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解读《文城》 ——兼论余华的创作再转型摘要：作为文学创作的转型之作，《文城》在多个方面实现了超越与突破， 具有鲜明的意义与价值本文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阐释余华在《文城》中的转型 首先，立足《文城》对“寻找”和“失去”母题的继承，引出在文本中衍生出的 “失去”；其次，通过梳理余华前期的小说情节与现实的关系，从时代背景与地 理环境两方面分析论证《文城》对现实的“后撤”及其价值；最后，对比余华多 部小说中“苦难”与“温情”的地位，论述其呈现出的平衡状态关键词：《文城》；余华；转型自《文城》问世，评论家及读者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评价便是褒贬不一，使其 陷入了毁誉参半的局面余华是一位不甘停下脚步的作家，他一直在自己的写作 过程中寻求新变，早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已然完成了一次转型；而从作 家的文学创作角度来看，在 2021 年3 月首次出版的《文城》中，他再次迎来了 自己的转型扑面而来的熟悉气息中，余华在小说母题、小说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小说中“苦难”与“温情”的平衡等方面做出了改变一、“寻找”与“失去”的母题纵观余华的小说，与“寻找”有关的主题、人物与情节一再地活跃其间，使 得“寻找”成为了小说的母题。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十八岁的少年为了寻找 青春成长过程中的挫折与收获踏上了远行之路；《鲜血梅花》叙述了阮海阔寻找 杀父仇人，但终究寻仇未果的故事从整体情节上来看，余华在《文城》中延续 了自己的小说中一贯保有的“寻找”母题，讲述了林祥福的寻亲未果纪小美和 阿强出走是想要寻找并投奔未曾见面的姨夫，在这一希望落空后，他们通过欺骗 寻到了林祥福的家作为暂时的落脚处，可这样的欺骗却让林祥福陷入了一生的 “寻找”，他在寻找纪小美，在寻找文城，甚至还为寻找顾益民而丧命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寻找”是由于出现了“失去”才会发生的，因而从《活着》到《第七天》，在“寻找”之外的另一个母题便是“失去”，如：《活 着》中的福贵在不断失去自己亲人的同时，也在寻找活着的方法这一母题在 《文城》中依然保留着，其中的人物都在不断地经历“失去”，且“失去”恰是 林祥福要进行“寻找”的最初原因，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失去了亲生女儿的母 亲，所以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北方，踏上了寻找缥缈而虚无的南方小镇之路然而，《文城》中除了“失去”，还有“得到”的元素林祥福失去了自己 的爱人，但得到了女儿、朋友、兄弟情谊和财富；顾益民失去了财富和康健的身 体，但得到了在人性上的完善与升华；“和尚”失去了生命，但得到了对自身底 线的坚守。
物质世界中的“失去”和精神世界中的“得到”，共同构成了《文城》 的主题，而文城作为承载着情节的重要地标，不仅仅是作者在小说中虚构出的一 个南方小镇，更象征着对若隐若现的美好事物的追寻在相同的母题之下，《文城》与《活着》等小说又有着不同的内在驱动力 文城，是“小美心底之痛”，是“林祥福和女儿没有尽头的漂泊和找寻”，也是 一份执念林祥福很可能永远都无法到达文城，但却也一直在文城之中，他所要 寻找的，已不再局限于那个叫作“文城”的地方，更多的则是一路走来的沉淀与 救赎，以及尽力追寻后面对“失去”时的释然二、对现实的“后撤”于余华而言，《文城》是一部转型之作，他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对以往创作 的改变与突破一部“非传统的传奇小说”，是他自己为《文城》做出的定义， 也是对这部小说中所存在的“新变”的阐释余华不再执着于写实主义，而是以 一种诗性的“后撤”面对现实不同于《兄弟》、《第七天》等前期作品，余华在《文城》中没有延续强攻 现实的写作风格，转而采取“迂回”的方法落实了小说的现实意义另外，由于 发生在主人公林祥福身上的事件不再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直接作用下的结果，这 部小说焕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当代意义一方面，《文城》的时代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模糊。
