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词汇控制效率的途径 1．引言 在双语研究中，对双语心理词库的探究有较长的历史，很多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探讨（如Ervin ＆Osgood 1954，转引自Green 1998），到现在仍有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这项研究（Colomé＆Miozzo2010；Kroll et al．2010；祁志强等2009；崔占玲等2009；陈新葵、张积家2010），但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早期的研究多数集中在词库的表征与结构上（如Kroll ＆Stewart 1994；Potter et al．1984；董燕萍1998），而近几年学界不仅关心其表征与结构，而且关注其通达，尤其关注双语者如何通过控制两种语言来正确选择目标语言（Kroll ＆De Groot 2007）相关研究分别在行为和神经层面展开（Colomé＆Miozzo2010；Ibánez et al．2010；刘文宇、隋丹妮2009；赵俊华、莫雷2008）关于双语词汇表征，一个经典的模型是Kroll和Stewart（1994）提出的修正的层级模型（RevisedHierarchical Model）。
该模型认为，源于两种语言水平以及学习过程的不同，两种语言间词汇联系强度以及词汇与概念联系强度是不对称的在词汇联系的方向上，从L2（二语）到L1（母语）强，从L1到L2弱，而且两者会随着L2熟练程度不同而变化；在词汇与概念联系上，当L2水平较低时，L2词汇主要通过L1词汇与概念联系起来，当L2水平较高时，L2词汇建立与概念表征的联系，L2词汇可以直接通达概念表征，但是和L1相比，L2词汇与概念的联系比较弱根据该模型的强式表述（strong version），对于不平衡双语者来说，正向翻译任务（L1→L2）经过概念中介而完成，反向翻译任务（L2→L1）则无须通过概念中介，L2词形可以直接通过L2→L1词目（lemma）联系而完成L1词形激活过程修正的层级模型能够解释很多现象，至今仍然非常有影响（Kroll et al．2010）然而，Green（1998）认为这是个不完整的模型，因为该模型没有具体阐明双语者如何控制两个语言系统以达到预定目的，例如双语者在对一个语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进行命名Green（1998）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简称IC模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IC模型对双语的控制是通过双层控制系统，即注意监管系统（supervisoryattentional system，SAS）与语言任务图式（languagetask schemas）来实现具体来说，注意监管系统调整语言任务图式的激活程度，抑制与任务无关的图式，保证激活的图式符合任务要求；语言任务图式核查词注的语言标签（language tags），抑制不匹配的（非目标语言的）词目，保证目标语言的词汇生成有效的双语控制与工作记忆的运作密切相关根据Baddeley（2006），注意监管系统相当于工作记忆模型中的中枢执行控制系统（central executivecontrol）此外，有效的抑制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Green 1986），而这些起抑制作用的认知资源主要是工作记忆资源（Engle et al．1995）也就是说，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可能会影响词汇层面的双语控制但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还没有研究直接探讨这个问题，因此本研究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以深化我们对双语控制的认识已有的工作记忆容量理论认为，工作记忆容量差异导致个体能用于认知活动的资源不同，于是个体间在信息处理速度和准确性上存在差异（Daneman ＆Carpenter 1980；Just ＆Carpenter 1992）。
这种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对认知资源要求较高的任务中（Engle＆Oransky 1999；Shah ＆Miyake 1996），如低广度个体往往表现出信息处理滞后或错误等特点既然工作记忆资源是抑制资源的重要来源，工作记忆个体差异就可能导致能用于抑制的资源的不同在对抑制资源需求较多的任务中，高广度个体比低广度个体在抑制控制方面更加高效以词汇翻译为例，对不平衡双语者而言正向翻译难于反向翻译（Kroll＆Stewart 1994），因此在较难的正向翻译中工作记忆效应可能更加明显：在正向翻译中，高广度个体的双语控制绩效优于低广度被试，而在反向翻译中，高低广度个体的双语控制绩效没有显著差异 2．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检验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是否影响词汇层面的双语控制我们采用汉语阅读广度任务测量个体工作记忆的广度，使用翻译识别任务（Translation Recognition）测量个体双语控制的表现选择汉语阅读广度任务是因为文献显示该任务测量的广度与语言处理能力高度相关（Daneman ＆Merikle 1996）；选择翻译识别任务是因为这个任务既能操纵翻译方向又能保证双语同时激活，可以检验个体在不同方向上的双语控制能力（De Groot1992；De Groot et al．2000）。
翻译识别任务与传统的翻译产出任务（translation production）测量的认知过程大致相同，效果相当（两个任务仅在正向翻译的同源词与非同源词这个变量的表现上出现不一致，而这个变量不是本研究关心的变量）；与翻译产出任务相比，翻译识别更便于收集到更多的有效数据（De Groot ＆Comijs 1995）本研究的具体研究问题为：工作记忆阅读广度的个体差异是否影响双语者在翻译识别任务上的表现？我们预测：（1）总体而言，在方向上，汉译英应该比英译汉难，在反应时（Reaction Time，简称RT）上的表现为：RT（英译汉）＜RT（汉译英）；（2）由于英译汉方向较易，对抑制资源要求较低，高、低广度被试在这个方向上表现应该没有差别，在反应时上的表现为：RT（高广度）＝RT（低广度）；（3）由于汉译英方向较难，对抑制资源要求较高，高广度被试在这个方向上的表现应该比低广度被试好，在反应时上的表现为：RT（高广度）＜RT（低广度）p#分页标题#e# 3．实验设计 3．1 被试 某大学英语专业本科三年级69名学生参加了实验所有被试的听力、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3．2 工作记忆广度测试 采用Georgia理工学院"注意与工作记忆实验室"开发的阅读广度自动测试程序（AutomatedReading Span）（Unsworth et al．2005）。
