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的《乐书孤存》初探 Reference：丁若镛活跃于18、19世纪的李氏朝鲜后期，是朝鲜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经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音乐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中，他的音乐成就主要集中于其音乐著作《乐书孤存》之中，此书也是了解丁若镛实学思维支配下音乐思想的点睛之作本文试从文献学的角度就《乐书孤存》进行初探，寻找此书的编纂特征以及它与中国典籍所记载的音乐理论的关系，进而来剖析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对于古代朝鲜半岛的影响初次探究，期望得到学者们对于丁若镛及其音乐思想的关注Keys：丁若镛；乐书孤存；文献学；实学思维；音乐思想中国与朝鲜半岛毗邻而居，唇齿相依，二者在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睦邻若要追溯其历史渊源，据汉初伏胜所著的《尚书大传》所载：“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中略），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汉书》所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两种文献在记载箕子去朝鲜之地的时间上有出入，《尚书大传》是武王伐纣之后，《汉书》是商末殷衰微之时，且搁此争议，史学界就箕子最早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王朝达成了一致从箕子建立的第一个朝鲜王朝开始，中朝在历史上的对话至少持续了三千年从整个古代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来看，18、19世纪的李氏朝鲜开始迎来了其封建社会历史形态的落日余晖。
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凸现以及西方思想输入的双重影响下，朝鲜半岛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之下，18、19世纪之际，无数的仁人志士开始站出来，寻找拯救朝鲜半岛历史命运的崭新之路，丁若镛就是其中一位，他以实学为出发点，重新阐释一直从中国接纳的儒学思想，同时涉及到了音乐领域，集中反映在他的《乐书孤存》之中一、《乐书孤存》的编纂背景丁若镛（1762—1836），又名丁镛，字荚镛、颂甫，号茶山、俟庵、三眉、与犹堂，若镛为其冠名，因其在流亡期间自立“茶山”草堂著书立作，因此又被称为丁茶山丁若镛出生于英祖38年（176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使得他饱读经书，为其在实学方面的造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丁若镛23岁那年进入成均馆继续学习，28岁文科及第，三年后作弘文馆修撰1801年，当时的反对派得势，对以丁若镛为首的南派进行了政治迫害，使得丁若镛陷入“辛酉教狱”，被流放到了康津，在此度过了18年如前所述，丁若镛所生活的18、19世纪的李氏朝鲜王朝，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尽头，其历史形态面临瓦解，资本主义渐渐萌芽主导思想逐渐由以朱子为代表的新儒学转变为朝鲜实学实学在朝鲜历史上并非是固定所指的，有传统儒学意义的实学，有考据学性质的实学，还有近代经世致用的实学。
从广义上讲来，实学是儒学文化的传统精神或主导因素中略）从狭义上来讲，实学产生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精神也正是丁若镛编纂《乐书孤存》的原动力所在，笔者将其理解为对于孔孟儒学应用于务实行政的反流性向往丁若镛所生活的时代，音乐逐渐偏离了士大夫的生活究其原因，与因纷杂而无视感情的现象、性理学无法参透人间真实和以权威主义统治社会的现实不无关系”从《乐书孤存》的全书内容上来看，丁若镛以实学思维为主导思想，主张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某些形而上的音乐理论的辩驳，笔者在想丁若镛本人是否有以此来使得音乐重新回归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意图呢？但是无论如何，他对于被历来古代朝鲜半岛的“顺受的”、“逆受的”中国音乐理论的反思确实[来自www.lW5u.coM]引起了韩国国内音乐学家们的广泛关注由于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特殊关系，长期以来它以文章典籍为载体汲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正如丁若镛在《乐书孤存》中所著：“六艺之学，遭秦皆灭，灭而复兴者五，其不复兴者一，乐是已《乐书孤存》卷一）乐书的消失不仅仅成为了中国的遗憾，也成为了丁若镛内心的一份遗憾，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余在茶山草菴，顾病痺力屈（中略），令李田青笔受，名之曰《乐书孤存》，凡十二卷。
