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目录1、修身处世为何以“三知”为先 ...........................................................................................................11.1 强调“知”为圣学之始事1.2 以知为先的修身处世之道的关键问题阐述2、 “三知”为先如何能塑造君子 .............................................................................................................22.1 先知命方可能为君子 ..............................................................................................................22.2 必知礼方能规劝人生 ..................................................................................................................22.3 须知言才能明白事理 ..................................................................................................................33、结论 .......................................................................................................................................................3参考文献 .............................................................................................................................................421如何塑造健康人格---“三知”为先与君子人格的塑造摘要《论语》以“三知”终篇，在清初朱学意味知先行后的理路。
三知”的目的在塑造君子人格，作为修身处世的要道，关键要找准进入的端口知命、知礼立足于生命和礼法，知虽在先却又须落实于“为”、“立”君子的实践；知言的从知言到知人是双重的重知，但同时又有自身的行的问题三知”之间有特色和作用的不同，但在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基础上可以统一起来 关键词：三知 君子 处事 人格儒家的修身处世，突出的是人生修养的实践，重心是放在“行”上但对清初朱学来说，“行”固然重要，却须有先后次序之分，首先关注的应是知的方面信守程朱的康熙明言：“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而康熙眼中的学术，核心就是《四书》，为此，特敕臣下编撰《日讲四书解义》(下简称《四书解义》)以彰其学，其中又尤为突出《论语》的地位，称“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在这里，“修己治人”也就是修身处世，其精要都浓缩于《论语》之中然而，《论语》涵盖范围很大，如何下手才不至于走偏呢？《四书解义》以为，全部《论语》的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此一章书，是孔子言圣学之始事也孔子曰：修身处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礼、知言而已。
《论语》以是终篇，诚示人以修己处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盖惟精之功先于惟一，格致之学先于诚正，故朱子曰：论轻重，行为重；论先后，知为先譬如行路，目先见而后足履之，庶无冥行倾跌之患否则伥伥其何之矣奈何后之儒者，混知行为一途，而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哉以知命、知礼、知言的“三知”为修身处世的要道，真实反映了康熙帝“孳孳求治，留心问学”的以程朱知先行后观为指导的治学思想其所批评的混知行为一途的后儒之言，显然是明末流行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王学既倡知行合一，其“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便属自然，从而招致站在朱学立场的康熙君臣的深为不满和严厉批驳21 修身处世为何以“三知”为先《四书解义》批驳知行合一而倡知先行后之语，如果不谈社会层面的因素，大致反映了清初朱学对知行合一实际取消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某种自觉《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先后在任何事物和活动都是客观的存在，而知道这一先后并用以指导自己的修身实践，是接近和把握道的根本途径，所以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不然，不问方向道路而盲目修身，结果只能带来人心迷惘、冥行倾跌的祸患所以，清初朱学要求重新回到程朱先知后行的理路，强调修身必须以知为先。
那么，这一认识是如何展开的呢：1.1《四书解义》以《论语》终篇之“三知”为纲领，强调“知”为圣学之始事既是“始事”，固然不涵盖修身处世的全过程，它主要是针对其“入端”，即解决儒者修身自何处而入的问题就此而言，《论语》以“三知”终篇，是真实反映了孔门师徒治学意向、旨趣的某种必然，还只是不同弟子汇编孔子言语的一种偶然结果，在不同学者存在意见的分歧但就目前的资料，汉学的考据无法恰当解释为何有这样碰巧的偶然，那就不妨借助于宋学的义理分析，假设它反映了《论语》编者的“深意”，即揭示孔子始终强调的对君子人格塑造的要求朱熹在《论语集注》的最后，引尹氏(焞)之言终篇，尹氏曰：“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学者少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不几于侮圣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显然，朱熹是认同尹焞所说的孔子一生，叙说君子之事不少，其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从程朱的角度，根本的问题是“三知”，“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所以记“三知”以终篇，就在于如果不能知命、知礼、知言，则根本阻断了进入圣学的门径，儒者修身以成为君子自然变得不可能《论语》一书，儒者固然从小熟读，但是，《论语》揭示的修身之要即塑造君子人格，却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