余华的转型首先表现 于在《文城》中的“后撤”，所谓“后撤”并非是指他回到了写作的舒适区，而 是不再一味地对现实进行强攻，将目光由当下投向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时期在 小说文本中，余华模糊了情节发生的历史背景，使得文本与社会历史呈现出若即 若离之感尽管为小说设定了清末民初的背景，但其中的情节无需与特定的时代 背景绑定在一起，而是隐去了人物悲剧与时代背景的必然关联，展现共性的生存 之艰难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认为《活着》“只有厄运，没有恶行”，所以说， 这是一部不折不扣地直面现实的小说厄运”是时代的产物，在内战、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社会环境中，余华讲述了那一代人的沧桑与苦难，展现了人对活着 的执着与坚忍直到在《文城》中告别了对现实的强攻后，余华与现实的紧张关 系得到了缓解，使我们在解读《文城》时可以暂且不将社会历史纳入必须考虑的 范畴另一方面，《文城》中事件的地理环境也受到了模糊处理余华最初将这部 小说定名为《南方往事》，后来又更名《文城》选用这样一个不存在的地点作 为书名，说明余华并不想突出文城所处的南方以及情节发生的地理位置，而意在 以开放留白的姿态引导读者探讨“文城”背后的含义早期，余华因先锋写作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后来他舍弃了这种充满实验 性的创作方式，回归传统现实主义风格，其中，《活着》就告诉我们“人是为活 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到了《文城》，又 向我们昭示了“总有一些价值，高于‘活着'”于林祥福而言，这份价值在于 找到文城，找到纪小美，甚至只是找寻的过程如此看来，《文城》的“后撤” 是成功的，虽然其时代背景退至清末民初，但却似乎比《活着》更适合在当下品 读，因为它能够提醒我们保持“在路上”的状态余华在其中回到了普通人的爱 恨情仇，站在底层视角去关注普通人，记录平凡人的英雄主义，这样的作品在当 下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它能够超越血缘和地缘这种对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在 小说中突出地位的放弃，反而能够深刻地引发当代人的共鸣三、《文城》中的“苦难”与“温情”在其长篇小说中，余华一直没有放弃对“苦难”的叙述，甚至曾一度将“苦 难”推至文本的核心地位人物在悲剧的宿命中无处可逃，但也只能默默坚守， 这样充满苦难意味的情节充斥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前期作品中，但 是，能够与“苦难”相调和，共同作用于读者感受的元素一直没能被提升到与之 分庭抗礼的程度如此局面在《文城》中得到了扭转，其中的“温情”已然可以 与“苦难”平分秋色，使得那些不忍卒读的冰冷场景变得和缓而有温度1.叙写苦难主题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较为明显的一个特点便是苦难意识，他在字里行间展 现了人们在饥饿、贫困、暴力等威胁因素之下的生存图景，揭露了肉体和精神上 的双重苦难。
虽然《活着》之后的作品出现了少量穿插其间的“温情”描写，但 也不过是聊以慰藉，而难以实现“苦难”与“温情”的真正平衡余华在八十年代创作的《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 《古典爱情》等小说作品多用极为冷静的笔触对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暴力等黑暗 面进行描述，他穿透了层层迷雾，将人性的丑陋剥离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作 为一名叙述者，他没有将属于人物的温度融入作品中，而是以作家身份安排调度 人物的行为举止，并通过将他们符号化来服务于对各种“苦难”的客观叙述九十年代以来，余华逐渐意识到以零度记录的方式来构建小说是不够的，人 物应该作为相对独立于作家之外的一个个体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细雨中呼喊》 以主人公孙光林的回忆来讲述他与父亲孙广才、哥哥孙光平、弟弟孙光明等人之 间的矛盾冲突，余华用荒诞的笔法写成长的伤痛、父辈与子辈的隔阂以及男女情 欲，而“苦难”依旧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主题，这些黑暗但也切实存在的现象给 