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四行“南下”成因分析 高 鹏 陈 聃北四行是对近代北方四家著名私营银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的合称，它们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金融集团其早期经营重点均集中于以京津为主的华北地区盐业、金城和大陆银行均曾设总行于天津，中南银行总行虽设在上海，“不过成立初期业务重点放在北京和天津”[1]23820世纪30年代以后，北四行的主要机构先后迁往上海，是什么原因造成北四行的集体“南下”？一、京津金融中心地位与华北社会整体情况的巨大反差明清时期的京津地区是政权的统治中心与腹地清末，天津被迫开埠，各国银行靠承办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巨额贷款牟取暴利，国家利权外泄作为“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的前沿，京津地区兴办了大批新式企业，资金需求量大官僚资本开始向银行业集中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我国工商业发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官僚资本的集中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京津银行业的发展据统计，在1897年至1911年间全国成立的17家银行中，长江以北地区的6家银行都设在了京、津两地[2]971914年至1921年间，全国新设银行94家[3]69。
其中包括著名的五家银行是：1915年设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盐业银行、1917年的金城银行、1919年的大陆银行、1921年的中南银行”[3]69北四行的建立，巩固了京、津两地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此形成巨大反差，当时华北整体状况不容乐观近代华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迟滞性两次鸦片战争前后，当东南沿海地区在对外贸易的冲击下商品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时，华北地区则几乎没有感受到这种外来的冲击”，“近代华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迟滞与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它不及东南沿海地区”[4]294在19世纪末，农业是那里维持生计的唯一途径……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90%甚至是95%的人口还是农民”[5]3且华北环境特殊，兼之商业萧条，农村衰落，……人民颠沛流离，鸿嗷被野”[6]27这些地区的“自然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孤立分散的单位，与国家和世界经济系统的连接有限”[7]140华北地区作为国家的统治腹地，人口密度高，人均田亩数少，加上自然环境差异，华北地区农民的人均收成要远远低于华南地区在华北地区生活了22年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其著作《中国人的性格》中提到，华北地区“灾荒的月份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分半钱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相比，华北大区都更是一个城市稀少、人口稠密、贫穷落后和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内地”[5]4二、政治因素：北四行建立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金融“孤岛”的银行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理论上，银行业发展情况应由经济因素决定实际上，政治因素是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因素反而次之例如，从1922年开始，我国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进入整体萧条时期，“但是银行业却依旧迅速发展，1921—1923年三年中，新添设的银行数目竟达79家之多”[3]70可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当时银行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2]951.北洋政府与北方金融集团的形成以北四行为首的北方金融集团与北洋政府和军阀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北四行创立的1915至1921年间，正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它们均有军阀背景北四行的股份，“都曾是北方的一些大军阀、大官僚们的争购对象”[3]70，在存款总额中，各派军阀、官僚的存款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要占到它们的存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个别的如金城银行，则超过百分之六十”[2]114另外，北四行靠承销政府公债获取厚利，为自身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北洋政府财政长期困难，其统治期间，几乎全靠举债度日1912年至1926年间，北洋政府共发行了27种内债，发行总额达61200余万元[8]137由于当时“公债可充作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及储蓄存款的准备，允许工商业以公债作为借款的担保品”，所以，“公债成为证券市场的投机对象及金融市场的借贷筹码”公债“按远低于票面的价格发行，折扣大，利息高，……一般可利达三分”[3]71北洋政府的公债政策催生了包括北四行在内的一大批商业银行可以说，在北京、天津新设银行之多，是与北洋政府军政要员图谋公债厚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1392.蒋介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政治上的有利因素“南下”政治因素是我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928年国民政府的南迁，对北四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江浙财团“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通过承销各种政府公债，牟取了巨额利润1927年5月1日，“资助蒋介石政府发行江海关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不久，以关税作抵押，又续发库券4000万元，同样由江浙财团承销一年内总数竟达7600万元之巨”[1]250面对新形势，北四行开始谋求战略转移以大陆银行为例，早在1935年，就有股东提出“大陆总行南下”的问题。
