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研究 一、引言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更在于它以此为基础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石西方过滤理论和筛选理论都认为，“受教育程度可作为信号供雇主使用，并且有助于将雇员有效地分配到不同岗位Martin. Carnoy，2000）因此，在衡量个体能力的客观标准缺位的人才市场里，高学历常常在就业中占据很大优势，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从事更高地位职业的可能性更大些，创造更高收入的机会也更多些正是由于高等教育与个人职业地位、收入高低的巨大关联性，使其成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改善自身处于弱势者的生存状态，实现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上移的重要渠道因此，高等教育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分层的变化趋势，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思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指出：“人们之所以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取得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门票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差距，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原本是增加低层社会成员收入从而加速阶层流动和晋升的手段，但我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大学学费的不断上涨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成本投入负担；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每况愈下的就业形势又使得各类大学毕业生的收益不如预期所想，甚至是差距很大。
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与收益相对下滑的反差，造成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所特有的“教育致贫”现象，形成低收入家庭举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收益却相对下降，从而减少高等教育投资，然后就导致了愈穷受教育愈少，受教育愈少收入愈少愈穷的恶性循环，如此下去，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高等教育的低收益经过代际传递，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中高阶层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使社会阶层结构比例严重失调，教育本应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平衡器相反却变成了加剧社会不公的加速器因此，低收入家庭所面临的高等教育收益降低的现实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容回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深入分析揭示问题产生的经济原因，对于现阶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现状分析 （一）调查设计高等教育收益的实证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CHIP数据，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所进行的全国调查中的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得到的最具说服力的信息抽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包含了住户成员有关收入、就业、教育、个人特征等方面较为详细的信息CHIP调查在1988年、1995年、2002年和2006年一共进行了4次，现阶段能获得的数据只有3年，从样本数量的角度来考虑，本文选择了2002年的数据来说明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现状。
用于分析的个人样本的工作状态为工作，收入信息没有缺失，其父亲或母亲至少有一方的信息是存在的通过整理和裁减得到的样本共有1248个，这些样本包括了个人及其父母的教育、就业、收入、消费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二）各层次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程度 本文按父亲收入对家庭收入进行分类，以分析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具体方法是首先对父亲的收入水平按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位置在前30%的为高收入家庭，排序位置在后30%的为低收入家庭，中间40%为中等收入家庭，然后找出对应不同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程度分布结果如表（1）所示，高收入家庭子女与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更高，高收入家庭子女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24%，而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分别为9%和7%；进一步地，将大专文化程度加入，可以看到高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59%，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分别为38%和32%）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的是接受了中专教育，比例分别为32%和31%，而高收入家庭子女中专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18%；低收入家庭子女初中文化程度为16%，中收入家庭为12%，而高收入家庭子女初中文化程度为6%，仅仅是中收入家庭的一半。
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不如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三）各层次收入家庭子女毕业后年收入水平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收入家庭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那部分子女的收入状况，结果列示在表（2）中发现两个规律：第一，收入水平存在着代际延续性，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其平均收入仍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第二，无论属于哪一个收入层次，在同一收入层次内，大学毕业子女的收入水平高于高中毕业子女的收入水平，体现了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 （四）各层次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和就业差别 本文利用扩展的明瑟收益方程ln（Y）=a+bS+cX+dX2+∑eiZi+ε对不同收入家庭高中、大学毕业子女收益率进行估计其中∑eiZi为高中毕业学校类型变量、高中学习成绩变量、单位性质变量、性别变量、第一份工作前等待时间变量、父亲收入变量、母亲受教育年限变量需要说明的是，高中毕业学校类型变量、高中学习成绩变量、单位性质变量均被处理为虚拟变量，其中高中毕业学校类型变量以普通学校为参照组，高中学习成绩变量以排名中等及以下为参照组，单位性质变量以非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参照组表（3）的测算结果也是支持低收入家庭存在显著的收入代际传递性，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高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