三知”中只有第一“知”——“知命”直接联系着君子，但后面的“知礼”和“知言”，实际上同样属于君子应有的品格，目的都在突出君子的人格塑造在朱熹之后，朱学的后裔对此都有自觉的体会，并继续朱熹的理路，将《论语》末章与首章论君子结合起来如蔡沉长子蔡模称：“《论语》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圣人教人，期至于君子而已详味两章语意，实相表里学者其合而观之明胡广等编《四书集注大全》，于注文下凡训释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陈氏(栎)说陈氏曰：“《论语》一书，夫子3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两章皆以君子言之，记者之深意夫子尝自谓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则不怨天，且乐天矣学者其深玩潜心焉《论语》首章末句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首章末句与末章首句均论君子，塑造君子的心愿可谓贯穿孔子的一生弟子强调两章前后相表里的“深意”，被归结为天与人双方的知行关系：在人一方，是人不知我而我不怨人；在天一方，则是我知命则乐天双方的共性，一是知在行先，二是我皆不怨；而个性或特殊的方面，是首章的君子已是“成德之名”(朱熹语)，修身臻于完善，属于现实的存在，是以德备来见证其知尽；而末章则在强调修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君子的人格还只是可能，这就必然要求以知为先导。
但双方又不是截然分割的，首末章必须合而观之，这就需既讲以知为先，又应将知行贯通起来改革的价值取向至少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要保障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要保障国家的能力即不损害国家的决策能力及执行力、应变能力和对外能力，不损害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力量积聚另外，并非充分满足了个体的利益需求，就能够获得普遍的政治忠诚和支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依靠政权和制度保障的，改革必须要确保国家对社会的可控性和可治理性在我们这个始终强调人民主权和权为民用的国家，中央政府更能表现普遍的行政正义乡镇治理体制的改革首先应服从于国家政治和国家洽理的需要1.2 以知为先的修身处世之道，无疑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关键的问题在找准进入的端口三知”所指是大的方向，人的修身活动应当以此为开端而进一步落实故对理学至关紧要的惟精惟一之功、格致诚正之学，其实都有先后之别精察先于专一，格致先于诚正，不精察则专一无根，不格致则诚正盲目明末王学的失败，不是不讲修身，而是没有方向指导，结果荡佚礼法，后果不堪回首在朱熹，人心道心杂于方寸之间，要治之必须要先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君子的修身，首先是精察何为道心、何为人心，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明确将双方区分开来而不混杂。
接下来，才能坚守本心之正而始终不离，所以精察要先于专一而格物致知先于诚意正心，在《大学》已是明文，先有物格知至，再有意诚心正所谓“欲诚其意，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所以是如此，“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人只有通过格物致知的活动充分明理，才能恰当分辨天理人欲，心之所发便能专一于天理，本心充实而不自欺朱熹强调：“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诚意正心的践行必承格物致知而来，这一用力之始终必须4要认清，前后次序是不可颠倒的当然，对于已明之理则需要体验扩充，存养不懈，使正心修身之功臻于圆满但以致知为进德之基的君子修身之方，在后来却受到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严重冲击王守仁以知行合一批驳朱熹的知先行后无疑有自身的价值，但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明末清初，王夫之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进行总结，认为：“盖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唯其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则可立先后之序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相为成则繇知而知所行，繇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王夫之显然是折中了朱王双方，肯定知与行有先后之序；但既然知与行是相互为成，先与后又不能截然对待，所以王学的知行并进(合一)而有功也有自己的意义。
这就既有别于朱熹的知先行后，也不同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当然，王夫之面临的是明末王学泛滥、学术空疏的流弊，所以他的主要矛头还是针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在王夫之眼中，知行合一所以不对，原因就在它实际上是“销行归知”、“以知为行”：“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因为知行合一，在逻辑上就不存在知外之行，对外于人之人伦物理，如以见之即行，身心投入的具体实践也就从根本上被取消了，结果造成以不行为行的恶果王夫之的批评对否暂且不论，但他的批评重在针对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知的弊病却是无疑的，即认为王学于人伦物理是有见而不行然而，与王夫之处于同一时代的清初朱学，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即王学的混知行为一途，问题不是在取消行，而是在不知理，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即属无见而冥行之所以如此，在于双方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为明亡痛惜的王夫之面临的，是知行合一造成对知与行双方各自的角色、特点、功用不分，结果导致以知为行而取消行，儒者的修身治世也就从根本上被瓦解；而清初朱学是站在道统传承者的立场上看待前朝学术的利弊，目的在“阐发义理，裨益政治”，突出的是“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清王朝统治的正统需要利用朱学的道统来阐明其合法性所以，认识朱学阐扬的天德王道并为君子的修己治人提供依循的指南，自然就成为优先的任务当然，强调知为先并非不重视行，事实是，强调知为先本来也是因为重视行倘目不先见，则或者无所适从而不知从何下脚，或者盲目行动而最终招致祸患，也就根本断送了塑造君子的可能同时，在朱熹，知先行后并不是一绝对原则，它需要与行重知轻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