人以沉甸甸的冷酷感与绝望感外国评论家曾指出：“余华在其作品末尾所要描 写的对象不是人类在社会或历史中的地位，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心理状态，而是那 些通过孤独与命运的坎坷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1“苦难”作为印证 一个人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指标，统摄着这部小说，为本该热气腾腾的生命代言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写作的“温情”初露头角，从冷漠叙事 向温情叙事转变他在大量苦难书写中夹杂的零星的“温情”，使得情节中的人 物逐渐有了话语权，被赋予人的温度将话语权下放并归还人物，让人物成为有 情义、有温度的人，是余华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如果说符号化人物是为了 “苦难书写”，那么让人物发声便是“温情流露”；在二者对等的作用之下，人 物不再是绝对的善或恶，而是由扁平人物转化为立体丰富、有血有肉的圆型人物2.“苦难”与“温情”的平衡在上述提及的小说中，“苦难”始终占据着比“温情”更多的优势，形成了 读者无法自行调解的悲剧感和苦难感，这种压得读者难以喘息的苦难氛围在《文 城》中被打破，使得在“苦难”铺就的情节底色之上，“温情”仍然可以鲜活有 力小说《文城》的文本中，余华运用大量笔墨进行关于冬季飞雪的环境描写以 及与土匪斗争的动作描写和场面描写，但不似从前一般地热烈凄惨，而是构成了 一幅幅凄美的画面，流露了其悲剧的笔触，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爱而不得、求而 不见等一系列“苦难书写”与此同时，余华也架构起了温情的小说主题。
《文 城》以林祥福与纪小美相识、相爱、相离的情节为线索，贯穿小说始终，而在其 背后主要有两大部分的主题内容，即情爱与仁义——林祥福与纪小美、阿强与纪 小美的爱情以及林祥福与溪镇各色人等的仁义，这些情爱与仁义最终又在男主人 公林祥福身上实现交汇纪小美虽然欺骗了林祥福又偷走了他的大量钱财，但仍 选择将二人的孩子平安送还到林祥福的手中；林祥福在隐约感受到小美会再次离 去的前提下，还是选择原谅并接纳她这是他们热烈的爱情的结果和尚”虽 然是一名土匪，但却讲情义且有着温存的善良；林祥福虽然是为寻找纪小美才来 到溪镇，但在人们需要他时也会挺身而出，为顾益民报仇而牺牲这是他们在 “苦难”中依旧保留着仁义的体现正是这样的情爱与仁义的交织的“温情”打 破了以往作品中“苦难”独大的局面，促进了二者的中和平衡除了小说主题之外，“温情”还能够体现在人物对生活的态度上在《活着》 中，福贵无欲无求，随遇而安，穷尽一生都是在被动接受命运和时代安排好的一 切，而他活着的最大愿望也仅仅是活着面对生活的苦难，他没有发出嘶声力竭 的质问，甚至不曾有过隐忍之态，而只是平静地展示着生命的韧性，仿佛默默地 活着已是他最响彻云霄的回击。
与前期的小说创作相比，《文城》则多了一腔热 血，也多了一缕烟火气余华的悲悯之心使作品突破了“苦难”的束缚，生发出 更多的“温情”，也使得人物能够在苦难中不失温情，在温情下直面困难正是 在这种温情之下，《文城》中的人物不再完全以被动接纳的姿态面对困难因为 不愿接受小美的离开，林祥福主动选择踏上寻找之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溪镇 人民主动站出来与土匪搏斗，用生命诠释亲情与仁义总体来看，《文城》虽是以悲剧为内核，但余华确实以“温情”的方式挽救 了“苦难”的生活在前几部小说中，余华习惯于把黑暗的东西撕开示众，从而 控诉“苦难”给人的伤痛；在《文城》中，余华还愿意对“温情”进行书写，肯 定人性之美由此可见，余华在《文城》中的另一创作转型在于他的文字迅速升 温，人物生存背景中少了冰冷血腥，小说叙事情节中时隐时现的暴力也不会造成 过分强烈的冲击感，而是在“苦难”与“温情”之间达到了一份平衡，让二者在 调和中得以自洽——暴力与血腥横行的“苦难”，也可以是希望与情义滋长的 “温情”结语“文城”作为文城，寄托了向往与美好；作为溪镇，充满了暴力与死亡也 正是这种对“文城”的追寻、对苦难的承受、对温情的守候共同构成了《文城》 的内核。
这是一个好故事，林祥福与纪小美作为情节中心，他们或出于情或出于 义，与周围的辐射人物共同构成了关于“文城”的“苦难”与“温情”，桩桩件 件都由逻辑在向前推动；这也是一部好小说，不受制于时间、地点等客观背景， 这一场从开始就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