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格斯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 温格斯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 【作 者】李月军 【作者简介】李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温格斯坦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制度的生成因素、维系与演化过程与影响，并把结论运用到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有限政府、民族国家兴衰、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研究，认为不同环境中的制度选择与制度结构对博弈结果起着决定作用 【摘 要 题】新制度主义 【关 键 词】理性选择理论/制度/自我实施/可信性承诺一般认为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可分为三大流派，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温格斯坦的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总体上属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时他又试图把理性选择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文化研究方法等结合起来，运用于具体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现象研究之中，这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研究制度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研究既定制度的影响但这种研究方法回避了制度为什么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社会或群体不能没有制度另一种是把制度看成内生变量进行研究，并试图解释特定制度形成、演化、存续的原因。
温格斯坦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这两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所以他试图用理性选择模型来探讨这两个问题温格斯坦认为制度存在原因在于，团体常常需要制度帮助它们从合作中获取好处在简单的现实环境中（如两个行为者的交易或博弈中），重复博弈的激励能够有效实施长期的社会合作但在复杂的环境中，单靠重复博弈就不能维持长期的社会合作了社会成员面对各种激励(incentive)问题，许多或所有个人可以从不合作中得到短期的好处，也可能由于对合作带来的利润份额不满意而不参加合作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以至于单个或少数交易者不能承受，博弈者就没有遵守非正式规则的激励，合作就很难进行，出现一种每个博弈者的利益和团体利益最终都得不到最大化的困境为了解决合作上的这种根本困境，理性的人设计出了制度约束行为由于理性人同时也是经济人，博弈者都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这样，制度设计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博弈过程每个博弈者的利益社会经济地位又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如何能够在制度设计上达成一致呢？在这里，温格斯坦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可信性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即一个博弈者（个人、集团或国家）对自己的未来行动按照制度约束做出承诺对其他博弈者来说是可信的。
如果要在同一制度框架下谋求各自的利益就必须承诺遵守制度那么如何能保证博弈者的承诺是可信的呢？温格斯坦认为，只有每个博弈者有激励去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行为，而这种激励必须由制度向博弈者提供但仅靠制度提供的行为激励还不足以维持行为者自我实施因为如果行为者从违约得到的利益大大超过遵守契约的利益时，违约行为就会发生，而一个行为者的违约可能具有示范效应，导致其他行为者纷纷效尤，这样能提供激励和共同利益的制度就会失效为了防止违约行为及其可能导致的制度失败，制度还必须对违约者进行惩罚，提高违约成本，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制度通过对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positive incentive)与消极的激励(negative incentive)即惩罚，就能保证行为者遵守制度，使其行为变得能自我实施，同时共同反对违约者，即使从短期来看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必须这样做而每个行为者的自我实施，也就意味着制度的自我实施换言之，“当契约使所有人都得益，并认识到单方面违约，其他人也会违约，那么就会破坏契约时，这契约就能自我实施[1](P660-692)一旦这种能够自我实施的制度结构形成，就会达成一种稳定的内部自恰的均衡状态，温格斯坦将之称为“结构诱致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
既然自我实施的制度是稳定的，那么制度变迁与断裂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温格斯坦和诺斯等人认为变迁可能来自外部环境的非人为诱致性因素，但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处境是导致变迁的主要因素首先他们注意社会共享观念(share idea)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尽管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政治经济系统的完全的真实状况，但人类能构建精致的认知真实状况的观念一个社会可能广为接受某种观念体系，也可能有不同的观念支配性观念（即那些处于决策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随着时间的延续会形成明确的制度结构，即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的规范，它们可以决定经济和政治绩效在任何时候，这种制度矩阵能够及时地强制性地严格限制精英寻求提升自身政治或经济地位的行为结果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导致渐进变迁的路径依赖但这种变迁持续发生（尽管变迁的速度取决于组织和企业家的竞争程度）会引起制度矩阵变化，修正对实际状况的认识，从而使政治企业家们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变迁过程中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2](P22)不过，温格斯坦还认识到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多变的，对环境的认知可能是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博弈者对环境的不准确理解基本有两种，一种是不完全理解正在玩的游戏，另一种是错误理解了其他博弈者的策略。
