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八十年代早婚早育回升的心理成因分析 ——兼与冯立天先生商榷 我国八十年代早婚早育回升的心理成因分析——兼与冯立天先生商榷 【作 者】严梅福提要 早婚早育盛行的原因被理论界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尚未达到使人们自发晚婚少生的水平我们的看法与此相左，认为80年代以来我国早婚早育的回升，根源并不在经济因素上，而是青少年心理由于性成熟提前、性意识开放失控，包办婚姻的存在等生理、文化、习俗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偏移与畸变的结果因此，与治理多生、抢生不同，只要探明了早婚早育产生的真实原因，在现有经济水平下，是可以对症下药，有用教育、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予以禁绝的 一、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早婚早育回升的特点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八十年代以来，曾经一度大幅度下降的早婚早育正在回升，已经成了一个障碍我国人口控制目标和人口计划实现的不容忽视的严重社会问题这可以从这次回升中所表现出的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特点中看出：1.回升势头猛、幅度大、速度快1982年与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对比说明了这一点1989年我国早婚人数达855万，几乎是1981年446万的一倍，平均年递增8.5%；1989年早婚女性所生孩子134万，为1981年的3.5倍；1989年的妇女初育平均年龄比1982年下降了2.1岁。
2.男性早婚急剧增长回升中，男性早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女性从1982年到1990年，女性早婚人数由269万增长到276万，只占早婚人数增长总量的1.7%男性早婚人数则由178万急增到579万，占早婚人数增长总量的98.3%八十年代以来，早婚的回升增长主要表现在男性人口上3.城乡差别显著城市早婚人口占同龄人的比重为2.47%，平均每40人中有一人早婚乡村则占6.81%，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早婚4.早婚早育向法定婚龄集中越是接近法定婚龄，早婚早育的人中比重越高在早婚早育人口中，男性以20-21岁，女性以18-19岁所占比重最大上述这些特点不仅显示了我国当时早婚早育形势的严峻，也让我们从中洞悉到八十年代回升的早婚早育，无论究其外部诱发原因，抑或是内在的心理驱动力，都与以前的早婚早育迥然相异，是为我们社会进入全面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的因素所促成的所以，面对这种回升形势，我们如果仅只是给出它发展变化的统计分析数据，或者剀切地陈述其危害性，那都是十分不够的我们必须依据其特点，准确地找到早婚早育在新情势下回升的原因在这方面冯立天先生作了有益的尝试，率先著文探讨了我国八十年代早婚早回升的社会经济成因。
但笔者以为冯先生的分析并未中的，因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与冯先生商榷 二、社会经济因素不是早婚早育回升的主要原因冯立天先生在《八十年代中国生育率变动与社会经济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中国进入80年代后，早婚早育抬头和晚婚晚育比例下降的深层社会经济根源在于：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和强化了家庭的经济、分配职能，使经济活动与生育活动溶于同一个家庭经济细胞中，农民从微观家庭经济活动和发财致富的需要出发，趋向于早婚早育；2.当前农村以个体劳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虽有提高，但尚未达到自发抑制生育率的水平所以，现实中农民收入的提高，相反地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促进了早婚早育的回升；3.现阶段农村生育孩子的经济价值系数提高即家庭从孩子长大后所获得的预期经济收益要大大超过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支出，因而使得农民去实现早婚早育总之，冯先生认为是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促使农民去早婚早育的不难看出，冯先生实质上是在用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思想来解释我国八十年代早婚早育的回升笔者以为，运用这一理论来说明早婚早育的成因，至少有两点需要斟酌：第一.这一理论本身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有待重新认识。
众所周知，“人口转变理论”是西方一些人口学者对比观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与人口发展历程的关系之后形成的，其中心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某个时期生育率的变动以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是由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育率的稳定而持续下降，只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控制人口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即发展才是最好的避孕全面讨论这一理论的正确与否，非本文之目的但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这一理论虽然在六十年代以前曾被广泛地接受和传播，但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发掘研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现实，证明了人口转变理论的真理性十分有限，能否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广泛运用，尚有待重新认识比如日本是在50年代经济发展尚未达到使生育率自动下降水平时开始各项生育率指标持续稳定下降的；被称为“苏南模式”的我国苏南地区，当1970年生育率率先在全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稳定持续下降时，那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400元人民币，远未达到人们通常所说的700美元的生育率下降的临界点；而一些石油输出国以及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已远胜于19世纪西欧生育率下降时水平，但生育率依然居高不下不仅如此，简单地套用这一理论对我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还能产生消极影响，使这些国家在制定人口政策与推行计划生育时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要想有效地控制人口，必须先使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