由于这个测试程序是用于测试母语而开发的，我们将指导语和测试句翻译成汉语，并改写了部分包含特定文化背景的句子与参加主实验被试同一年级的另外28名本科生对测试材料进行了标准化工作标准化的目的为了控制所有测试句的难度，同时保证所有测试句没有歧义基于测试结果，我们将被试分成高、中、低广度3组，每组23名学生这样分组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高、低广度两组被试平均成绩有显著性区别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低广度组的工作记忆广度区别显著（t＝17．798，p＜．01） 3．3 实验材料 包括200对英汉词对，其中100对为翻译对，需要被试做出"正确"的判断；另外100对为无关对，需要被试做出"错误"的判断翻译对为关键材料，进入分析；无关对为填充材料，不纳入统计为了控制语言难度，我们进行了一个预备实验：与参加主实验同一年级的另外47名本科生参加了一个词汇判断实验，目的是为了获取300个词语的基线反应时，其中英汉各150个基于基线反应时，我们从中挑选了比较接近汉英各100个作为翻译对（汉语：mean＝522．36，SD＝27．77；英语：mean＝634．13，SD＝98．95；单位：ms），并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包含英译汉和汉译英各50对。
3．4 实验过程所有材料都编辑到电脑上，通过E－Prime软件随机呈现在电脑屏幕中央实验在某大学心理语言学实验室进行为了避免次序效应，一半被试先做英译汉再做汉译英；另一半被试反过来被试的任务是尽快判断屏幕上出现的词对是否为翻译对读完指导语后，被试端坐在电脑前，左手食指轻按"是"键（F键），右手食指轻按"否"键（J键），进入实验的练习阶段每个方向被试先做10次练习对，完成后自己按回车键开始正式实验正式实验开始后的前两次尝试（trial）不计入统计英译汉方向的翻译识别任务的实验流程如下：首先屏幕中央出现注视点"＋"（持续1000ms后消失），然后出现英语词在英语词出现240ms后，在其正下方出现一个中文词，这时被试需要尽快通过按键判断屏幕上的两个词是否为翻译对等词，电脑记录正确率和反应时（即从中文词出现到被试做出判断这段时间）被试做出判断后，两个词语消失，电脑反馈判断结果、正确率和反应时（2000ms）如果被试在2000ms内没有判断，目标词消失，屏幕显示"没有回答"（2000ms）选择中文词在英语词出现240ms之后再出现，参考了前人类似的研究（De Grootet al．2000），目的是为了操纵翻译的方向，同时确保两种语言必须同时被激活，因为在240ms内被试可以认出第一个词，但还来不及从概念表征中通达该词。
除了第一个出现的词语为中文，第二个为英语外，汉译英方向的程序与英译汉方向相同 4．研究结果 数据表明被试完成翻译识别任务没有困难：在两个方向上，所有被试判断正确率均高于80％，平均正确率中译英方向为95．07％（SD：3．67％），英译汉方向为95．13％（SD：3．70％）对于反应时的分析，我们只计算正确的反应，同时去掉极端值（反应时在M±3SD之外的数据，占总数据的1．64％）4个实验条件下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见表14种条件下的错误率没有显著性区别，所以我们的统计分析主要基于被试的反应时 为了考察全体被试在两个方向上的总体表现，我们比较了所有被试在两个方向上的反应时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两个方向上的区别非常显著（t＝8．912，P＜．01），即RT（英译汉）＜RT（汉译英）这表明总体而言，所有被试在不同方向的翻译识别中表现不同，英译汉要快于汉译英的表现这一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1既然两个方向上的翻译识别表现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比较在不同方向上高、低广度被试的表现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英译汉方向，两组没有显著性区别，t＝1．675，P＞．05，即RT（高广度）＝RT（低广度）；在汉译英方向，两组区别显著，t＝2．076，P＜．05，即RT（高广度）＜RT（低广度），表明在英译汉方向，高、低广度被试的表现没有区别，而在汉译英方向高广度被试的反应快过低广度被试。
这些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2和3 5．讨论 基于以上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就翻译识别的反应时而言，汉译英方向比英译汉方向难；高、低广度被试在英译汉方向上的表现没有差别；高广度被试在汉译英方向的表现快于低广度被试对照实验预测与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实验数据验证了3个实验预测，简言之，工作记忆广度的个体差异确实影响词汇层面的语言控制这一结果丰富了现有的双语心理词库研究文献，同时对探讨工作记忆与双语词汇处理的关系也有一定启示 关于工作记忆与双语词汇处理的关系，以往有研究（李红2004）发现工作记忆对二语词汇语义信息的提取不起作用，而本研究的数据表明工作记忆影响翻译识别的表现，两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我们认为，这种不一致可能与两个研究使用不同的工具测量工作记忆容量以及采用不同的任务考察双语词汇处理的表现有关，可以用工作记忆资源的领域特异性（domain specific）和容量观（capacity theory）来解释有研究显示，工作记忆有可能是一种领域特异性资源（Just ＆Carpenter 1992；Miyake 2001）也就是说，不同领域的认知处理需要使用不同领域的资源，例如，涉及语言的认知任务（听说读写等）需要使用言语工作记忆，而涉及计算操作的认知任务（如数学的加减乘除等）则需要使用计算工作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