1936年3月8日，大陆股东对总行“南下”一事进行了讨论，“查本行前以华北为首都所在地，故设总行于天津，现在国都久经南迁，金融中心移集上海，是以华北各银行总行均以早经南移，以资适应环境便于接洽”[6]29由于大部分股东反对，“将本案暂行保留”迁延数年之后，“（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大陆银行）将总经理处迁沪……（民国）三十一年（1942）二月二十八日，又将总行迁沪”[6]403.战事不断，严重影响华北银行业生存和发展华北历来为统治中心，是新旧各派军阀争夺的重点民国以来时局之险恶，以去年（1927）为最甚……下半年奉晋战事起，交通阻断，商业停滞……全年均在惊涛骇浪之中操金融业者处此地位，进取则险象环生……坐守……其势又所不能，种种困难匪言可喻山东当军事之冲，是以对于鲁境如济南、青岛、滕县三行完全停办”[6]16自时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变迁，各银行营业咸注重南方”[6]18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又成为日军对我国进行侵略蚕食的重点地区战事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哈尔滨支行因东省情形已变，业于去年（1932）停业”，“……因日本逞其侵略主义……市面不安，影响颇大，悉以一年中之营业在注意保守，不敢冒险进取，此则环境所迫，不独我行为然也”[6]21。
以外交、匪患之迫切，国内敌情之不安，……人心岌岌自危，苦不可终日……本行商业银行也当此狂风骤雨侵袭……是以对于本行业务暂时一切紧缩，支行、分行等概不增设……”[6]27战祸危害之巨，溢于言表三、经济因素：四行留在北方的最后理由1.抗战军兴，各大企业纷纷南迁、内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经济因素对北四行发展的影响力上升四行在北方的主要业务由承销政府公债转变为对工矿企业进行放款和投资金城银行转型较早，对工矿企业放款和投资较多其在1917年向政府机关放款的额度占年度总放款额的31.2%，这一比例在1923下降为16.32%，到1927年下降为14.36%[2]114其对工矿企业、商业、铁路等其他方面的放款和投资呈逐年增长态势据统计，其在1923年放款总额比1919年增长1倍多，而对工矿企业放款增长了3倍多金城银行对永利制碱厂的资助早已成为我国金融史上的佳话金城银行与永利制碱同舟共济，最终帮永利渡过难关，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纯碱将洋碱赶出中国市场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处战端前沿，“以外交、匪患之迫切，国内敌情之不安，……人心岌岌自危，苦不可终日”[6]27华北的大型工矿企业、商业企业纷纷谋求南迁、西迁。
四行“重心”留在北方再无意义2.从管理成本上考虑，“南下”更有利于四行发展北四行设立之初，分支机构均设在“商务繁盛地方”，并无南北之分以大陆银行为例，其“设总行于天津，设分行于北京、上海、汉口、哈尔滨、南京、济南、青岛、香港等处”[6]7后因北方战事不断，国家政治、金融中心南移，大陆银行不断增设南方分支机构1929年，“……添设杭州支行”[6]17据公司章程记载，大陆银行于1937年增设浙江、南昌、长沙、郑州等处分行[6]8与之相应，大陆银行不断裁撤其北方分支机构1928年，“山东当军事之冲，是以对于鲁境如济南、青岛、滕县三行完全停办”[6]16哈尔滨支行因东省情形已变，业于去年（1932）停业”[6]21添设于1929年的张家口鼎丰泰银号也因“蒙政多变，边省失防”，在1935年召开的大陆银行第十六届股东常会上被决议裁撤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大陆银行在内的北四行分支机构已主要分布于南方省份，如果总行继续保留在北方，不便统携各分行工作查本行总经理处原在天津，自1927年秋战事发生后，因交通阻滞，对于沪、汉各行殊觉隔膜迨欧战事起，天津租界封锁，益感指挥行务不便”[6]40北四行“南下”，大势所趋。
北四行“南下”有多方面原因华北地区近代工商业多集中在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其他地区的自然经济势力过于强大，这种孤岛式的经济模式从长远看不利于近代银行业健康发展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四行尚能利用地处京畿地区的优势和自身北洋军政背景，靠承销政府公债谋取厚利，积极在北方拓展业务北伐之后，受江浙财团支持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四行倚重已久的政治因素率先“南下”抗战军兴，东北、华北地区不断被日军蚕食，北四行在北方的分支机构不断裁撤，经营重心逐渐南移随着战争推进，华北地区广大工矿、商业企业纷纷迁入后方，四行“重心”留在北方的最后希望和理由也不复存在参考文献[1]吴申元.中国近代经济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桑润生.简明近代金融史[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3]萧清.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4]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M].人民出版社，1998.[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6]天津市档案馆，天津财经大学.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7]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1986.[8]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作者高鹏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任职于天津市档案局法制处；陈聃任职于天津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