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隋代经变画与南朝、两京地区 莫高窟隋代经变画与南朝、两京地区 【作 者】梁银景 【作者简介】梁银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釜山大学考古系讲师 【内容提要】本文对莫高窟隋代经变画出现的原因、来源及历史背景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摘 要 题】佛教艺术专题 【关 键 词】莫高窟/隋代经变/南朝/两京隋代莫高窟壁画中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南北朝时期极盛的本生故事、佛传画逐渐减少，经变画占据主要位置；传统的本生、佛传画一般绘于窟顶莫高窟第二期经变画除维摩诘经变之外，多绘于窟顶（注：据樊锦诗、关友惠、刘玉权《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文物出版社，1984年），隋代莫高窟分为三期，第一期时代为581～589年；第二期为590～612年；第三期为613～626年到了第三期，经变画位置与二期有所不同，即从窟顶下移到三壁面隋代莫高窟经变画内容为福田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涅槃经变、弥勒上生经变、药师经变、阿弥陀净土变虽然这些经变构图较简单，表现一部经中最典型的场面，但是已具有初唐经变画的雏形本文拟对经变画在莫高窟隋代出现的原因、来源及历史背景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 莫高窟隋代经变画种类与前后期的联系据笔者的调查，莫高窟隋代壁画题材中，以往流行的因缘、本生故事画大大减少，到了第三期极为罕见。
与此相反，经变画为二、三期壁画题材的主流 （一）维摩诘经变隋代莫高窟维摩诘经变数量较多，二期、三期、维摩诘经变见于第262、417、419、420、423、433、380、206、276、277、314、380窟其中除第262窟绘《不思议品》之外，其余都为《问疾品》维摩诘经变画中维摩诘居士与文殊菩萨对坐，一般画于正壁龛外两侧，一侧画维摩诘居士，一侧绘文殊菩萨，各居一室室内外有诸听法者其内容主要为维摩诘虽身为居士，但已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与释迦及其弟子、诸菩萨们展开论法最早的《维摩诘经》传为公元3世纪的支谦译本，尔后在北朝出现竺法护、竺法叔、鸠摩罗什三种异译本，及东晋支敏度《合维摩诘经》鸠摩罗什翻译此经后并亲自作注释，他的四大弟子分别作注或义疏隋代智顗、吉藏等法师据前朝译注本再次作注释唐玄奘法师再次翻译此经，名《无垢称经》虽然维摩诘和《维摩诘经》都起源于印度，但维摩诘造像和壁画实物，在印度、西域却没有被发现过[1][P11]中国却不同，自支谦初译及三种译本出现，所译场所均为吴地或长安等南方，中原地区，经变像便在这些地区随之出现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画维摩诘像及维摩诘经变画有：晋代张墨画维摩诘像[2][P123]，顾恺之瓦官寺画维摩诘像[2][P124]。
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2][P112]由此可知，顾恺之始创的维摩诘形象，因病呈消瘦憔悴之状，并凭几而坐由于书中没提到文殊菩萨的记述，可以推测，这是一幅单独的维摩诘画像继有刘宋陆探微画“阿难维摩图”[2][P127]、刘宋袁倩画“维摩诘变一卷”[2][P128]、梁张僧繇画“维摩诘并二菩萨像”[2][P131]，但这些作品已佚这些记载表明南北朝早期维摩诘经变图在南方很盛行北方至今最早例子为炳灵寺第169窟北壁10号、11号壁画中的维摩像，为印度风格的菩萨型[3]尔后北魏云冈、龙门，西魏天龙山石窟、北齐小南海中窟、北周麦积山127窟等多雕刻或绘制此题材据《历代名画记》卷3两京寺观等画壁条记“安国寺……大佛殿殿内，维摩变吴画”[2][P117]、“定水寺，殿内东壁孙向子画维摩诘，其后屏风临古迹帖亦妙”[2][P118]，《历代名画记》卷3，东京寺观画壁条记载“圣慈寺西北禅院程逊画本行经变、维摩诘并诸功德，杨廷光画”[2][P120]等，可知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地区流行画维摩诘经变莫高窟维摩、文殊坐在屋形龛内南北朝时期，以维摩在帐台中，文殊在华丽的天盖下的形式为多另外，像北魏龙门六狮洞中，出现的屋形龛也较多。
