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周谷平 徐立清【原文出处】:XX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新中国教育学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它的发生、发展既得益于我国学者对它的积极主动的探索，又与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导入有着深刻的关联，特别是凯洛夫(Kairov,Ivan.Andreyevich.1893-1978)《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尽管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盛行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它是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教育问题、揭示教育本质的理论经典而传入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学著作被我们所接受的，因而，它的影响渗透到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对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其影响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将十分有益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建设，其中的得与失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导入和学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新格局，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领域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与仿效的榜样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建国初期确立了“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对外政策。
与此相关，我国教育界也开展了学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活动同时，我们认为，苏联教育学是教育学发展的最高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教育学，“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收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1](p.4)，苏联教育学“已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2](p.23) 在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的方针指导下，苏联《教育学》教科书被陆续翻译出版笔者仅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0年编的教育图书目录(1949-1966)一书统计，此间共计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专著56本，其中1949年至1957年为52本，1953年至1955年为高峰期，分别是20本、7本和8本，而1960年至1966年无一本译著出版 在苏联《教育学》教科书中，最早译成中文的是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该书主要供高等师X院校和大学使用；稍后，高晶齐译、奥戈罗德尼科夫和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由正风于1951年9月出版，它主要供苏联的教师学院使用；不久，于卓、王继麟等译，叶西波夫和冈查罗夫合著的《教育学》由东北教育于1952年4月出版，它主要供苏联的师X学校使用。
其中，高晶齐译、奥戈罗德尼科夫和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虽然在我国翻译较早，但影响不大《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至6月号曾刊发了4篇批评文章，说该书译得过于草率，错误很多，并有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错误，是一种浪费人财物和时间的行为；《人民教育》1954年1月号还转译了《苏联魏克尚教授评奥、史合著教育学》一文，指出此书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叶西波夫、冈查罗夫合著的《教育学》对我国师X学校《教育学》教材的编排体系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从总体上讲，此书在当时不是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主要材料，《教师月报》1951年第4期《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的参考材料》中说：“叶西波夫、冈查罗夫的《教育学》被当作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参考材料”因此，这两本《教育学》教科书在中国的影响是极有限的，当时我们的主要学习对象是凯洛夫《教育学》凯洛夫先后主编和修订了3版《教育学》，即1939年版、1948年版和1956年版，1939年版没有在我国翻译出版 1948年版中译本出版之前，已有不少报刊对它进行了零星节译首先是《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1950年3月28日和4月3日分别登载了梅鼎斯基撰、于卓节译的该书第21章《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革尔孟特撰、蒋洪举节译的该书第12章《苏联的劳动教育》和凯洛夫等著、沈颖、南致善节译的第1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中的第5节《论教育科学》。
稍后，1950年1月号和2月号的《中华教育界》刊发了凯洛夫编、德厚译的该书第1章《教育学的课题和方法》和第2章《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1950年2月号和3月号的《东北教育》连续刊发了斯卡特金撰、于卓节译的该书第4章《教学的内容》；较早的还有《XX教育》，1950年2月号和8月号也刊载了该书第21章《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和第12章《苏联的劳动教育》的译文1948年版中译本首先由新华书店翻译出版，1950年12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5月出版了下册；二版由南致善作部分修订，人民教育1951年5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12月出版了下册；三版由南致善、陈侠修订，人民教育1951年12月出版了上册，1952年12月出版了下册195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了第三版上下册的合订本，其中对前七章的译文，特别是第五章的译文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据统计，从1948年出版到1956年共印10次，印数为291516册[3](p.96) 1948年版中译本出版前后，全国各主要报刊纷纷刊发了关于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介文章沈颖、南致善在节译该书第1章第5节《论教育科学》时，称它是“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一本巨著”，于卓在节译该书第4章《教学的内容》时，盛赞“全书内容丰富，体系严整，在马列主义的科学的教育学中，够得上是一部经典著作”。