否则，仅是依靠行政、法律手段降下来的生育率，由于缺乏经济发展基础，注定要出现反弹但是，这些国家现存的沉重的人口重负，又使它们的经济难以“起飞”；反之，如果它们转而先控制人口，则落后的经济又制约着人们生育观的转变，使他们醉心于多生多育，人口下降也只不过是一种奢望因此，受人口之累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只能是既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又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的进退维谷困境虽然，面对这种困境，我们提出了“两种生产”一齐抓，既大力控制人口，又积极发展经济的方针但是，当我们在人口控制上遇到困难时，人口转变论所致的两难困境的阴影就很快地弥散于我国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头脑中比如有的人认为，前几年农村生育率的反弹，就是因为农村尚不具备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基础，是单靠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有的人认为现在农村生育率已经降到了那里经济条件所允许的最低水平，应当适当放松农村人口控制；有人认为，既然计划经济导致了计划生育，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可以放松或不搞计划生育，让人口生产也由市场去调节等等很显然，接受这些观点，那将会使我们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顾虑倍增，也难以果断、坚决地去实行人口控制第二、不应当将早婚早育的成因与多胎生育，抢生二胎等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同等看待。
尽管这三者作用的全合力使得我国妇女生育率难以进一步下降，可谓是我国现阶段实现人口控制目标的三大障碍，但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又是不尽相同的多生、抢生和坚决要生儿子的生育动机与经济因素的关系比早婚早育动机与经济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我们不能认为一对成年夫妇要多生，要生男孩，与一对未成年的少年要早婚的心理动因会是同样的所以，退一步说，即令是能够用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来解释多生、抢生产生的原因，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社会经济因素来说明早婚早育的形成与回升因为事实是在促成社会早婚早育的盛行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民风习俗、宗教信仰等比社会经济起着更大的作用比如，据联合国妇女社会地位委员会1990年的统计，在经济发达，生育率水平颇低的北美洲与欧洲，早育现象依然十分严重那里，每千名产妇中，14-19岁就生育的妇女分别为197名和153名；而在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里，由于习俗的原因，晚婚晚育却蔚然成风，1971年古巴妇女的初婚平均年龄就高达25.5岁这说明早婚早育并不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固有现象，晚婚晚育也不只会在经济发达国家里盛行仅从经济发展上去找寻早婚早育发生的原因是十分片面的基于这一认识，笔者1992年曾对湖北省英山县雷店镇附近的42对早婚夫妇作过一次调查。
其中除6名妇女已达法定婚龄外，其余各对男女双方均为早婚）他们中早婚是由于：1.情感已经成熟者占21.95%；2.女方已怀孕者占34.10%；3.父母的安排者占19.5%；4.担心婚姻有变故者占9.84%；5.娶媳妇增加劳力者占9.71%；6.希望早生孩子者4.9%尽管这次调查样本很小，未必能全面揭示我国农村80年代早婚早育回升的原因，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将回升的主要原因简单地归于经济因素是有失偏颇的 三、80年代我国早婚早育回升的心理成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80年代以来早婚早育的回升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青少年的心理乃至整个社会心理的某些方面，在当前我国青少年性成熟提前，性意识开放失控，包办婚姻还在很广泛的层面上存在等生理的、文化的、习俗的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偏移与畸变的结果，现试就这三种因素及其所导致的心理变异怎样促成了早婚早育作出分析：（一）青少年性成熟提前导致的心理变异我国青少年近十多年来出现的性成熟提前及其产生一系列心理影响，是导致80年代以来早婚早育回升的原因之一本来，各种动物的性成熟期，作为一种种族遗传特性，都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人类有限的文明时期内，也应当难以观察到它的明显变化。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大部分历史典藉以及一些出土文物如居延汉简、敦煌户籍册里记载的男子结婚年龄为20，女子为15岁左右上得到证实因为我国历代王朝无不都是希望通过提倡早婚早育来大力增殖人口以广兵力与财富所以，当时的结婚年龄应当是以生理成熟即性的发育与成熟为起点的，这就是说15岁前后也就是一千多年前我国妇女性成熟或月经的初潮年龄一千多年后，据1963-1964年对北京几所中学女学生的调查，初潮年龄仍为14.5岁，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却普遍出现了青少年性成熟提前的现象德国、美国、挪威、芬兰以及前苏联等国的调查材料均证明，女孩的初潮年龄比上世纪提前了2-4年有些国家每40年女孩的初潮时间就提前一年，如挪威由1830年的17岁提前到1970年的13岁，美国由1830年的14岁提前到1970年的12岁，日本由1909年的14.01岁提前到1985年的12.11岁在这股性成熟提前的浪潮中，我国男女青少年也未能例外但与上述国家比，又有两个特点：第一，我国青少年性成熟提前出现较晚不少国家青少年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出现性成熟提前，我国则要迟得多1964年当香港女子初潮年龄已提前到12.8岁，罗马尼亚已提前到13.5岁时，我国女子初潮时间与一千多年前并无二致。
我国男女青少年性成熟开始提前的时间，应当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性成熟的提前在时间上与国家的全面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第二，提前来得迅猛我国青少年性成熟提前虽然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得迟，但来势很猛在1964年对北京女子初潮年龄调查发现与一千多年前并无变化后仅隔15年，1979年－1980年对北京城区7-17岁男女学生2，250人再行调查时，就发现女子初潮已由14.5岁提前到了13.6岁而再隔5年，1985年国家教委等在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中，对159，859名中学女学生进行的初潮年龄调查显示，城市组又提前到了13.17岁与此同时，男孩子首次遗精时间也较20年前提前了8个月国外Ereleth的报告也认为，中国女学生初潮年龄每10年提前的幅度大于西方每10年平均提前3-4个月的水平，现已与大多数欧亚国家13岁左右这一年龄相近出现在我国青少年身上的这种来得迟但十分迅猛的性生理成熟提前，必然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和整个社会的婚育心理产生强烈影响，引起一系列变异，从而导致早婚早育的回升1.成人感的出现提前处在青春期的少年，身体的迅速成长与发育的成熟，使他们具有了成人的外形他们也自我觉得成了“大人”，再不愿别人将自己视为儿童，不愿接受父母过多的保护与管束，希望受到成人应当受到的尊重，即他们有了成人感。
不过，性成熟导致成人感出现并不表示性成熟能自动派生出成人感来青少年的成人感是他们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通过对同龄人的观察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