莫高窟维摩身穿中国式服装，是六朝士大夫和隐士们之服装维摩像皆手持麈尾，这也是士大夫们清谈时所使用的工具，被看作知识和教养的象征，这样的维摩图像从南北朝至隋一致隋代莫高窟文殊像手势多表现为单手举于胸前，具体为右手第二、三指竖起，作演说状这种手势在龙门宾阳中洞文殊像开始出现，被认为是文殊特有的印相而南北朝维摩、文殊图像中间一般配置的天女在莫高窟却不见东部地区的云冈石窟中，维摩、文殊像姿势多为双脚自然下垂或单脚下垂作游戏坐姿迁都洛阳后，以端坐的姿势为多西部地区的麦积山两者也是端坐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三期第276窟维摩、文殊姿势为立像，这种姿势还出现在炳灵寺第8窟维摩诘变中，而中原地区却未见有 （二）弥勒上生经变弥勒上生经变见于第416、417、419、423、433、436窟，均属于二期洞窟而绘制的位置也皆为窟顶用汉式宫殿象征兜率天宫，画弥勒菩萨向听众说法及天宫的净土庄严第417、433窟较简单，第419、423窟天宫分别发展为五间及七间大殿、两侧重楼配殿的宫殿形制[4]据《弥勒上生经》记载，弥勒菩萨所住的宫殿：“四角有四宝柱，一一宝柱有百千楼阁，梵摩尼珠以为绞络时诸阁间有百千天女色妙无比，手执乐器”[5][P419]。
可知壁画内容完全一致这种汉式屋形建筑，云冈第12窟前壁东西壁上层弥勒龛等早就出现在敦煌，最早为北凉至北魏的一批石窟，如第275、259、435等窟，弥勒像放置于阙形或屋形宫殿内而西魏、北周的弥勒造像位于在帐形龛内的例子也较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莫高窟隋代弥勒上生经变的主尊多为交脚菩萨像这些特点反映出前期的因素在弥勒菩萨像姿势方面，十六国时期一北魏弥勒造像，交脚弥勒菩萨为最流行的样式6世纪后半叶，弥勒像变化，多出现倚坐菩萨、倚坐佛的新形式，一直流行到隋唐，此后形式固定[4]早期弥勒像多据《观佛三昧经》、《法华经》，雕弥勒菩萨像[6]到了东魏、北齐佛教义学格外发展，北朝三世佛题材变为三佛，三佛一般为释迦—弥勒—阿弥陀或卢舍那—弥勒—阿弥陀像弥勒像姿势为倚坐、半跏、全跏等多样化造像也变成佛像，尤其是北齐境内极为流行倚坐佛像北周境内须弥山第45窟等较多出现倚坐像不过西部西魏、北周更流行倚坐菩萨像莫高窟隋代南北壁说法图中有倚坐菩萨说法图，如第390窟北壁、404窟南壁说法图等这些倚坐菩萨说法像与北周须弥山第45、46窟倚坐菩萨三尊像很相似须弥山第45、46窟在石窟整个方面受长安的影响[7]由此可推测，敦煌隋代倚坐菩萨壁画与长安佛教造像有关系，而且比其他地区还晚。
从经变坐势来看，隋代交脚像继承第275窟等早期莫高窟菩萨像到了初唐，如第329、331窟的弥勒上生经变画为倚坐像唐代弥勒经变大多是上生、下生同绘一图上生、下生同雕在一面或一壁例子在其他地区南北朝时期已多见，如小南海东窟东壁、须弥山第45、46窟倚坐菩萨像、倚坐佛像等因此，隋代莫高窟弥勒经变在坐势演变过程、上生和下生之结合构图等多方面，比其他地区还晚据《历代名画记》卷8《隋董伯仁传》云：“董伯仁，中品上，汝南人也……杂画台阁样《弥勒变》……传于代[2][P133]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记载：“《弥勒变相图》一卷…董伯仁画[8][P812～826]《弥勒上生经》只提到楼台殿阁可以推想，董伯仁所画应属弥勒上生经变，而他画的弥勒变一直影响到后代[9]又云：“董与展同召入隋室[2][P133]可知董系南陈的画家，其在灭陈之后，被召入隋按《隋书》32《经籍志》记载，隋王朝灭陈之后，将陈收集的书法绘画，移至洛阳，并在洛阳建“宝迹台”、“妙楷台”，收藏古代书法名画在陈之世，董伯仁可能画过弥勒上生经变其实，《弥勒上生经》是由沮渠京声在宋代建康翻译的，肯定对南朝弥勒信仰有影响不过正如宿白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南方很早就已流行弥勒下生经[10]，其结果有新昌宝相寺龛像、成都市万佛寺出土弥勒下生经变浮雕作品等。