较早对中译本进行系统述评的是1951年3月19日《东北日报》署名炼烽的《介绍凯洛夫的〈教育学〉（上册）》，认为“它的选材极其精彩，叙述极其浅显，而理论性又极其深刻”；稍后，人民教育将它作为“大学丛书”而隆重推出《人民教育》杂志社欣然称之为“介绍苏联教育理论的第一本有系统的著作，无怪乎要受到读者的欢迎”[4](p.35)；不少学者在研读了苏联教育学之后，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具体的表现在凯洛夫《教育学》这本书里”[5] 当时来华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苏联专家，如波波夫、X可夫和杰普莉茨卡娅等人，“讲授教育学各有自己的讲义或提纲，就其主要的结构或基本内容来说，大致雷同或类似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6](p.68)波波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教育学，其“讲义由波波夫教授亲自编写，另外以凯洛夫所编教育学作主要参考材料”[7](p.13)X可夫在师X大学的三十二讲“教育学讲义”，由《光明日报》1953年9月15日至1954年3月28日陆续刊出，1954年9月，人民教育又以《教育学讲义（上）》结集出版，影响极大在这些讲义中，对于一些易产生歧义的教育学概念，X可夫基本以凯洛夫《教育学》为准绳，比如“教养”和“教学”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直接引自凯洛夫《教育学》1953年中文版第15页。
当时，来华访问的苏联教育专家也基本推崇凯洛夫《教育学》1954年，参加国庆五周年典礼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XX国教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麦尔尼科夫说：“关于教育学的基本概念问题，我认为大家不必花许多力量在概念上兜圈子，根据凯洛夫所著《教育学》进行解释就可以……至于教科书完全可以使用凯洛夫《教育学》”[8](p.26)此外，苏联教育专家在华讲学期间，还举办了一些研究生班，培养了一批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 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我国不仅“请进来”，还“走出去”从1955年到1964年，我国每年都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1955年10月9日至11月18日，由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为团长的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这是时间较早、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教育访问活动，重点学习了苏联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和师资教育陈曾固在《关于赴苏访问考察的总报告》中提到，时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的凯洛夫就中方提出的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五个问题，回答了其中的三个；并对他在各方面帮助代表团的访问工作表示感谢在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的同时，我们还不断派出留苏学生学习苏联教育学而在当时的苏联，供高等师X院校和大学使用的《教育学》主要是凯洛夫《教育学》，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后，为新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国内开设了大量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和讲座，就其材料和内容来说，也主要是围绕凯洛夫《教育学》或至多是将它联系一些中国实际使之通俗化1952年秋至1953年春，曹孚应XX市教育局邀请，为XX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了四次“小学教育讲座”《文汇报》不仅全文刊载其每次讲稿，而且辟出专栏，刊登“学习要求”、“讨论提纲”和“学习体会”，还要求必须按时听广播稿曹孚的讲稿后又结集正式出版，初版名为《小学教育讲座》，后改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两版发行量共达几十万册，初版序言说：“这些讲稿，除供XX市的小学教师学习外，又曾为华东各地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部分小学教师，用作学习教育学的参考资料”，影响甚大而讲座内容正如增订版所言，“‘小学教育讲座’这本书的书名与它的内容是不相称的从它的书名来看，读者以为，这是一本讨论小学教育问题的书事实上，它是一种介绍苏联教育学的通俗读物此书作为介绍苏联教育学的通俗读物，面对小学教育工作者，除了在讲授“教学方法”时主要以叶西波夫、冈查罗夫合著《教育学》为参考资料外，大部分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主如在讲基本教学原则时，“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中所举的五个基本教学原则为准”[9]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所作的报告，也是关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内容。
教育部甚至曾规定将凯洛夫《教育学》作为机关干部每周业务理论学习的书籍[10](p.13)当时，我们不仅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体现在凯洛夫《教育学》里，而且将两者直接画上了等号于是，全国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在基层教师的潜意识里，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就等同于学习苏联教育学正如《人民教育》1953年5月号《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一文所说的：“学期开始时，我们学习《教育学》的方法是，‘要搞什么工作了，就找凯洛夫’”，出现了提与《教育学》就言必称凯洛夫的盛况1956年12月30日，凯洛夫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之邀抵达，至1957年1月23日返回莫斯科凯洛夫在华短短的二十几天时间里，我国又一次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新高潮凯洛夫先后在、XX、XX、XX、XX等地会见了许多教师和教育界人士，作了一系列讲演和座谈，据1957年1月25日《教师报》记载，与之会面或参加听报告的人数共约1.5万余人，他的讲演稿、访谈录以与国人对他在华的回忆录等也纷纷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教师报》等报刊上，共计十几篇1957年1月25日，《教师报》发文称凯洛夫是“我国教师人人喜欢的‘教育学’的作者”，他的演讲富有“珍贵的启示”，他的“‘教育学’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一本教育学”[11]。
凯洛夫来华不仅促进了我国教育界重温1948年版《教育学》的热忱，也激起了对1956年版《教育学》的极大关注《人民教育》较早提与的是1954年1月号《教育动态》栏《苏联正在编著教育学新教科书》一文，该文谈到了新编《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和它所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随后，来华访问的麦尔尼科夫在《访问中国的观感与对工作的意见》一文中告诉中国XX，“1955年前，苏联将出版《教育学》，凯洛夫主编”，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新的教育学教科书”；1956年10月中旬，我国教育界殷切期待的第一本苏联最新教育学教科书由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莫洛兹昂寄到了，1956年，12月号《人民教育》还刊出了陈友松《凯洛夫新编“教育学”简介》一文凯洛夫在华期间，对新编《教育学》的指导原则、对新旧版本在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上的不同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同时，我们对新编《教育学》也提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特别是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问题1957年2月18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陈友松《学习凯洛夫新编教育学关于劳动教育的一些体会》；同年3月5日和12日的《教师报》刊出了陈友松节译的该版《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前一部分，19日和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