《乐书孤存》卷一）丁若镛即使是被流放之中衰卧病榻，毅然由自己的弟子代写完成这部融集其音乐思想的流芳之作，成书之时乃1816年，即其结束流亡生涯前夕（流亡结束于1818年），着实令人敬佩对于《乐书孤存》而言，“茶山对与韩国音乐把根置于同一地平线上的古代中国音乐的声、音、乐、律的解释与运用方法提出了问题”因此，《乐书孤存》的编纂参考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典籍，其中直接引用的中国文献就有包含《周礼》、《左传》等在内的数十种之多二、《乐书孤存》的结构与内容现存于世的《乐书孤存》手抄本共有三种，分别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藏书阁本、奎章阁本以及伯克利大学版本其中藏书阁本共9卷3册，收录在《与犹堂全书》（影印本）中，分别为第37册（《乐书孤存》卷一、卷二、卷三）、第38册（《乐书孤存》卷四、卷五、卷六）和第39册（《乐书孤存》卷七、卷八、卷九），缺失第40册（《乐书孤存》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奎章阁本的《与犹堂集》中，卷106-117，与4册12卷的《乐书孤存》相对应伯克利大学的版本与奎章阁本基本是一致的，并且它在三种版本中是错别字最少的一种版本《乐书孤存》的完整版本共分为4册12卷，其下篇章又分为68篇：“论”11篇，“辨”24篇，“驳”13篇，“查”15篇，“订”13篇，外加“舞义”和“纳言”各1篇。
若按照具体的内容划分的话，《乐书孤存》大致上涵盖律、调、谱、器、声与舞六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一）律与律有关的记述在整个《乐书孤存》中所占篇幅是最多的，涉及到对于中国古代所记载的诸律的异议（如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等）、对于中国古代所记载的律的功能中虚实性的探索（如葭灰埋管不足以候气定律、十二律不可以配月气与乾坤六爻等）以及对于中国古代所记载的律的计算方法中的去伪存真（如三纪六平、隔八相生与上下相生等）等诸多方面丁若镛对于乐律理论方面的研究，拨开了中国一些有关乐律的记载与实际有出入的迷雾，如对于中国乐律理论中的“葭灰埋管，候气定律”，丁若镛据常理提出了四点异议：首先，万国都以同一日作为春分，但是万国却冷热不一；其次，同一地点，每年的春分之日也是冷热有别；再次，春分只有一日，但是春分前后几天的冷热大致相同，难以分辨；最后，地气与地势有关，或山或水，春分之日太阳与地相距甚远，与地气无涉总之，丁若镛认为春分不变，地气多变，以多变测不变，不合实际1丁若镛所生活的时代与中国典籍有关此音乐理论的记载在时空上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他接受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与理念，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回到中国典籍音乐理论记载的语境中进行客观性考虑的。
二）调《乐书孤存》中对于调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三十五调和八十四调所受变声、半声、清声等因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想要澄清的中国文献典籍中对于它们的论述所存在的问题五但者（丁若镛按：但，本作旦，避国讳），如中国之六律，七调者，如中国之五音我以六领五，彼以五领七其法顿殊，不可相通乃推演其声，更立七均，以当十有二律丁若镛认为当时中国的律学体[来自wWW]系与当时的龟兹之地的律学体系在本质上是有所差别的，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够以彼为我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在他的《中国音乐史》中对此有着同样的主张：“其中至关重要者，实为苏祗婆之沙侯加滥、俟利 两音，根本上与中国之变徵、变宫两音不同而郑译乃以中国旧名，附会胡音”三）谱《乐书孤存》中主要提到了工尺谱，通过清代学者毛奇龄的《乐本解说》中所阐述的工尺谱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前略）工尺谱因用工、尺等子记写唱名而得名，最初可能是由管乐器的指法符号演化而成（后略）”，因此《乐书孤存》中对于工尺谱的讨论考虑到了乐器的实际演奏问题毛奇龄认为，笛色，四、上、尺、工和六五字，加上前四者对应的四个高字，共为九声，器色家们知道以九声来立调就是源于此2不过在丁若镛看来，工尺谱中所出现的四、上、尺、工、六不过是乐工们在演奏时标记的暗号，另外他通过参考沈括的《梦溪笔谈》、朱熹的《琴律说》以蔡元定的《燕乐谱》等文献史料认为“四?