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中评论历史人物历史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中评论历史人物历史地位预读: 摘要:相关文章：中国古代史学中评论民族史探究中通史精中国古代田制考究深究古黄国历史变化我国古时候生物战争明成祖迁都的成因探隋文帝南北统一的因清朝时期江南香市简民初摊贩的利益主体西方早期的中国人口薛凤祚的科技史与学明史在我国历史上地中国古代史学中评论历史人物历史地位范文在中国古代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纪传体史书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它们写出了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过程中,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在秦汉以后的史学中日益丰富起来.司马迁《史记》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纪传体通史,它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先河.班固继其后,在这方面又有突出成就.本文以魏晋至隋唐时期成书的十三部正史即《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为主要考察对象,兼及相关史书,试图从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着眼,揭示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史家在评价历史人物之理论上的新进展.一、怎样看待历史人物的多样性考察中国历史上历史人物的多样性,正史中的专传、合传固然重要,而类传则更能反映历史人物的时代特点.魏晋至隋唐时期,“正史”中的类传比起秦汉时期的史书来说,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一时期,先后有十三部纪传体史书被后代列为正史.其中,《后汉书》和《隋书》一方面由于它们的类传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由于它们的史论的深刻,因而具有更加突出的代表性.范晔《后汉书》中的类传,是继《史记》、《汉书》中的类传之后,有重要史学价值的撰述,在内容上和思想上对后世历代正史的编撰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范晔的《后汉书》之前,《史记》设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类传,《史记·刺客列传》也是属于类传之列.班固的《汉书》撰有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等类传.以上,《史记》凡十种类传;《汉书》删去滑稽、日者、龟策、刺客四传,增外戚传,凡七种类传.《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有的论者认为《三国志》撰有方伎、后妃、王公等类传;其实,陈寿的类传意识是很淡薄的,把上述有关人物的传记视为类传似觉勉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民族传也视为类传.这种看法是可以商榷的.首先,从司马迁首创类传的主旨来看,主要记述一些在德行上相类的历史人物,如《循吏列传》是记“奉法循理之吏”,《儒林列传》是记当代儒士中“文辞粲如”者,《酷吏列传》是记以“严削”手段治理“倍本多巧,奸宄弄法”之行为者,《游侠列传》是记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者(《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等等.这同主要是记事的各民族传是不一样的.其次,在范晔看来,他对类传、民族传也是有明确的区别的,即所谓“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奇作”云云(沈约:《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也正表明类传同民族传的区别.再次,把人和民族等同起来,同视为类传的对象,于古义与今义均不妥当.清人章学诚考察辨析“传”与“记”的由来及其合流,指出: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遂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遂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他又进一步概括地说:“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列传》).类传既是记述某一类型人物之德与行的文字,自不应把以记事为主的民族传包括进来.以今义视之,则民族传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与人物类传更不可相提并论.需要指出的是,范晔《后汉书》的类传中那些不同于《史记》、《汉书》的部分,大多也是别有所承的.除东汉累朝所修的《东观汉记》外,还有三国吴人谢承《后汉书》、晋人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等,其中有些是撰有类传的,如谢承《后汉书》有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风教等传,司马彪《续汉书》有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逸民、党锢等传,范晔《后汉书》则有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党锢等传.可见,范晔《后汉书》的类传是借鉴了谢承的《后汉书》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即舍弃了谢承《后汉书》中的《风教传》,采纳了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党锢传》.又《汉书》有《外戚传》,叙后妃及其亲属事.范晔不采,而立《皇后纪》,其序称:“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这都显示了他在继承前人成果时,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当然,范晔《后汉书》在类传方面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显示出来的他的社会视野与历史视野.首先说社会视野.比起《史记》、《汉书》,《后汉书》的类传增立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传,连同与《史记》、《汉书》相同或相近的循吏、酷吏、儒林、方术等传,它向人们展现了史家的广阔的社会视野.大致说来,党锢、循吏、酷吏、宦者等传是反映政治方面的,儒林、文苑两传是反映思想、文化方面的,方术、独行、逸民、列女是反映社会风气方面的.如果说循吏、酷吏的存在及其种种现象,东汉同西汉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话;那么,在范晔看来,“党锢”则是东汉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现象,而宦官的作用及其对东汉政治统治的影响之大也是前朝所没有的.这两种类传的创立,正是史家深刻的政治眼光的反映.而“党锢”这一现象的出现,又是东汉官僚势力同宦官势力斗争的产物,故党锢、宦者二传恰可互为表里,成了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这样,史家就把东汉政治生活中这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历史现象及其代表人物翔实地记载下来了.