市边缘摇摇欲坠的烂尾楼中，为了在城市中获取生存机会，他们出卖时间，出卖力气，甚至出卖肉体，出卖尊严十六岁的春妹沦为有钱人的玩物，大宝被工地老板看作是赚钱机器，没日没夜地遭受折磨，小贺更是为了要回自己应得到的工钱丢了性命……当这些身处底层的打工者的心灵在城市遇冷，对家乡的思念便也不可遏制：“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
⑤故乡的人情风物是民工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庞大城市中生发出的孤单落寞，都因对故乡的一份牵挂而有了寄托除了对故乡的思念与牵挂，底层群体所生发出的另一种“乡愁”之声，是“故乡迷失”如果说，能够走出乡村，却无法走进城市，是造成底层群体“无根”生存焦虑的重要原因，那么“乡村的失落”，则直接导致了无数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无家可归、无故乡可思底层群体在城市中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都奉献给了一座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但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几乎无法得到相应的价值肯定与人格尊严在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无数人将故乡当成是心灵的依托，但却悲哀地发现，曾经让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早已回不去了有些人在走出乡村、走出大山之后，却眼见留守在故乡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城市向来路回望，看到的只是一间空空荡荡的房屋，甚至连老屋也不在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对这一“失乡”情境进行了描摹小山村里飞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涂自强，满载着全村人的希望去武汉求学，渴盼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造化弄人，在涂自强准备考研时，父亲突然因病去世，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选择了匆忙就业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的生活即将走上正轨时，家乡的老屋突然垮塌，母亲被砸伤，涂自强放弃了工作，并将母亲接到城里加以照料。
对于离开家乡的涂自强和母亲而言，“故乡”已经仅仅是一个记忆中的符号，父亲的离世、老屋的倒塌，彻底封死了他们回乡的道路，故乡已经没有能够让他们记挂的人或物，因此，他们只能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底层尽力谋生，无奈地掩藏这份乡愁而涂自强在查出绝症、独自一人踏上死亡之路时，母亲也就永远失去了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故乡”孙慧芬创作的小说《民工》，同样塑造了一个失去了精神故乡的底层打工者鞠广大的形象鞠广大是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农民的代表，他勤奋朴实、正直善良，靠着自己的双手和使不完的力气在城里工地上赚钱他扛住高强度的打工生活，扛住城市的排外与冷漠，为的就是跟妻儿过上好日子可是当鞠广大得知妻子柳金香意外去世的消息时，他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一切努力也失去了意义，悲伤到无法哭泣的鞠广大，无可奈何地失去了精神上的“奶与蜜之地”隨着城市化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乡村也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乡村将土地出卖，换来的是一座座工厂，尽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无疑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工厂飘出的废气污染了乡村的蓝天白云，空气中飘浮着化学物质的味道;河流因工业废水的任意排放日益浑浊，又因违规挖沙而变得处处是暗流，不知夺走了多少孩子的生命;成片的农田被荒废，从前满心满眼的绿意渐渐消失;曾经四季美丽的群山，也因为无限制地砍伐树木和开采石头而变得光秃，下雨时甚至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美丽静谧的家乡已经成为只能留存在回忆里“回不去的远方”，“乡愁”变得无处寄托。
吴君创作的小说《亲爱的深圳》中的主人公李水库，对此就有着深刻感触深圳的美丽确乎是迷人的，但却让他感到无所适从，都市的发达与现代气息带给他的是无处安放心灵的惶惑，李水库的内心依旧怀恋着故乡带给他的安稳静谧农村的新鲜空气和一望无际的庄稼，让整日穿行在都市迷宫般的高楼大厦之间的李水库无比想念，张曼丽却一语戳破了他的美好幻想：“现在农村还有新鲜空气吗？到处都在挖山挖石头，大片大片的土地荒掉了，你在哪儿见到了美丽的庄稼？你真是一个臆想狂⑥赵德发在小说《人类世》中，同样描写了古老村庄的消逝：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让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只能选择成为城市边缘的拾荒者孙参自小失去父亲，母亲靠捡垃圾为生，将他们姐弟俩抚养长大受尽同行欺凌的孙参，靠着自己的智慧与凶狠，在“垃圾王国”占有了一席之地，并在姐姐的点拨下了确立了做“人上人”的目标，终于走出了垃圾场，创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然而，为了牟取更多财富，孙参用尽手段填海造陆、开山取石，甚至将村庄变成了回收城市废品的垃圾场，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已黯然消逝，离乡者又能如何妥帖地安置这份“乡愁”？不单单是自然环境的改变，转型时期的“人心之变”更是令人无法忽视。
这样的改变不仅仅在城市中发生，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也在对财富与权力的狂热追求中渐渐异化、失去本心在胡学文的短篇小说《命案高悬》中，尽管处于权力最底层，护林员吴响还是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工作职权，威胁村里的女性与之发生关系，尹小梅却是一个例外尹小梅在乡政府离奇死亡，而她的丈夫却选择拿了八万元赔偿后缄默不言，吴响便怀着对尹小梅的歉疚踏上了寻凶之路在吴响寻找真相的过程中，胡学文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复杂的文化政治生态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权力被当做是纵容欲望、伤害他人、遮蔽真相的工具，乡村普通民众面对权力遮罩无力逃脱，曾经的美丽乡村不知何时堕落成了“底层陷落之地”，吴响的执着追问，最终也因多方压力下的命案高悬而归于“无响”曹征路的中篇小说《豆选事件》，同样讲述了乡村渐渐消逝的传统与复杂纠缠的生活现实方家嘴子的村长方国栋家族背景显赫，在乡里横行霸道，村民们敢怒不敢言一次菜花地开发事件，彻底引起了退伍军人方继武的不满，他鼓动村民，联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