另外，从就业情况和工作稳定性也可以提供佐证：从表（4）中可以清楚看到，在就业方面，低收入家庭子女找到第一份工作前的等待时间长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比例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而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企业的比例要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但进入企业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是进入了竞争性行业，进入垄断性行业的比例又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同等学历条件下，低收入家庭子女收入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更难获得进入正规单位的机会；在工作的稳定性方面，低收入家庭子女固定或长期合同工的比例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就业相对而言更不稳定因此，就业的差别导致了低收入家庭子女和中高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差别，进而形成低收入在代际中的转移 三、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低原因分析 （一）高等教育成本效益分析 从一般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假设预期收益不变，教育投入越多，收益率就会下降；同理，假设成本既定，收益的减少也会压低教育的收益率 （1）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析高等教育既能够使整个社会获得收益，也能够让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获得收益，按照“谁收益，谁投资”的原则，高等教育的成本是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的。
因此，在总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国家承担的高等教育支出和私人承担的高等教育支出常常是此消彼长的 第一，高等教育政府投入不足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扩招并轨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张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从1998年的108.4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599万人，10年的时间猛增了4倍多，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的增长率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高增长率，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模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一是高等教育政府总投入不足从总量上来看，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是不足的，所谓的总投入不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和一个国家的GDP相比较而言的高等教育事业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可以反映高等教育公共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一般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这一比重越高；相反，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这一比重偏低具体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为2.87%，到2002达到进入新千年以来的最大值3.14%，随后两年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到2004年又回落到2.79%，2005年小幅增加到2.82%，到2007年进一步提高到3.32%。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约8%的速度增长，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总量上也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但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则基本维持在2%~3%之间，并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出现同步增长，一直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4%的水平每个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有高有低，从表（7）可以看到，即便是从同一个国家的纵向比较来看，也有升有降，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大多平均在4%以上较之于世界水平，我国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是偏低的首先，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以我国这一比例最高的年份2002年为例，我国只有3.41%，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标平均水平在1995年就已经达到4.6%见表（8），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与世界平均水平5.2%差距就更大其次，与我国发展基本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亚洲国家比如蒙古、印度和泰国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蒙古始终保持在6%以上，泰国在4%左右，即便是收入水平较低的WEI（世界教育指标）项目国平均也达到了5%，相比之下，我国到2007年也始终没有超过4%的比例再次，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教育经费的公共支出部分更显不足：例如美国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平均维持在5.6%，高出中国近2个百分点，日本为4.3%，也要高出我国1个百分点。
OECD国家在1998年政府教育经费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平均达到5.5%最后，按照学者们测试的人均GDP指标陈良琨教授等曾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测度经济发展层次，以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教育投资水平的衡量标准，通过计量分析计算得出了教育投资的国际水平选择了38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建立数量模型，把1961年至1979年共19年的统计数据，以1980年美元价格计算，通过OLS分析，算出了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总值的比例，即政府教育投资的国际平均水平，得出的结论如表（9）所示按照我国目前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标准，则要求财政性教育经费应该保持在4%以上，而目前这一指标远没有达到上述水平二是高等教育生均投入不足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经费总投入为3634.19亿元，高等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比重达到29.9%按照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占总财政性教育经费的20%-30%的一般比例，从绝对数量来看，高等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相对于高速扩张的办学规模，生均投入变化却不大从表中可以看到，2001年到2005年期间，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增长率远不及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此外，高校扩招十年，高校的人均用人成本至少上涨了一倍也就是说，原来够两个人用的开支，现在只够一个人用了，而且人员开支占了全部支出的50%因此，如果把通胀、工资增加等因素考虑进来，高等教育实际的生均投入是下降的总而言之，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对教育投资的需要看，无论是总投入还是生均投入，政府投入规模相对较小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指标的增长速度总也赶不上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投资的政府公共支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高等教育正常发展的需要 第二，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增加我国普通高校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l998年的383.78亿元增至2008年的2062.46亿元，但国家公共支出占总成本的比重却从1998年的64.16%下降至2008年的47.45%，下降了16.71个百分点，个人和家庭在高等教育中所承担的成本分摊是越来越大了，突出表现在大学学费的增长是突飞猛进，从1996年的1319元，2001年增加到每学年平均3895元，到2004年普通高校学费基本上都在每人每学年5000-8000元不等，较之扩招以前，翻了近两番（曾德鹏，2009）。
从表（10）中可以明显看到，高等教育个。