上?尺?工?六，何当为宫?商?角?徵?羽哉？（参见下表）乐家音曲，南北或殊，今昔递变，或者朱?蔡所记，是宋末之南曲，毛氏所用，是明末之北曲乎”3！四大吕 太簇上中吕尺林钟工夷则 南吕六黄钟清（四）器丁若镛通过对《周礼?考工记》中有关乐器记载的内容，考证了《文献通考》、《春秋感精符》以及《尚书大传》中记载的有关编钟、磬、埙、鼓、琴瑟、笙、箫以及笛等乐器言论，丁若镛认为有违古法。
例如：《文献通考》有说到杨枚叩击一枚耕地时挖出来的古钟，认为它是姑洗角，擦拭干净之后果然有文字刻在两栾4丁若镛却不以为然，“姑洗一钟，自有五声，岂可胶定为角声乎？‘姑洗角’者，十二旋宫之黄钟均法也姑洗角，岂古器乎？”（《乐书孤存》卷九“查十二编钟之制”）在丁若镛看来，姑洗角是相对于宫调均法下的乐器而言的，而不是对应特指某一乐器而言再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瞽矇》中有载“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玄作注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而《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师》又载：“播之以八音”，所以丁若镛提出质疑：“将八音诸器，悉皆摇之乎？”（《乐书孤存》卷九“查十二鼓之制”）进而认为郑注存在问题笔者认为，郑注并无弊病，《周礼?春官宗伯第三?瞽矇》中所载“播”与《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师》中所载“播”不是同一含义，前者中“播”乃“跛”音，有摇之意；后者中“播”乃“波”音，引申为演奏之意五）声《乐书孤存》中所论述的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五声之名义，二是指音韵，丁若镛从五行、逻辑、生理等各个方面考证了这两者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礼记?乐记》中有关于宫商角徵羽对应于君臣民事物的记载，丁若镛认为“夫君?臣?民三者，吾人贵贱之等，事?物二者，非其伦也。
安得序列为五，以配五声？”（《乐书孤存》卷十一“订五声不可以配君?臣?事?物”）另外，对于《汉书?律历志》中所记载的“宫，中也”，“角，触也”，“徵，祉也”等内容，丁若镛认为“此亦谐声也，其下继言字义，则穿凿傅会，失其本旨”（同上）再如：梅膺祚的《韵法图》将宫音、商音、角音、徵音、羽音分别与喉音、齿音、牙音、舌音、唇音相对应，丁若镛从生理学的角度认为“大凡一字，不可专属于喉音，亦不可专属于舌音只一宫字声，出于喉，转于舌，圅（函，笔者按）于齶（腭，笔者按）”（《乐书孤存》卷十一“订字音之喉?齶?舌?齿?唇，不可以配五声”）还认为“字音自字音，原与乐家之五声，不相涉也平?上?去?入，皆可以为宫、商，喉?舌?唇?齶（腭，笔者按），皆可以为徵?羽同上）（六）舞《乐书孤存》中对于舞的研究只有《舞义》一篇，如果说前面的篇章记述的都是对于中国文献的“辩驳”，那么次篇章中丁若镛表达了一些自己赞同的观点在此围绕着《礼记?乐记》中孔子与宾牟贾讨论《大武》的内容，丁若镛赞同孔子的观点，认为舞蹈就是用来模仿过去的事迹的舞以象成，象也者，像也成之以文德者，所象皆衣裳揖让之事成之以武功者，所象皆兵革击刺之事《乐书孤存》卷十二“舞义”）最后丁若镛认为“舞以象成，舞非所以应歌也。
同上）因此对于《旧唐书》中魏徵等人“别作歌辞，以为舞曲”（同上）表示不解三、《乐书孤存》的历史意义所谓“孤存”，丁若镛解释为“乐书孤存 孤存也者，谓与其众而亡 宁孤而存耳”（《乐书孤存》序）中国的六艺中唯独《乐》荡然无存，历代音乐理论家都为之感到缺憾，为它的复原在不断地收集整理资料但是，在俞兆鹏看来，出于厚古薄今、托名争胜、邀功取赏、打击异己以及好事妄补等诸多缘由5，更加使得中国文献浩如烟海，因此对于诸多典籍不得不辨在这种情况下，《乐书孤存》对于中国文献典籍的辨识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中国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以往不曾有过的佐证：“由于过去丁镛的《乐书孤存》没有传到中国，中国的乐律学研究者并不知道丁镛对班固《汉书?律历志》的合理批评，因此在一些乐律学论著6中仍沿用班固之说，没有将‘隔八相生法’和‘三分损益法’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