关键问题是，尽管博弈者不能准确理解所处环境，但这种不准确不是随意形成的制约错误认知的途径是在既定制度均衡框架内发生的这种制度均衡框架影响了错误认知的类型具体说来就是，这个框架要求博弈者不能长时间观察均衡状态，来验证他们对游戏和其他博弈者策略的认识是否正确尽管他们的认知可能是不完全或不准确的，但必须在这种均衡状态中协调一致为了研究不准确认知现象及其可能导致的制度后果，温格斯坦提出了一个自我强化均衡(self-confirming equilibrium）的概念，它放弃了传统纳什均衡框架(Nash equilibrium framework)（注：纳什均衡的经济学定义是指这样一种均衡：每个博弈参与人都确信，在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决定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优战略以回应对手的战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战略都是最优的而讲解“纳什均衡”的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囚徒的困境”对所有博弈者对他们的策略环境拥有相同的共享的理解，而认为博弈者可能对博弈结构与其他博弈者的策略做出某些不准确的判断但博弈者的误解并不是随意形成的，而是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即必须要与博弈路径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相一致温格斯坦用自我强化均衡框架模拟争论的一些共有方面，即双方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而对方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自我强化均衡限定了博弈者对其他人行为的认识是不准确的，可能选择超出均衡的路径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行为常常建立在一种与实事相违背的基础之上：某个人出于喜欢选择A带来的结果，而不喜欢选择B带来的结果，所以选择A，而不选择B然而，这意味着这个人可能从不观察游戏中B行为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此外，当外部因素影响到博弈时，这个自我强化均衡框架中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现象例如，如果外部冲击改变了博弈中的选择参数，博弈者可能会选择一个路径之外的行动，这至少对另一个博弈者来说是不可预料的这极有可能引发博弈各方采取一系列非制度化行为，从而打破原有自我均衡制度框架[3](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TAG标签： 博弈 理性 行为 制度 选择 主义 研究 国家 政治学 政治温格斯坦还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非连续性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关节点(critical junctures or points of dramatic, irreversible, and discontinuous change)问题关节点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分析制度变迁的一个概念，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当实质性的制度变迁发生时，就会由此产生某种‘关节点’，使得历史的发展走上了某种新的道路”。
[4](P936-957)对此，温格斯坦的问题是“是什么机制支撑着临界点？为什么它们只是有时发生，为什么在特定时刻发生？”[1](P660-691)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温格斯坦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建立了一个“恐惧理性模型”(rationality of fear model)[5](P261-301)这个模型认为存在一个既定的风险底线，当公民认为威胁达到或超过这一底线时，他们就会采取自卫行动，以免利益受损其结论是：面临的威胁越大，采取自卫行动的可能底线就越低如非常大的威胁（比如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生计），导致自卫行动的可能底线会很低当公民对威胁的感知低于引起他们反应的可能性底线时，他们会继续遵守规则假设某一事件的发生增加了威胁的可能性，人们就会突然背离这种体制，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 二、民主政治稳定的制度基础对民主问题的既有研究忽视了民主政治对政府的约束是如何实施的、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支撑民主稳定性的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等问题如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民主的路径，把政治文化当作一种政治范式，主要分析民主政治文化与有限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几乎所有投票人都有一种特殊关于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信念，这种信念将这种关系付诸实践。
但温格斯坦尖锐地指出这种研究路径“忽视了支撑这种模糊假定的机制，没有看清公民的价值观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尽管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要限制政府，但他们的态度与认识不会自动变成现实[6](P176)他认为民主政体的稳定有赖于一种自我实施的均衡(self-enforcing equilibrium)，即所有行为者都有遵守规则的激励：公民或在野利益集团愿意通过撤销对那些违约的领导或集团的支持，以维护制度规则；政治官员出于自身利益，遵守制度规则，特别是不用其权力侵犯其反对者的意见，尊重民主政治对他们行为的约束要达成这种自我实施的制度均衡状态，关键问题是社会的合作因为这种制度均衡要求公民在限制国家方面意见一致，共同协调行动，维护制度与对统治者的约束，但这种一致不能自动生成，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观念信仰相差很大，他们在适度限制政府问题上会存在显著的分歧即便是所有公民都支持民主与选举，他们也可能在具体政策上存在不同意见[7](P245-263)第二，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过于强大，如果政府或领导人违犯了民主政治规则，单个公民或团体很难对其进行约束有的公民或集团可能为了短期利益与统治者合作，而不是与其他人合作起来共同约束国家，统治者也会利用这一点，能够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而获得合法性，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和自由。
所以，民主的稳定的关键就变成了是否能创制一种解决合作问题的主要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必须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必须对控制政府的政治决策的规则、公民的权利、政府行动的适当范围作出明确的安排；二是这种安排必须让公民知晓如何反对政治官员侵犯他们的权利；三是由于在一个支配性政治集团能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集团的情况下，一致性共享观念几乎不可能存在，所以这种安排必须是一种多个对立的精英集团之间的妥协与合作这种安排要获得成功必须得到公民的广泛接受，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他们面对潜在的侵犯时，能保护公民的反抗行动[2](P25)这种方案见之于现实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这种制度是能够自我实施的，因为它具有一种内部自恰性，即遵守制度符合所有行为者的利益公民或集团可以监督国家政府（统治者），防止它用手中的权力侵害公民的权利自由，一旦发生也可以通过既有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而不必诉诸暴力最重要的是通过公民或集团之间的社会合作，依照制度撤销对违约的统治者的支持，使其下野对于统治者来说，遵守现有制度，特别是那些约束其行为和权力的制度，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尽管违约可能更符合他们的短期利益，但这会导致失去政治权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掌握权力，执政就必须尽量谋求公民的支持，这就要求统治者尊重制度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而正是这些权利与自由约束着统治者不滥用权力。
在温格斯坦看来，政治的稳定不仅仅在于公民对统治者的制约，还在于统治精英内部的相互之间的制度化权力制衡在分析美国内战以前长达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