读了《宦者列传》、《党锢列传》,人们对于东汉政治中这些十分突出、十分复杂的史事与人物所交织起来的历史局面,可谓洞若观火.《儒林列传》、《文苑列传》所载人物,集中地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思想文化面貌.《儒林列传》继承了《史记》、《汉书》的儒林传,而《文苑列传》系范晔据“前史”所创设.今本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无序与论,仅有赞语云:“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这首赞语,前几句是讲文章的价值,后几句是讲文章的要求,反映了作为史学家的范晔对于人们的文章、才学在社会历史中应有位置的重视.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反映了东汉社会风气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独行列传》是通过记述那些“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的人们的可贵品质,以反映一时之风尚.《方术列传》旨在揭示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形成的“尚奇文,贵异数”(《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上》)的不良社会风气.《逸民列传》揭示了两汉之际政治紊乱、士人远遁的状况,以及东汉一代政治状况与士人或显或隐的变化,称颂“帝德”的清明和士人的“耿介”,反映出了当时士人的社会价值.在纪传体史书中,《后汉书》的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除《方术列传》与《史记·龟策列传》略有相似外,其余都是新创;从范晔的序文与赞语来看,这些类传的创立,都是为了揭示东汉时期某一方面的社会风气.今观党锢、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其所载人物及其行事,在反映东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确有重要的价值.而这类类传的序与论,则又表明撰者并不囿于东汉一朝的人和事来阐述自己的见解,而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和事,从而反映出撰者深邃的历史视野.范晔《后汉书》类传的历史视野,表明范晔对历史的认识有贯通古今的意识和特点.这主要反映在诸类传的序、论之中.这个传统是由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范晔《后汉书》类传所具有的历史视野,其特点是对历史上同类人物作历史的考察,从而为其所要记述的东汉时期之同类人物作恰当的定位,使人读来既有其历史感,又有其时代感.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于一代皇朝史中仍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类传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首先,在于它是《后汉书》的组成部分,并因其所具有的特色而处于重要地位,这是《后汉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的因素之一.其次,在于它对后世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后世历代正史类传撰述的影响.除《旧五代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类传外,其余晚于《后汉书》的历代正史的类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后汉书》类传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史记》在开创类传方面有杰出的贡献,非他史可比;《后汉书》在发展类传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亦非他史可比.《魏书》和《隋书》的类传也都有自身的特点.《魏书》的类传,有外戚、儒林、文苑、孝感、节义、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恩悻、阉官等传,在这一时期的正史中,类传名目是最多的.它以《外戚传》居各类传之首,说明《魏书》作者对这一历史现象的重视.《隋书》的类传,包含诚节、孝义、循吏、酷吏、儒林、文学、隐逸、艺术、外戚、列女等目.它以《诚节传》、《孝义传》居于各类传的前列,其编次既不同于《史记》、《汉书》,也不同于《后汉书》、《魏书》.显然,《隋书》以《诚节》和《孝义》居于类传前列,旨在突出做人的原则,这是唐初重视实行教化政策在历史编纂中的反映.“正史”中的专传、合传反映了文臣武将、各级官吏以及在历史上有特立独行、事迹突出者的种种经历,其中《宋书》、《魏书》、《南史》、《北史》等多包含“家传”形式,不免累赘、冗繁,但也不能完全脱离这一原则;《宋书》以“索虏”的名目撰写北方各族史事,《南齐书》以“魏虏”名目记北魏史事,而《魏书》则以“僭晋”记东晋司马睿史事,以“岛夷”名目记南朝宋刘裕、齐萧道成、梁萧衍史事,南北都显示出蔑视对方之意,实为当时形势使然,但也表明在这些史书中仍贯穿着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正史”中的类传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不同阶层、身份的社会群体的人们的面貌.所有这些,构成了历史人物的多样性,成为历代史学家关注、描述和评价的重要内容.二、怎样看待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尤其关注各种人才在历史上的作用.司马迁在评论刘敬、叔孙通时这样写道: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司马迁所引用的这段俗语,以“千金之裘”、“台榭之榱”来比喻、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存在不是“一士之智”可以达到的.这个形象的比喻,包含了进步的历史观念,即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许多人的才智参与创造.这里并没有说到民众参与创造历史,但显然已不同于对个人作用过分夸大的那种历史观念.它强调的是众人的作用.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这个认识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引用这段俗语是很自然的事情.通观《史记》,司马迁所肯定的,岂止是刘邦创立帝业时手下的大将、谋士,岂止是“建万世之安的刘敬、“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在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中,他是充分肯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从帝王将相到游侠、佣耕,从儒林学人到工商业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都在他的评价之列.这在古代史学上是难能可贵的,它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方面,范晔《后汉书》对“中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