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大学史研究制度化历程与学术范式变迁 四、复苏：20世纪50～70年代 在二战结束前，除了中世纪史研究者偶尔关注教育史外，历史院系的学者极少涉猎教育史但随着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专业的历史学家终于将触角伸到了这个领地首先是思想史研究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Hofstadter，Richard）接受美国总统组织的高等教育财政委员会的邀请，在1952年与哈迪（C. Dewitt Hardy）合著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范围》一书在该书序言中，高等教育财政委员会的执行主任约翰米勒（John D. Millet）指出，高等教育机构之所以难以从政府和民众手中获得经费，是人们对于何谓高等教育存在广泛的无知，这种无知必须以大学史的知识进行消除但在当时，除了一些院校史之外，对美国大学历史的全局性考察非常之少[21]这本著作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空缺紧接着，霍夫斯塔特又在1955年推出《美国学院时代的学术自由史》一书，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历史学界对大学史研究兴趣的复苏除中世纪史领域之外，近现代史的博士生也开始选择大学史的题目，例如1950年获爱荷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的瓦尔特梅茨格研究的是1880-1915年间大学教授和大商业家之间的关系[22]，195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休霍金斯研究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诞生史[23]，另一位重要的大学史研究者尤根赫伯斯特则于1958年在哈佛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这三位学者后来均成为大学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从史学领域的研究范式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思想史的鼎盛时期，思想史研究强调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契合当时冷战的背景而风靡一时[24]在大学史研究领域，这一范式也占据主导地位，霍夫斯塔特和瓦尔特梅茨格对学术自由的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20世纪60年代大学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表现在国际学术网络的初步形成、大型研究项目的启动、社会史范式的兴起等方面 1960年，瑞士的大学史研究者斯文斯德林-密萨乌（Sven Stelling-Michaud）在斯特格尔摩创立了大学史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简称ICHU）1964年，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大学史研究者开始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网络此后至今，该委员会在汇编大学史文献、举行国际学术会议方面做了大量实质性工作 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正式启动了牛津大学史大型研究项目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布洛克（Alan Bullock）在1966年底提出，在大学进行全方位、大幅度改革之际，有必要全面回顾牛津大学的历史：“将这些改革放到恰当的历史视角当中，将展示我们作为伟大传统继承人的自信”[25]。
1968年10月，牛津大学史项目最终启动1984年，《牛津大学史》第一卷正式面世，1994年，《牛津大学史》最后一卷即第八卷出版《牛津大学史》八卷本从启动到完成历经26年，参与撰写者达数十人，成为最近几十年来院校史研究当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20世纪60年代，思想史研究范式在史学领域受到广泛的批评，社会史范式异军突起，并对大学史研究领域开始产生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从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认识大学1968年，社会史研究者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斯坦福创建了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1969-1973年间，该中心的研讨主题为“教育史”，尤其关注西方社会中大学的历史演变以及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当时很多大学史研究的活跃学者都曾在该中心担任访问研究员，在此进行学术交流，使之成为大学史研究的一个重镇，同时也扩大了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影响由劳伦斯斯通1974年主编的两卷本《社会中的大学》是多位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社会史范式的一个重要结晶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谢尔顿罗斯布拉特（Sheldon Rothblatt）的著作《教师的革命：维多利亚时期的剑桥大学与社会》和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的《德国士大夫的衰落》如今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它们均体现了社会史范式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大学史研究的复苏在美国最为瞩目，劳伦斯斯通、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这两位领军人物和谢尔顿罗斯布拉特、弗里茨林格等学界新秀均为美国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大学史研究的浪潮波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带来了诸多问题，也刺激了人们从历史角度思考大学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大学史研究领域在英国开始获得真正的发展迈克尔桑德森1972年的著作《大学与英国工业界：1850-1970》成为这一时期大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哈罗德珀金等英国学者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发表大学史研究的著作[26]在德国，诺特克汉默斯坦恩（Hammerstein，Notker）[27]、汉斯维纳普拉尔等大学史研究者开始著书立说、崭露头角[28] 1973年，法国学者雅克韦尔热在而立之年出版了他关于中世纪大学史的经典著作，在大学史研究相对不发达的法国，他成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29]20世纪70年代末，在《社会中的大学》一书出版后不久，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也启动了“大学与现代欧洲社会”这一跨国合作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 同时，整体来看，在历史研究领域，大学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也逐渐获得了合法性。