这些例子说明了当时南方对弥勒下生内容的表现已经十分丰富了而在南方与北朝晚期北方出现，唐初敦煌流行同样的样式，有弥勒上生和下生经合在一起的弥勒经变如成都西安路发现的齐永明八年(490)铭造像，正面为结跏趺坐的弥勒像，背面浮雕出屋形内的交脚弥勒菩萨像而在成都万佛寺出土天和二年(567)倚坐菩萨像、被断代为6世纪前的倚坐佛像等也反映出四川地区南朝的弥勒信仰情况 如上文所述，南北朝时期弥勒交脚像增多，但弥勒上生经变却少中国西部的麦积山至今没有发现该经变画 （三）法华经变第303、276、277、394窟《法华经变·见宝塔品》已见于南北朝第285、428、461等窟，但隋代第303、395窟画《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第419窟、第420窟画《譬喻品》及《序品》除属于一期的303窟之外，其余均为二、三期，换言之，隋统一全国之后新出现上述的经变品南北朝时期盛行雕造或浮雕《见宝塔品》题材，即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到了隋代日益减少的趋势麦积山北周第27窟《见宝塔品》经变较完整、复杂，但其他地区《见宝塔品》造像、经变极为简单，隋代莫高窟该经变仍继承前期特点，画释迦、多宝及菩萨像等《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画于莫高窟第303、420窟。
420窟顶又画《譬喻品》和《序品》隋代莫高窟《观音菩萨普门品》均画于窟顶，构图上都采用横向式，分为上下二层和三层各个情节之间以山石、树木和房屋间隔，保持了画面的相对独立性[11]这种构图方式继承了莫高窟北朝故事画构图形式唐初由于观音信仰流行，依据观音普门品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观音经变，即画面正中绘观音说法像，两侧绘观音救诸苦难和三十三现身而法华经变在唐初已形成完整的巨型结构，它和别的经变一样，以佛及序品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各品的故事情节，构图形式不一[12]《观音菩萨普门品》，至今在南北朝石窟壁画、石窟浮雕上没有发现随着末法思想流行，南北朝末东部地区有活跃的刻经活动其中，虽然河北南响堂山第4窟左、右、前壁、娲皇宫北窟北侧崖面、山东东平县北齐皇建元年(560)经碑等刻有《法华经普门品》，但却没有雕造经变浮雕西部地区麦积山，在这一时期都没有画该经变题材隋代莫高窟绘制该经变应反映出佛教思想、历史背景变化的一面《观音菩萨普门品》的内容最早出自西晋竺法护于286年译的《正法华经》，其二是鸠摩罗什于406年译的《妙法莲华经》，其三是隋代闍那崛多和达摩笈多于601年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最佳，影响力最强。
《观音菩萨普门品》宣扬观世音菩萨显神通力，化现种种身，拯救众人苦难如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即可解脱灾难，求得福业这种佛教思想的魅力，南北朝时期无论是中原，还是江南，都在民间广泛流传着[3]北朝晚期、隋代东部北齐境内阿弥陀净土思想大量流行，引起观音信仰的盛行，多雕造单体观音像等隋代莫高窟三佛多为三世佛，表现《法华经》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由于隋代莫高窟造像组合、题材多反映法华思想，绘观世音普门品也应与法华信仰有密切关联到了唐初，随着敦煌阿弥陀净土思想开始盛行，观音信仰也受此影响如上述，北齐、隋东部地区与阿弥陀净土结合在一起的观世音菩萨信仰，在南方早就有发展在成都发现的造像题材中表现很突出，既有观世音成佛像，也有单身和双身观世音菩萨而南朝与法华经联系的观世音信仰也早就流行，其代表例子有刘宋元嘉二年(425)石刻画像图和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法华经变浮雕造像石后者正面雕双菩萨，菩萨像定名为双观音，并断定其时代为梁普通年间(520-526)[7]这块造像石背面浮雕与425年铭石刻画像图一样皆为《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对了解莫高窟经变画非常重要因为不仅北方还没发现过观音菩萨普门品经变画，而且这些南方经变浮雕具体情节的表现方法与莫高窟隋代经变画有相似之处[14]。
例如“水难图”中的落水人，在水中的飘浮姿态，大致相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得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