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些顶尖的历史学期刊也开始刊登大学史论文其次，在历史学系，选择以大学史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学生也逐渐增多，这些学生不少成为此后该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其中包括1961年获伯克利历史学博士的劳伦斯韦塞（Lawrence Veysey）、1960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弗里茨林格等等 总而言之，20世纪5 0年代至70年代，在劳伦斯斯通、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学者的引领下，历史学界对于大学史研究的兴趣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思想史和社会史这两种研究范式先后对大学史研究施加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50至70年代大学史研究的复苏，就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而言，源于多方面因素的刺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大学组织和学生生活等发生了急剧变化，20世纪50年代冷战对大学的渗透、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所导致的大学危机、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引发的大学财政危机，这些都促使大学对自我的历史进行反思从学术界内部而言，劳伦斯斯通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在史学界具有崇高声望的学者加入大学史研究队伍，大大提升了这一研究领域在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和地位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20世纪50年代，密歇根高教所、哥伦比亚大学高教所和伯克利大学高教所相继成立，此后二十年，很多大学都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或类似的组织，客观上为大学史研究队伍创造了一个学术劳动力市场。
1958年，布鲁贝克出版了《变迁中的高等教育：美国的历史，1636-1956》，同年离开耶鲁大学加盟密歇根大学高教所埃德温杜伊（Edwin D. Duryea）在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后长期任职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高等教育系，并于1981年创办《高等教育史年报》（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Annual） 五、期刊、学会的建立与初步制度化：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是大学史领域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突出地表现在相关刊物的创办、学会的成立、大型研究项目的启动和研究成果的突破等方面 首先，大学史研究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专门的学术期刊1981年，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系主办的《高等教育史年报》创刊同年，《大学史研究》在英国创刊 其次，大学史研究的专门组织开始出现1983年，在近代史研究者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等人的倡导下，荷兰成立了大学史研究小组，并于同年创办了会刊《学术雅加达》（Batavia Academica），该小组鼎盛时期有一百多名成员在英国，伦敦的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成为大学史研究的一个重镇，在这期间供职于该所的查尔斯伯纳特（Charles Burnett）、丽萨贾迪恩（Lisa Jardine）、查尔斯斯密特（Charles Schmitt）等均从事大学史研究，而查尔斯斯密特更是《大学史研究》的创刊主编。
第三，1982年，日内瓦的欧洲大学校长联席会（简称CRE，后更名为欧洲大学协会，即EUA）启动了“欧洲大学在社会中的历史”研究项目参与该项目的学者来自多个国家，瑞士大学史研究者瓦尔特鲁格（Walter Regg）担任总主编尽管根据项目最初的设想，四卷本应当在1991年前完成，但由于工程浩大、协调困难，事实上的出版时间却往后延宕不少，前三卷分别在1992年、1996年和2004年出版，第四卷则迟至2011年才出版《欧洲大学史》四卷本是近二十年来大学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和中文，它是多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跨学科合作的产物当然，这一项目的启动并非基于纯粹的学术因素，它和当时欧洲的高等教育改革以及整个欧洲化进程密切相关在谈到启动这一项目的初衷时，时任欧洲大学校长联席会秘书长的安德里斯巴伯兰和四卷本丛书主编瓦尔特鲁格强调了历史视角对于解决当下改革问题的重要性：“过去二十年种种改革高等教育部门的失败表明，如果不考虑一些历史的因素，对高等教育问题的长远解决是不可能的”[30]该项目对于大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贡献了《欧洲大学史》四卷本，也在于通过这一研究项目，将分布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学者联系起来，极大地刺激了大学史研究的兴趣。
在博士层次的大学史研究人才培养方面，198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布鲁斯金博尔（Bruce Kimball）、1986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的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1987年获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的琳达艾斯曼（Linda Eisenmann）、198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玛丽安茨波克（Mary Ann Dzuback）等目前都已成为这一领域有影响的学者 20世纪80年代也是大学史研究经典迭出的一个时期八卷本牛津大学史的第一卷、四卷本剑桥大学史的第一卷[31]、费恩古德的《数学家的门徒》[32]、布鲁斯金博尔的《雄辩家与哲学家：博雅教育的观念史》、海伦霍洛维茨的《校园生活：十八世纪末至今的本科生文化》[33]等均在这一时期出版 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在大学史研究领域仍有很大影响，欧洲大学校长联席会启动的大型项目“欧洲大学在社会中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社会史范式在当时的影响但同时，这一范式的主导地位逐渐受到挑战，大学史研究呈现出多范式共存的局面《雄辩家与哲学家：博雅教育的观念史》一书就是观念史范式的代表作随着文化史范式在历史学界崛起，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大学史也渐成气候，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谢尔顿罗斯布拉对英国大学生文化的历史研究[34]和海伦霍洛维茨对美国校园文化的研究[35]。
妇女史的研究范式在历史学界兴起并获得制度化，对大学史研究领域也有所触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芭芭拉所罗门1985年出版的《与有教养的女性同行：美国女性与高等教育的历史》一书是女性高等教育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36] 六、制度化及文化史范式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学术界对大学史的研究兴趣进一步加大1993年，挪威学者成立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